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村子之7：黑漆村的诡异；之8：父亲的“申诉信”
黑漆村的诡异
这个冬天，张苹从她的老家村子里陆续发来“回村笔记”，到现在有15篇了，跟着读下去，一点点触摸张苹正在待着的那个湘南山中村子更多细部。
头次视觉感知张苹的老家村子是2014年初，张苹带了些她刚从老家村子拍的图片给我看，黑白，宽幅，空景为主，她说也采访了她父亲“从前的事”（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那时张苹的身份是画家和写作者，经怂恿，张苹用这些图片及她父亲的采访录音做成片子，在当年草场地五月工作坊放映，之后再修改，完成她的第一部片子，取名《冬天回家》。
这是张苹拐上影像创作之道初始，之后几年就持续下来，每个冬天回到家乡村子，和年迈父母住上两三个月，采访老人过去记忆，拍摄记录山中生活点点滴滴，完成了两部片子，一部叫《土制没药》，一部叫《水中之民》。
由张苹的片子和文字，一步步跟随着进入隐藏湘南山中那个村子，进入这个叫黑漆村的诡异存在：山远密林，雾气笼罩，一条小径时隐时现，某个人影，一只被拴住脚的母鸡，废墟老屋子门板上刻着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古诗……
还有存在于那里的人：忍受人世苦难如今告老还乡并打算终老于此的父亲，跟着父亲受苦多于享福但仍怀有一颗童心的母亲，一个七八十岁的“老表姐”，“地主儿子张”，山上嫁下来的少数民族紫六婆娘……
这些人背后似乎都各有自己一本“鬼故事”（费解，不合逻辑，难以理喻）：父亲遗忘了“被整”遭遇，母亲却收藏为平反使用的“申诉信”，“老表姐”儿子把家里一个据说传自清代的石磨一千块就偷偷贱卖出去，“地主儿子张”家庭背景窝囊却活得风流，紫六婆娘努力在想自己的方言……
“诡异”在黑漆村世界，皆是日常所在。张苹正在试图读懂这些诡异。
之14：父亲的“申诉信”
今年冬天，张苹回到湖南老家村子黑漆村拍摄，在家里清理旧物时，无意中发现父亲写的一封“申诉信”，落款时间是1978年9月。张苹在她的“回村笔记”中全文抄录父亲的这封“申诉信”，并附上原件照片。
如此我们得以仔细阅读这封有近40年历史的个人“申诉信”。这是一封以“组织成员”口气写给“组织”的信，所以称“申诉信”，申诉缘由是自己被错打成“右派”，被“错打”原因来自原单位领导之间内斗，并强调，1957年所在单位已经完成“整风反右运动”，并“揪出的四名右派分子，三名反革命分子”，因为内斗，重新进行运动，又“搞出了11名右派集团”，自己就是其中之一。遭致结果，开除党籍，撤职降薪，再到1962年，开除公职，下放原籍村子。
时至1978年，16年后，“申诉信”作者希望组织调查清楚，给自己平反，恢复公职和待遇。
1978年，毛时代结束后第二年，时局巨变，所谓“平反昭雪”浪潮滚滚而来年代，好像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冤要申有案要平。我本人家庭也是其中之一，我父亲从“劳动改造”11年农场回到昆明家中，我自己也“借此春风”从当知青农村考上大学。当时身在湖南永州大山中黑漆村的张苹父亲，也是奋力争取“平反昭雪”一员。
张父所写“申诉信”算是当年申诉材料如大雪纷纷中一朵，目的很直接，“把问题解决掉”，一旦“问题”解决了，所写申诉即完成使命。
如果不是因为回村拍摄，有采访父母及村里其他老人这些动作，我猜想，回村探亲的张苹无意中发现这封近四十年前写的“申诉信”，估计就是浏览下，最多留下点什么感慨，搁朝一边，很快其它事就把那些感慨淹没冲走。
现在的不同是，张苹很认真在阅读它，阅读动作是，拍摄，并原文抄录下来，然后写了笔记，发到邮件组和大家讨论。
仔细看“申诉信”原件，两页信纸，最常见的信签纸，有红线分行，近40年时间过去，信签纸已经变色，有些字迹模糊，还有大约是水渍烟灰之类留下的污迹，以前大概用过订书针装订，订书针去除后，有锈迹。“申诉材料”不多，大概就几页，上述一切痕迹都在确认，这是一个“历史遗物”。
继续阅读这封“申诉信”，开头写到：
“我出身贫农身份。在旧社会，从小帮地主养牛，帮长工。解放后，任过乡武装民兵排长。一九五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再往后，“申诉者”历数自己“属于组织”记录：1954年保送进工厂，当生产班长、团支部书记；1955年当工会主席，评为“一等劳模”，“领了170元劳模费”；1956年“评为四级工，工资43元。”曾经的政治荣誉及经济待遇，俱全。
“申诉信”结尾写到：
“今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大治天下。实现总任务，进行新的长征。请上级调查……给我们受迫害的同志落实一切问题。”
张苹在笔记中感慨，父亲“根红苗正”，一个普通工人，劳模，坚定的共产党员，却落得“被组织迫害”命运，而且向组织“申诉”时继续使用“官话”，这个父亲从来没有怀疑过“组织”，坚信自己被冤枉是遭害于某些“混进组织的坏人”。张苹在笔记中也回忆自己成长时，因父亲习惯使用“官话”教育她而感厌烦，“好像家里有中央台的新闻联播”。
张苹解读父亲“申诉信”中使用的“官话”。“官话”被使用不奇怪，“写给组织”的信自然要用“组织认可的语言”，其实这也是张苹父亲自己认可的“语言途径”。1949年之后开始的“思想整肃”，即使是我父亲那个在“旧社会”度过半辈子人生的人，在他1953年——“新社会”不过开始第四年——写给组织的交代自己历史的“自传”中，也是一样使用“官话”，比如第一句是“我出生一个破产的地主家庭”。
感觉似乎不应该这么简单评论“前辈人父亲”，即便“符合事实”，按所谓“今人标准”去衡量“过去人遭遇”，话说的是“正确”了，但好像没什么大用处。我感兴趣的是，第三年返回老家村子拍摄的张苹，该如何寻找自己作为父亲“申诉信”的最合适阅读者位置？
民间记忆计划促成创作者返回村子，返回“与自己身体有关的位置”，就创作而言，尝试由微观局部展开飞翔翅膀；就历史记忆来说，是由宏大叙事抽身，驻足于切身相关的个人记忆探究。这么来看，张苹在村子老家“阅读父亲申诉信”这个动作，包括阅读过程中被激发而生的认识或想象，会不会是她未来片子创作的“如获至宝”？
还是回到“申诉信”，仔细其中细节。“申诉信”上面的字，张父字体不错，小楷草书一类，有刚劲感，看得出，当时书写很下力，字迹重，即使过了近40年，还留有水浸痕迹，但大部分字迹依然清晰。我猜想是申诉人当时书写时心情所致，很重，压迫，但怀着希望，要努力。
我注意到“申诉信”落款时间“1978年9月”，除记起该时的整个时局巨变，也想到张家具体情形，张苹父亲写该“申诉信”时，其女张苹出生一年多点，刚满周岁不久，也就是说，在张苹还在咿呀学语懵然不知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时，她父亲正在写这份希望为自己平反，把自己重新带回“组织”和“应该有的待遇”中。一个今天我们看来最悲哀的事实是，这个出身、立场和信念都非常正确的工人，一心信任“组织”，却倒霉地成了他最不愿意的“右派分子”。
我比较浮想联翩的是张苹父亲“写信场景”：湖南永州山中黑漆村，村如其名，夜晚深黑如漆，万籁俱寂之时，可能是煤油灯照亮面前一张纸，一个壮汉，心怀巨大冤屈，渴望被组织理解和信任，伏在暗处奋笔疾书，他这个动作的努力方向，也连带着身边熟睡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儿及她的未来。
有了这个联想，我继续遥想此刻身在黑漆村的张苹会如何进入她的拍摄：那张父亲曾经写信的桌子可能还在（或当时家里没桌子，父亲是伏在床沿写的），反正总有一个写字的地方，然后父亲“回到原地”，重忆当时写信动作、心绪等等；母亲呢，父亲写这个东西时，她在做什么？怎么想的？……说到这里，突然想到，“1978年9月”，那个时间的张家三口人此刻都在原地，老房子也在，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重新返回现场”的拍摄呢？
想象打开，有点汹涌澎湃挡不住，感觉“父亲申诉信”似乎可以成为一部影片的“发动机”或“基本原料”，顺势进入，席卷开去，一个乡村的“普通右派分子”如何被制造出来，如何影响一生至全家，而这个人，是父亲。如此，是不是可以成为一条道路，牵引张苹从“五百万右派”大历史脱身，落脚在一个最具体的局部，而此“局部”与自己切身相关。我觉得，这是关乎个人创作之核的寻找和触摸。这么说下去，当厌烦“父辈的官话”，也疲惫于惯性的“宏大叙事”，这是不是张苹作为一个影像作者止住下滑的一个有效动作？
以上是我在草场地邮件组所写读张苹父亲“申诉信”及张苹笔记想法，随后张苹发到邮件组她的“阅读父亲申诉信”续写笔记，其中有一段：
“父亲在写完这封‘汇报材料’后，就带着一岁多的我到了株洲林化厂，一边跑上访的事，一边带着我在厂里长大，一个痛苦的父亲，掩藏内心委屈，要求证自己的‘身份清白’，孩子一无所知，她知道被父亲带大的孩子是幸福的。我得了父亲最多的照顾和爱。那些细节，五岁之前的生活细节，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带我到六岁，我才回村里上了两年学，之后就和母亲回到林化厂，开始了城郊工厂儿童的贫民生活。从农村到城市，村里的小伙伴们可是羡慕嫉妒得很。天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
张苹笔记中写到，除了这封“申诉信”，她还发现父亲保留下来的：一本工作证，一本党员证，两本中国共产党章程，2002年交纳党费收据，两张粮票，面值半斤。
张苹笔记中还写到，她又再次采访父亲，所有的事，“从头说起”。
（写于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