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草场地邮件组接收人中没有了罗兵。草场地邮件组是自愿加入，每年末有一个惯例是，参与者需要有一个“续订邮件组”动作，意图是让那些觉得不再需要邮件组的人“悄悄自动离开”。2022年罗兵不在“草场地邮件组接收人”名单里，就是说，从2008年算起，待在草场地邮件组14年的罗兵“自动离开”了。
罗兵2013年离开草场地，不过还留在草场地邮件组，变化是，由以前在邮件组汹涌发言成了“声音稀少”，偶尔冒泡，再往后（2015以后）基本是保持石沉大海状。不过依旧还是在年末发来“续订邮件组”邮件，我至少觉得罗兵还是需要和草场地“挂着”。到2021走完最后一天都没有罗兵持续了14年的“续订邮件组”动作，我基本认定，罗兵在我的“创作字典”里可以列入“失踪”名单（2022年“自动离开”草场地邮件组不止罗兵一个，还有和罗兵同属“草场地时期”的王海安，还有“后草场地时期”秦家屯的阿荣、刘晓雷、张苹。）
写罗兵就是为了写草场地的2010年。这一年民间记忆计划开始，对我对草场地都是一种重要转折的开始。罗兵是这个转折开始卷入的其中一人。我想写罗兵和我之间发生的故事，是我觉得其中有某种意味——一个出生和长大背景是一个村子的年轻人，在美院“学艺术”四年始终找不到北，出校门“晃荡一年”（罗兵语），然后到了草场地，与民间记忆计划一起上路回村，在采访老人“三年饥荒”记忆中找到自己的拍片通道，以后三年里做出三部片子……当我觉得罗兵踏实站在自己创作路上时，他却抽身而退，理由是“需要生活”。
所谓罗兵需要的“生活”，后来看到的实现是：和他高中恋爱并等他到28岁的女友结婚，一起开了家水果店，生了儿子，买了车再买了房，然后转手水果店回到湖南老家县城……这是直至2019年我从罗兵那里得知他动态信息要点。
这当然是罗兵自己的生活选择，我没有任何指三道四资格，只是因为罗兵2010年自己来到草场地，想要创作想拍片子，之后就有了跟随民间记忆计划的动作，以后三年里因为回村因为拍片因为剪辑因为继续下去该如何他和我之间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交往，差不多可以算作一条泥泞路上连滚带爬趟过来，然后三年后他抽身离开。即使这属于他的“生活需要”我也没法做到笃定淡定“无话可说”。
我在想，如果我“有话想说”的话应该从哪个角度去说。
2010年和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上路的十多个年轻人，和罗兵一样有一个出生并长大的村子，还有邹雪平、王海安、舒桥等人，相比下来，罗兵的故事可能更意味着“曾心怀创作热情却最终抗不过现实席卷”。我是不是从这方面来讲我和罗兵的故事更有意思？
罗兵是我在杭州中国美院新媒体第三年开课的学生，2008年，他大三，课上闷声，课程作业拍他和在温州打工父亲过年，片子一般，属于课程结束即抛在脑后学生。变化出现在罗兵2008年来草场地参加“五月”活动，其中有我和荷兰导演弗兰克一起主持的纪录片工作坊。这期间的罗兵，显出对纪录片创作的跃跃欲试状。
罗兵这种心情最初出现在“草场地五月工作坊”后回学校他写到草场地邮件组邮件：
（6月26日）
不断的收到草场地的邮件，前段时间一直想回，但是我憋着，因为草场地回来之后回想自己，发现自己思考的一些问题非常的幼稚或是非常的不成熟，而且跟老师辈的交流就不要用嘴说话——大而空，直接拿作品说话省事的多，于是忍忍！
吴老师说“纪录片成为一种职业或者行业、或者手艺或者吃饭的家伙领奖获益的技能之后，就是这个被称作纪录片陈旧腐烂的开始”，我对此套用一个俗气的观点就是，“纪录片开始腐烂了，纪录片的这块土壤也就开始肥沃了，也就能生长出更大更壮的作品。”
从草场地回来，一个大的收获就是弗兰克提醒了我们一直忽略了的对作品的一个态度——诚实。除此之外我还一直思索吴老师给我的一个问题——位置。从草场地回来之后，我对“位置”这两个字非常的敏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词，就我现在理解，“位置”就等同于“存在”，而不是拍摄者的地理位置或拍摄意图。
这是罗兵头次给草场地邮件组写来邮件。第二年，2009年，罗兵继续来草场地参加“五月”活动的纪录片工作坊。之后又是大变，说起纪录片是侃侃而谈模样，他说他的一部纪录片构思把我吓一跳，他谋划着以安东尼奥尼《中国》片子为基点，顺着安东尼奥尼七十年代初曾经拍摄过的中国之地再拍一遍。罗兵这个拍片想法是我六月到中国美院上课时听他说的。罗兵是大四生，不在我的课程中，不过他还是来旁听。
和我说了自己拍片计划的罗兵，他的下一步是毕业离校走向社会。有天他问我，他毕业后想到草场地待上一阵怎么样。这之前已经有比罗兵早两年毕业的谢莉娜在草场地，罗兵的同班同学邹雪平把她拍母亲的课程作业发展成毕业创作，她打算毕业后到草场地想法已经被确认。谢莉娜、邹雪平都是毕业时有纪录片创作，罗兵没有。我当时回答罗兵，最好还是先有片子拍着，然后带着创作到草场地比两手空空更有效果。我这么说有“婉拒”罗兵的意思，表示过“想来草场地待一阵”的人不止罗兵，草场地没办法都满足，当然关键是美院四年的罗兵没有让我看到他在影像创作上的主动出击。
2010年四月，我去杭州中国美院新媒体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上课，已经毕业离校近一年的罗兵有天来课堂，默默坐学生中，课完了他陪我走回我住的宾馆，我和他在宾馆大堂坐聊了一阵。罗兵和我说他毕业后这一年干过“美术考前班”代课、帮开水果店准岳父进货水果等等，非常无聊，折磨人，他说他想拍片创作。
我在24岁罗兵脸上看到明显的疲惫憔悴。我和他说，今年草场地“五月”艺术节，会有新的瑞士纪录片导演来做工作坊，争取来参加吧。
草场地“五月”艺术节，罗兵出现了，背着个双肩包，他是进出草场地“老人”，马上给自己找到了睡觉的铺位。
2010年十天草场地“五月”，瑞士导演瓦丁姆的片子放映以及他主持的工作坊，把之前已经触及的“记忆与记录”创作话题带入更深讨论：我们有那么多记忆被深藏掩埋，我们如何落实到创作实际动作？“民间记忆计划”准备动作在这期间酝酿着。
我注意到这次来到草场地的罗兵是非常投入样子，以之前美院学生身份相比，“进入社会”的罗兵好像有了一种“时不再来”的珍惜感。工作坊最后一天，我走到帮着搬桌椅收拾打扫的罗兵跟前，和他说，你就留下来别走了。罗兵说，真的？那太好了！
罗兵在草场地留下来了。紧跟着“民间记忆计划”（当时叫“饥饿计划”）进入操作讨论。两个月后，七月，上路，愿意加入者自主选择返回村子，罗兵成了第一批回村者的一个。他回的村子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湖南茶陵县高岭镇罗家屋。按我们说好的，在村期间保持邮件写来“回村笔记”，罗兵的回村所遇及所想，陆续通过他的邮件发到草场地邮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