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村子之7:黑漆村的诡异;之8:父亲的“申诉信”
黑漆村的诡异
这个冬天,张苹从她的老家村子里陆续发来“回村笔记”,到现在有15篇了,跟着读下去,一点点触摸张苹正在待着的那个湘南山中村子更多细部。
头次视觉感知张苹的老家村子是2014年初,张苹带了些她刚从老家村子拍的图片给我看,黑白,宽幅,空景为主,她说也采访了她父亲“从前的事”(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那时张苹的身份是画家和写作者,经怂恿,张苹用这些图片及她父亲的采访录音做成片子,在当年草场地五月工作坊放映,之后再修改,完成她的第一部片子,取名《冬天回家》。
这是张苹拐上影像创作之道初始,之后几年就持续下来,每个冬天回到家乡村子,和年迈父母住上两三个月,采访老人过去记忆,拍摄记录山中生活点点滴滴,完成了两部片子,一部叫《土制没药》,一部叫《水中之民》。
由张苹的片子和文字,一步步跟随着进入隐藏湘南山中那个村子,进入这个叫黑漆村的诡异存在:山远密林,雾气笼罩,一条小径时隐时现,某个人影,一只被拴住脚的母鸡,废墟老屋子门板上刻着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古诗……
还有存在于那里的人:忍受人世苦难如今告老还乡并打算终老于此的父亲,跟着父亲受苦多于享福但仍怀有一颗童心的母亲,一个七八十岁的“老表姐”,“地主儿子张”,山上嫁下来的少数民族紫六婆娘……
这些人背后似乎都各有自己一本“鬼故事”(费解,不合逻辑,难以理喻):父亲遗忘了“被整”遭遇,母亲却收藏为平反使用的“申诉信”,“老表姐”儿子把家里一个据说传自清代的石磨一千块就偷偷贱卖出去,“地主儿子张”家庭背景窝囊却活得风流,紫六婆娘努力在想自己的方言……
“诡异”在黑漆村世界,皆是日常所在。张苹正在试图读懂这些诡异。
之14:父亲的“申诉信”
今年冬天,张苹回到湖南老家村子黑漆村拍摄,在家里清理旧物时,无意中发现父亲写的一封“申诉信”,落款时间是1978年9月。张苹在她的“回村笔记”中全文抄录父亲的这封“申诉信”,并附上原件照片。
如此我们得以仔细阅读这封有近40年历史的个人“申诉信”。这是一封以“组织成员”口气写给“组织”的信,所以称“申诉信”,申诉缘由是自己被错打成“右派”,被“错打”原因来自原单位领导之间内斗,并强调,1957年所在单位已经完成“整风反右运动”,并“揪出的四名右派分子,三名反革命分子”,因为内斗,重新进行运动,又“搞出了11名右派集团”,自己就是其中之一。遭致结果,开除党籍,撤职降薪,再到1962年,开除公职,下放原籍村子。
时至1978年,16年后,“申诉信”作者希望组织调查清楚,给自己平反,恢复公职和待遇。
1978年,毛时代结束后第二年,时局巨变,所谓“平反昭雪”浪潮滚滚而来年代,好像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冤要申有案要平。我本人家庭也是其中之一,我父亲从“劳动改造”11年农场回到昆明家中,我自己也“借此春风”从当知青农村考上大学。当时身在湖南永州大山中黑漆村的张苹父亲,也是奋力争取“平反昭雪”一员。
张父所写“申诉信”算是当年申诉材料如大雪纷纷中一朵,目的很直接,“把问题解决掉”,一旦“问题”解决了,所写申诉即完成使命。
如果不是因为回村拍摄,有采访父母及村里其他老人这些动作,我猜想,回村探亲的张苹无意中发现这封近四十年前写的“申诉信”,估计就是浏览下,最多留下点什么感慨,搁朝一边,很快其它事就把那些感慨淹没冲走。
现在的不同是,张苹很认真在阅读它,阅读动作是,拍摄,并原文抄录下来,然后写了笔记,发到邮件组和大家讨论。
仔细看“申诉信”原件,两页信纸,最常见的信签纸,有红线分行,近40年时间过去,信签纸已经变色,有些字迹模糊,还有大约是水渍烟灰之类留下的污迹,以前大概用过订书针装订,订书针去除后,有锈迹。“申诉材料”不多,大概就几页,上述一切痕迹都在确认,这是一个“历史遗物”。
继续阅读这封“申诉信”,开头写到:
“我出身贫农身份。在旧社会,从小帮地主养牛,帮长工。解放后,任过乡武装民兵排长。一九五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再往后,“申诉者”历数自己“属于组织”记录:1954年保送进工厂,当生产班长、团支部书记;1955年当工会主席,评为“一等劳模”,“领了170元劳模费”;1956年“评为四级工,工资43元。”曾经的政治荣誉及经济待遇,俱全。
“申诉信”结尾写到:
“今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大治天下。实现总任务,进行新的长征。请上级调查……给我们受迫害的同志落实一切问题。”
张苹在笔记中感慨,父亲“根红苗正”,一个普通工人,劳模,坚定的共产党员,却落得“被组织迫害”命运,而且向组织“申诉”时继续使用“官话”,这个父亲从来没有怀疑过“组织”,坚信自己被冤枉是遭害于某些“混进组织的坏人”。张苹在笔记中也回忆自己成长时,因父亲习惯使用“官话”教育她而感厌烦,“好像家里有中央台的新闻联播”。
张苹解读父亲“申诉信”中使用的“官话”。“官话”被使用不奇怪,“写给组织”的信自然要用“组织认可的语言”,其实这也是张苹父亲自己认可的“语言途径”。1949年之后开始的“思想整肃”,即使是我父亲那个在“旧社会”度过半辈子人生的人,在他1953年——“新社会”不过开始第四年——写给组织的交代自己历史的“自传”中,也是一样使用“官话”,比如第一句是“我出生一个破产的地主家庭”。
感觉似乎不应该这么简单评论“前辈人父亲”,即便“符合事实”,按所谓“今人标准”去衡量“过去人遭遇”,话说的是“正确”了,但好像没什么大用处。我感兴趣的是,第三年返回老家村子拍摄的张苹,该如何寻找自己作为父亲“申诉信”的最合适阅读者位置?
民间记忆计划促成创作者返回村子,返回“与自己身体有关的位置”,就创作而言,尝试由微观局部展开飞翔翅膀;就历史记忆来说,是由宏大叙事抽身,驻足于切身相关的个人记忆探究。这么来看,张苹在村子老家“阅读父亲申诉信”这个动作,包括阅读过程中被激发而生的认识或想象,会不会是她未来片子创作的“如获至宝”?
还是回到“申诉信”,仔细其中细节。“申诉信”上面的字,张父字体不错,小楷草书一类,有刚劲感,看得出,当时书写很下力,字迹重,即使过了近40年,还留有水浸痕迹,但大部分字迹依然清晰。我猜想是申诉人当时书写时心情所致,很重,压迫,但怀着希望,要努力。
我注意到“申诉信”落款时间“1978年9月”,除记起该时的整个时局巨变,也想到张家具体情形,张苹父亲写该“申诉信”时,其女张苹出生一年多点,刚满周岁不久,也就是说,在张苹还在咿呀学语懵然不知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时,她父亲正在写这份希望为自己平反,把自己重新带回“组织”和“应该有的待遇”中。一个今天我们看来最悲哀的事实是,这个出身、立场和信念都非常正确的工人,一心信任“组织”,却倒霉地成了他最不愿意的“右派分子”。
我比较浮想联翩的是张苹父亲“写信场景”:湖南永州山中黑漆村,村如其名,夜晚深黑如漆,万籁俱寂之时,可能是煤油灯照亮面前一张纸,一个壮汉,心怀巨大冤屈,渴望被组织理解和信任,伏在暗处奋笔疾书,他这个动作的努力方向,也连带着身边熟睡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儿及她的未来。
有了这个联想,我继续遥想此刻身在黑漆村的张苹会如何进入她的拍摄:那张父亲曾经写信的桌子可能还在(或当时家里没桌子,父亲是伏在床沿写的),反正总有一个写字的地方,然后父亲“回到原地”,重忆当时写信动作、心绪等等;母亲呢,父亲写这个东西时,她在做什么?怎么想的?……说到这里,突然想到,“1978年9月”,那个时间的张家三口人此刻都在原地,老房子也在,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重新返回现场”的拍摄呢?
想象打开,有点汹涌澎湃挡不住,感觉“父亲申诉信”似乎可以成为一部影片的“发动机”或“基本原料”,顺势进入,席卷开去,一个乡村的“普通右派分子”如何被制造出来,如何影响一生至全家,而这个人,是父亲。如此,是不是可以成为一条道路,牵引张苹从“五百万右派”大历史脱身,落脚在一个最具体的局部,而此“局部”与自己切身相关。我觉得,这是关乎个人创作之核的寻找和触摸。这么说下去,当厌烦“父辈的官话”,也疲惫于惯性的“宏大叙事”,这是不是张苹作为一个影像作者止住下滑的一个有效动作?
以上是我在草场地邮件组所写读张苹父亲“申诉信”及张苹笔记想法,随后张苹发到邮件组她的“阅读父亲申诉信”续写笔记,其中有一段:
“父亲在写完这封‘汇报材料’后,就带着一岁多的我到了株洲林化厂,一边跑上访的事,一边带着我在厂里长大,一个痛苦的父亲,掩藏内心委屈,要求证自己的‘身份清白’,孩子一无所知,她知道被父亲带大的孩子是幸福的。我得了父亲最多的照顾和爱。那些细节,五岁之前的生活细节,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带我到六岁,我才回村里上了两年学,之后就和母亲回到林化厂,开始了城郊工厂儿童的贫民生活。从农村到城市,村里的小伙伴们可是羡慕嫉妒得很。天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
张苹笔记中写到,除了这封“申诉信”,她还发现父亲保留下来的:一本工作证,一本党员证,两本中国共产党章程,2002年交纳党费收据,两张粮票,面值半斤。
张苹笔记中还写到,她又再次采访父亲,所有的事,“从头说起”。
(写于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