稍后，八月初，我也去到“我的村子”，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下乡当知青的云南富民一个村子。草场地邮件组是回村者保持交流渠道。以下邮件摘录自我和罗兵所写：
吴（7月9日）
罗兵今天离开草场地回村了。罗兵，去年中国美院毕业，当时他和我说，想来草场地待上一阵。我没有答应，是觉得让他社会上跑跑，看翅膀被折断成什么样，看是否还真有心想继续。今年五月他又来草场地，然后就待在这里，干了两个多月的“垃圾活”：抄录“五月”草场地活动期间讨论录音，给老贾刚剪辑出来的片子整理提供英文翻译的中文字幕，还要给9月要做的比利时影展片子上字幕……罗兵，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现在他真的毕业了，不是从什么美院毕业，是从内心坚强走向自己要奔的目标反省中毕业。今天他带着自己的DV机，还有100盘磁带回自己的湖南农村老家。那个农村老家，他说他自从出外读书就没认真在家待过，父母在外地打工，兄弟和妹妹也在外地工作或读书。现在他要回到村子，回到那间空无一人的老房子，一个人住下，拍自己的村子，也要拍“饥饿”记忆。
现在我这里写着，罗兵正在黑暗中前行的火车上，又是一个走在“返回”路上的年轻人。不管这条路并不平坦和顺利，但至少现在脚在路上。这个世界，如果多有如此的年轻人，我们一定少了很多失望和沮丧。
罗兵（7月17日）
9号晚上离开草场地，现在17号，一个礼拜多点。
我出生的村子叫湖南省茶陵县高陇镇长兴村，以前这个村子属于湘东乡，2003年被高陇镇合并。从学前班到4年级，我都是在这个村中心的小学度过，4年级之后到乡中心的完全小学读5年级，之后转学去了我爸爸的子弟学校……至此，我就长时间的离开了村子，读的是寄宿，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或者半年回家一次。打初中开始学画画，寒暑假都在培训班，在家呆的时间超过一个月的似乎很少也很遥远。这次在家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犹如上次鸟屎不偏不齐砸我头上，非常的罕见和稀奇……
我们这个行政村总共十一个组，我家是二组，叫罗家屋，18户，谭姓最多，还有彭姓，陈姓，许姓，石姓，任姓，罗家屋姓罗的只有两户，除我家之外还有一户。
我从前小学上学路上，要经过的村子有三组落江、四组周家屋，还有五组和六组，除了这几组其它村子我都是陌生的，采访老人时有些村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去。吴老师多次说到“返回”，这个村子对我的感觉犹如分手的恋人，即“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奶奶和我父亲是在这个村子长大，这也是我唯一的家。说到回家，肯定就是回这个地方，除了罗家屋，回家之后自己是基本不会去村其它的地方走走看看，关于这个村里是怎么一回事，我一无所知。
吃完午饭，去一老人家，姓任，76岁，跟我爷爷同岁，也跟我爷爷一样从外地流迁至此，以前家在汨罗，60年到我们这里，正好是饥荒的时候，五七年左右开始在洞庭湖修湖的堤坝，而且祖上也差不多，也是和国民党有关，应该受过很多的迫害，他把他从有记忆开始，也就是4岁一直到70岁整个的人生都写了下来，用手跟我比划，估计有一寸来厚的东西。估计他以前家里不错，算读了不少书的人，写一手好字，在我们这是远近闻名的秀才，过年都帮别人写对联。
我跟他约好明早接着聊，他跟我说现在书上写的关于文革的历史都是假的，他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都经历过，并不是书上写的那么一回事，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很忐忑，不断问我这东西能不能说，能不能拍，我说文革的如果你不能说就算了，但是五八年上下的时间你可以说。我说不仅仅你在说，全国各地都有人跟我在做同样的事情，到时候还要剪辑出来，在北京的一个地方放，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说，一个接一个。
吴（7月18日）
罗兵已经在老家待着了。我喜欢罗兵现在这种状态，从“饥饿”记录开始，慢慢看，自己现在或以后的纪录片道路该怎么延伸下去。
我吃惊在农村依然有人对从前历史记录的害怕，可见曾经的恐怖多么强大，几十年后阴影犹在。但那个姓任的老人，自己还是用写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人生。像贾叔说过的，他老家一个县城老人也这么做。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完全来自民间的记录，发自个人的本能：人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活下来，要记住点什么东西。这些就是历史老人，他们在什么什么计划之前就自己开始做了，没有什么号召鼓励响应之类。像罗兵这样年轻人现在这样开始，我以为就是一种伟大的会师，相距两代的人，在“记住历史”的本能中会合。
逐步地，罗兵会看到曾经发生的历史，在影像记录中，一个个人的叙述慢慢展开。说到一些老人会谈起别的历史时期的事，在他们记忆中，那些历史都是互相连通的，说到“这一段”，必须要联系到“另一段”，就像贾叔的采访中，很多人都会提到“饥饿”时期前的“大跃进”历史，就是“大食堂”开始的原因。我想，如果对方愿意谈，当然应该记录下来，包括文革。我们之前说了，这个“饥饿计划”是这个民间影像档案计划的发端，肯定应该涉及、包括延伸到其它应该记住的历史。现在有机会记录到，应该是时不我待。这些历史老人，真的日子不多了。能够由此提前展开另外一段历史的记录，为什么不呢？这种环境中，有时我们没法那么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做。
罗兵（7月23日）
刚刚来到镇上网吧，9封邮件。
我现在在家采访了11位老人，有的说的具体些，有些说的含糊些。昨天，也就是22号，任老人带我去采访当时六零年当书记的老人，姓贺，现在70多岁，得了冠心病。当我跟他说要拍他，让他讲述六零年“饥饿”的事情的时候他回答说，他那时候出去了，不知道当时的事情。他弟弟走过来说，他们那时候当干部，没饿着，没什么说的。
看他们两兄弟不愿说，老任一转身就跟我说，那时候他没有出去，他离开村子时是六零年以后的事情了，就算他出去了，怎么着也没有去台湾没有去香港吧，只要在中国，饥饿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
他们不愿接受采访，老任又帮我找其他老人，其中有一个以前是地主，不愿说；另外一个老人是从邵东过来的，今年71，过来的原因就是邵东那边没有吃，也是流浪出来的，她父亲、外婆、舅舅、舅母、舅母的孩子都是饿死的，但是她也不记得饿死的亲人的名字是什么，只记得姓。采访老人中，我初恋的外婆都被我给用上了，72岁，她很热情的给我介绍其他老人。
我们村子大体的情况就是饿死的很少，也没有打人的现象，但有斗争，就是上台批斗，但是隔壁县的情况比我们这严重的多，老人们说那时候很多隔壁县的女人逃到我们这边安家，那里实在没东西吃。
采访拍摄中总感觉是浮在面上，没有沉下去，和一个老人聊天的时间长的3个多小时，短的一个小时不到，说来说去总是告诉我他们吃什么，很多时候就到此打住，深入不下去。
吴（7月24日）
罗兵从遥远的湖南株州一个山冲里的镇上网吧发来邮件，报告“饥饿”拍摄。十余天里采访了11个老人，很不错了。不管怎么说，一个重要的开始，关键是罗兵本人脚踏在故乡土地上，第一次认真倾听老人讲本村的历史，自己的故事。我猜想，这些老人，大概从来没有一个年轻人奔到他们面前，还带着摄像机，要听他们讲从前的故事。那些故事尘封已久，深埋心底，但永远没法忘掉。有些人不愿再说，各种原因，也许继续恐惧，也许不愿重提伤心事，也许惶恐（50年过去，突然一个年轻人奔来，要他们开口说，而以前，自己偶尔唠叨两句，会被子孙抱怨：又来了，还是那些陈芝麻旧事。）
不管怎么说，对罗兵这是非常重要的返回的第一步，如果要继续做纪录片，继续和此类有关的事发生关系，或者即使做一个头脑清醒者，这种返回将是未来一笔遗产。以后罗兵会知道的。
我没办法现在给太多建议，其实关键就是安心待下来，静心打量自己的村子和那些老人，自己心静了，自然沉淀在下面的东西就慢慢冒出来了。我在罗兵离开草场地前和他谈，希望他尽可能多拍些，多接触些，对方如果愿意谈“饥饿”，还包括文革，大跃进，都行。即便开始有些粗浅、表面，但以后还要去的，再次拍摄，对方可能会当你做熟人，觉得你很认真，讲述可能就更深更细。因为我们说了，不是一次性就一网打尽，要每年都去，尽可能多去。自己的家乡村子就是自己的根，找到根，脚踩住，路就逐渐展开。
罗兵也够凶猛的，连初恋对象的外婆都用上。还是感慨罗兵这个人，变化如此巨大。想起三年前我在美院上课时初认识的那个罗兵，典型的一个美院艺术男生模样，观念艺术挂在嘴上，说起要拍的一个纪录片，宏大得把我吓一跟头，打算以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片为基点，顺着其曾经拍摄过的中国之地再拍一遍。以后聊天，我常以“罗安东尼奥尼”挖苦他。现在这个“罗安东尼奥尼”还原成“罗兵”，站在自己家乡村子的地上。安东尼奥尼是什么？40年前坐着飞机划过中国上空。现在罗兵，脚立在自己村子之地，是真正的罗兵。我想象着，冬天到来，罗兵再次回到村子，再一个夏天，再次回去……就这么住在村子里，一个正在老去和消失的村子，看着，拍摄着，记录着，思考着，自己和这个村子，和那些还在村子里的人，还有那些记忆……在这个浮躁虚空的时代，大多数人惶惶如丧家之犬，罗兵，正在返回到自己的“根部”。这是我的感慨。如果说，这个“饥饿计划”由此可以让罗兵这样的80后人变化如此，值得！
罗兵（7月25日）
吴老师，说到所谓的坚持，以前听你说过你不喜欢“坚持”这个词，我谈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我一没遇到没饭吃，二没遇到政治压迫，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的发生，跟吃饭，喝水一样，所以谈不上“坚持”。
说到“饥饿计划”，我在09年十月在草场地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当时我说“这个计划太牛B了”，当时我觉得有做的必要，但是去做的人不是我，我也许是个旁观者，看着这个事件的发生就够了。现在我自己在做，我的转变是因为说这件事情有去做的必要，但是全世界没人做，要指定人去做的话，纪录片工作者首当其冲，最后肯定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但这是所有纪录片工作者必须去做的，现在我为能够加入这个计划感到庆幸。
昨天一天没有去采访老人，在帮我姨父家双枪——抢收割、抢插秧。算来算去，至少有8年没有下田了，这次下田肯定不是所谓的体验生活，因为我现在把中国美院新媒体毕业生的这张皮去掉，我就是一个农民，说不定这么一搞，我就从草场地工作人员跳到村民影象计划去了，哈哈，草场地的第二批村民计划。说到下田，现在的收割全部是用收割机，减去了一半的活，但插秧还是手工，面朝黄土背朝天，早上六点多下田，勾着背，弯着腰，一直到晚上快八点收工回家，中午12点到3点在家休息三小时，足足11个小时在田里保持那动作，在中途无数次打退堂鼓“真不该来啊”，到晚上的时候走路都不是自己的腿了，腰疼，肩疼，腿疼，胯疼。吴老师，你天天说坚持，说意志，这活要有人检查半个月一个月的，那我真佩服他能耐，到晚上回家躺着，看见蚊子在肚皮上咬都懒得去打了。说到蚊子，湘妹子辣，湘蚊子也不赖，不咬则矣，咬一口必须痒三天。
现在发现要成为一个名人真简单，我回家10来天功夫，全村的老头老太太估计都知道我了，认识的都知道我是家在罗家屋的，罗三娥的孙儿，不认识的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传说”。我前两天到镇上，一老太太看见我说，你是罗三娥的孙儿吧？我说是。她又说，听说你在家搞采访，采访六零年没吃的事情。我说，你打哪知道的？我又没见过你，也没往远处走。她就笑，说忘记是谁跟她说的，就知道有这么回事了。当然，最后我问了老太太的住址，成了我的采访对象之一了，估计她们组也逃不出我的魔掌了。
说到采访，发现另外一件事就是村里30岁以上没结婚的人很多，一个村就有几十个，有人跟我说这些30岁没结婚的青壮年要孤独终老，因为重男轻女，现在男多女少，男的都娶不上媳妇，现在能娶上的媳妇，女方都是90年上下出生的，男女年龄相差10岁左右，老牛吃嫩草。读书的，稍微优秀的女的都往外嫁了，不愿呆在农村，农村姑娘越来越少。外面的姑娘肯定也不愿进来。没东西吃是件头疼的事情，没炮打头也够疼的。
吴（7月25日）
罗兵继续发来乡村报告，报告的是在田里干活的事。不去采访老人，改下田干活，栽秧，11小时弯腰动作。我觉得好啊，比起只像个什么记者拍摄者那样，端着机子在不同人家串来串去好得多。所以罗兵比我想象得要棒得多，真正脚踩在村子里。想想，有多少从村子里出去读书的年轻人，目的就是永远背朝村子，摆脱农民身份和命运，这几乎就是农民一代又一代人的最大想法。这种命运的挣扎无可厚非，只是到了城市就真的和村子一刀两断了？就和过去、和自己的成长没有关系了？
罗兵，一个想和纪录片有关系，然后到了草场地。我现在对罗兵的愿望就是，首先要返回，就像罗兵之前的同班同学邹雪平，到草场地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乡，回到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子，先拍了自己的娘，现在又拍摄到自己的奶奶、家庭、村子里的其他老人，和“饥饿”有关的回忆（我会在以后的邮件中讲她返回村子后对拍摄创作包括自己带来的变化）。这次，因为“饥饿计划”，草场地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卷入，都返回村子，没有例外。“饥饿计划”是个好的契机，一次动因，开始集体返回，而且不是一两次的什么观念活动，是每年都保持这种返回。就我自己来想草场地，它不是个什么让年轻人变成纪录片导演或者艺术家的地方。是的，也许在这里的人会和纪录片或者剧场创作有关系，但它首先是“成为一个自己”的地方，好办法就是首先学会返回。
吴（7月26日）
在邮件组连着由罗兵说起现在的年轻人走在“返回”路上的意义，还想接着说，意未犹尽。但该怎么继续说，又很犹疑，这是个漫长、且和当下现实很不匹配的话题。只是我觉得很重要，很必要。这些天在想着一个被叫作“民间影像档案”的东西，它的建立主要由年轻人自己动手，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逐渐滚动，为一个公共的、集体的民间影像档案成为现实添砖加瓦。我现在还不清楚这个未来的民间影像档案会成为什么规模，会走向多远，如何传播或被使用，但明白这是眼目下很有必要、时不我待的事情，值得做下去。同时，具体卷入这个“饥饿历史”记录工作中的年轻人应该会收获到自己无法想象的东西。别的不说，就说对自己如何找到根，为自己以后持续下去的纪录片工作必定意义重大。通俗点说，就是脚踩到一块坚硬的石头上。
除了罗兵，还有去年冬天已经回村采访拍摄的李菲菲和邹雪平，三个人现在都在村子里。草场地的年轻人现在都在“饥饿计划”的路上或准备上路中，梦奇是其中一个，她计划去湖北随州一个村子，是她父亲出生以后离开的村子。那个村子有她爷爷和大伯等亲戚，以前她只去过几次，和家里大人一起去的，吃顿饭就离开。返回村子前，梦奇把她在“五月”纪录片工作坊的短片发展剪辑成一个长片初剪，我看过初剪了，和之前的短片比较明显感觉到一种创作推进，一个自我画像、再涉及自己母亲和外婆的三代女人因袭相传的故事。梦奇，一个舞蹈女孩子，一般意义上，能够跳自己喜欢的舞蹈，进而再能创作自己热衷的剧场作品，在现在这个环境中本属难得，但现在，她也决然奔向毫不了解的爷爷的村子，试图从自己爷爷及周围的老人开始记录“饥饿”，这些素材也许不一定在现在正在做的片子用上，但肯定对其以后的意义重大。用我的一句“老人言”——未来无可限量。
另外还有唐志要去河北邯郸自己姥姥的村子，贾晓楠要回去自己老家村子，也在河北。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带着摄像机回到村子，“饥饿记忆”采访是第一步，接下去慢慢寻找自己想要拍摄的题材。
罗兵（7月30日）
今早拍了三位老人，一个今年78岁，问他“饥饿”时状况，他说他那年去外面那个村子烧石灰，一餐4两米，没挨饿。第2个是91岁的老人，叫谭晚苟，是我们村年龄第二高的，他儿媳妇总问我有补助没有，他儿媳今年也60岁了。这个老人精神很好，说话声音很大，但是记忆模糊了，能记得58年炼铁，60年“过难关”，吃糠，吃草，细节的东西记不起来了。村里岁数最大的93岁老人我还没有去，很多人跟我说起他，这老头是“百年孤独”都没他孤独，耳朵完全听不见，儿女都不在家，常年一人在家，没法跟人聊天，没有报纸没有电视，一个人的世界，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需要什么，难熬！
吴（8月2日）
罗兵现在的工作也许很能代表现在80后人回到村子做这个事的状态：一只脚似乎跨进门，另外一只脚还在门外——熟悉与陌生，年轻与年老，现在和过去。很好！这就是现在此刻的现实状态。我越来越体会到，进入记忆，记忆记录是一个目的地，但在抵达这个目的地过程中，伴随无数非常有意思和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说，对罗兵这样的年轻人，记忆本身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行为，思考伴随其中。本身，你们就承担起“记忆者”身份，“去记忆”、“去试图记忆”、“去记忆那些历史老人保存在心底的东西”。听起来，你们不是去记忆你们自己的记忆，是记忆别人的记忆，但我还是认为，这个依然是我们后辈人该承担的记忆，这条记忆之河应该一辈辈人流传下来，但我们知道的原因，它被人为中断了，甚至被篡改被抹杀了；还有我们不知道或者意识不到的原因，就是，那些记忆保存者、包括我们这些后来的应该“被记忆者”也下意识或本能地躲避、绕开、远离这些记忆。
“记忆正在成为一个动词”，这是这些天我不断在想的，简单说，不管现在我们能做到多少，能做到什么，能走多远，这个记忆动作、过程、歪歪斜斜、摇摇晃晃……在明天，也是一个“记忆”。换句话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们在记忆中，也在创造着记忆？
罗兵（8月7日）
在村里快一个月，接触了35位老人，在家里的老人采访的差不多了。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可怜起来的不比杨白劳好。今天去了一个其中一个老人，叫谭理仔，男，今年71，2002年中风，半边瘫痪，两个儿子，大儿子成家，小儿子30多，还单身。中风的头两年大儿子还在家照顾，两年过后，大儿子儿媳都出门打工，就剩老人一个人在家，半步都不能走，整天就是坐在床上。我今天上他家的时候他家大门紧锁，还以为里面没人，走到窗前才发现，他的窗户是打开着的，这扇窗是他唯一能看到外界的口子，每天就是他77岁的哥哥来帮他提桶水，没菜，基本上是用白糖送饭吃。有时候女儿回来给他带点菜，一吃就是好几天，煤炉就在床边，我去的时候只能站在窗口看他，炉上正在蒸饭，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老人是怎么过日子的，怪不得农村孩子多，指望能生出来个照顾自己的。农村，干不了活的时候，儿女不养的时候，就是等死，等着饿死。采访的过程中碰到好几位儿女把母亲或者父亲丢在家里，一年到头没丝毫东西给老人，一个近80岁的来人，就是去捡点稻穗过日子，电灯一年从来不用，因为没钱交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