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在村子，是一个照亮的过程。“照亮”是指心灵意识上的一种“打通”。我的体验是，有这样的“照亮”，首先是回村者“被照亮”。
2010年民间记忆计划开始，我是当时10多个参与者之一，参与即从“回村”上路，回去的是“跟自己有关的村子”。回村者大部分是80后，他们大部分回去的是自己出生并长大的村子。我1956年出生，出生地昆明，我选择返回的村子是70年代中期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的蒣谷地，出昆明有60多公里，当时属富民县款庄公社。1974年我下乡在那里，四年，直到1978年高考恢复得机会考大学离开。
30多年后我重新落脚这个村子，突然有种18岁青春重新返回感觉：第一次挑粪砍柴，三、四年级孩子挤一起的教室当老师，煤油灯下写铿锵诗歌，把初恋谈成革命友谊……为什么有那样的日子？青春往事倒带中我一个个找村里老人回忆“三年饥饿”。
村里很多老人一听我说要“款款”（云南话“聊聊”）从前的事，都会连说“我不会说话”，我理解的云南人，不是恐惧而拒绝，是害羞而害怕，不敢“正式说话”，只要随便放松待一阵，再把摄像机支起来采访都没多大问题。
高家村的倪美兰大妈是一个例外，她是主动找我，我从前在村里当老师时，她儿子我教过，她叫我吴老师，问我：你回来村里和老人照相，还尽都是在摆古（讲以前的事），整了做哪样用？我告诉她采访了做什么用，再问她愿不愿也说下，她马上说好嘛。
倪大妈带我去她家，摄像机在她面前支好，她第一句话是：那我就从五八年讲了。然后一直讲到1961年，没有停顿。倪大妈回忆当时“吃伙食团”时，她偷吃一棵莲花白被罚六天不得吃饭，为了少两张嘴吃饭她爹妈被毒死……听得我脊背发凉。
回忆讲述中，倪大妈重复感慨最多的一句是：“那种日子过得眼泪淌，过下来不简单啊！”
我问倪大妈这些事有没有和她后代人讲，她说：“娃娃说我是讲‘古典’（传说），不信。还说，你们那个时候的人成不得器（没本事）。”
我问她跟我讲了以后心情怎么样，倪大妈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人来问问我以前的事，讲讲我心里还是高兴。”
倪大妈，村里这么一个主动找我采访的老人，对我2010年回村是一种特殊意义的照亮。
三年后，2013年初，我回去另一个村子，是我父亲出生的四川合江县连石滩。这个长江边村子和我父亲的关系是，1913年他出生在这里，13岁随在外谋职父亲离开，读书从军负伤逃窜等等一系列人生打击挫败后再度返回，年35；隔五年后，1953年，他四十岁，土改浪潮中他以近似潜逃方式离开，以后至死再无返回。
因为我父亲，这个村子“跟我有关”，最早属于“籍贯”，填各种表格必须填到，长大变成一个阴影，代表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父亲言谈时提到，代称是“四川乡下老家”，具体名字不知。1993年底，我父亲去世五年，我打算继续80年代初就动手但始终没有完成的“父亲写作”（我读了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备受刺激，“新新闻写作”让我在写作隧道中看到亮光），我野心勃勃打算把我父亲故事写成新版“冷血”。
这就是1993年我第一次回到我父亲的四川出生地连石滩直接原因，头次见到还存活在世的吴家长辈及亲戚，坐在曾经“吴家大院”如今破败如废墟的祖籍旧居前，听吴家后人回忆以前吴家的显赫……离开后吭哧吭哧写了几个月，心情由亢奋到颓丧，终于觉得自己在制造一堆文字垃圾，放弃。
再隔20年，2013年，我再次返回我父亲四川合江那个村子连石滩，这次返回和20年前最重要的不一样是，我和民间记忆计划共行三年，我不再是20年前那个“为作品瞪大眼睛的寻宝人”，我心态放松并开阔地走在一条“返回即寻找”之路，“返回”即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寻找”即采访所有村里还健在的老人，回忆涉及：土改，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如此方式下，寻找摸索并感悟的，不仅只是我父亲及吴家历史，也包括环绕四周的“社会和人”，一棵植物如何在一种环境中长成。
我离开村子后，写作三个月，书初稿完成，之后做出一个剧场表演，再之后剪出片子。从书到剧场，再到片子，名字都叫《调查父亲》，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构成。纠缠我30年的“父亲创作”终于脱手。
这又是我的一次被“照亮”，也是发生在民间记忆计划参与中。采访记录老人记忆，创作伴随其间，一种“艺术与社会通道打通”尝试，对我这个挣扎于“创作究竟为何”困惑茫然漩涡之人，是终于脚踩上一块石头感觉，结结实实站住了。
上篇写我的被“照亮”，落脚在村子现实，意识打通，或说对现实的认知提升。但凡踏入村子现实，落脚中国社会如此基本现实（我就不用“底层”“严酷”这些带情绪形容词），想不“认知提升”都难。
想起我18岁中学毕业下乡当知青，被卷入时代潮流推到农村。毛时代的城里生活好不到哪里，供给制下什么都是定量供应，不管怎么样，有家挡风有学校庇护，基本还是“无忧无虑青少年度过”。18岁学校门出来一步跨到农村，立即狠狠被“现实石头砸在脑门上”，学做各种农活，砍柴做饭，算计一年口粮，随口粗俗调笑，男女语言调戏（甚至动手），非常人生课，真的是“被教育”。离开那个村子多少年后，我是怀着一种感激心情想那段日子，我判断我现在之所以成为这么个人，一定和18-22岁的四年农村有必然关系。
当然那是一种“被迫教育”，是被推到现实泥坑里再被闷头大棒后的反省所得，太暴力了，能避免就避免吧，一个人18岁人生刚开始，我那代人多少正待开放花朵就这么被生生掐下，所以我不能愚蠢到因为自己“有所得”就去赞美那个时代。这属于我的人生体验，
总之我和农村的故事是，18岁“被推到村子”，54岁主动回到村子，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被“照亮”。
回到“照亮”与“创作”正题，这种被“照亮”属于个人体验，作用于创作中逐渐生效，而且还积蓄于心，越往后越生发出效用。这是我的个人案例，我想尽可能不强人所难地与人分享交流（当然首先是在这个邮件组），看看今年第一次回村的西美学生郝永博、危佳乐、张志远，是否可以继续思考自己的被“照亮”，也包括之前回村、现在还在（打算）回村的作者保持思考（比如小博离开村子后继续写来的几篇“追加思考”笔记，就非常不错）。
“思考落地”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与“被照亮”异曲同工。顺着说下去，也是这篇“照亮”续篇写下去的要点，有被“照亮”，接下去就可能发生涉及他人的“照亮”。我在云南村子时那个主动走近我采访镜头的倪美兰大妈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人来问问我以前的事，讲讲我心里还是高兴。”类似倪大妈这样“讲出从前经历有舒畅透亮感”，民间记忆计划中有不少例子。
顺着说还可能发生的“主动照亮”，民间记忆计划进行到第二年，有回村者带村里孩子行动，采访爷爷奶奶和其他老人，由此波及牵动更多回村者，在各自村子带孩子参与，采访老人，学习拍摄，建图书室……这种主动发生的“照亮”延至民间记忆计划的第八年到第十年（最近三年），在梦奇那边成为：孩子拍短片，学舞蹈和画画，给老人画肖像，并把老人肖像画到村里墙上，计划建立村子公共空间……
因为“被照亮”，再发生“主动照亮”，由此延展出可无限展开想象的照亮。
第一篇以我的回村例子谈“被照亮”，第二篇写到回村者带给村子现实的“照亮”，这样的“照亮”中，回村者也会“再被照亮”感。如此，可成这么循环互动过程：被照亮→照亮→被照亮……
接着要讨论下去的是，“照亮”带来的是什么呢？回村者即创作者，从这个身体位置来看，脚踩在村子现实，照亮带来思考，思考催生出创作。
2019年，民间记忆计划进入第十个实践年头，有不少值得谈的回村者案例，有从始至今10年持续回村创作不断提升者，有曾回村中断后再返回找到创作新起点之人，也有最近几年动身回村创作尚在迷雾沼泽状态新人，各种“照亮”与“被照亮”，以及有价值的的思考可寻。
这也是我从前年到今年写“阅读村子”笔记动机，既是以此方式与回村者同行，也是自我思考的一种磨砺。
去年“阅读村子”中，有新发现，梦奇在回村笔记中写到被采访老人：“失忆”“因记忆而留存的恐惧”“失忆+恐惧”转化为“遗迹”。
我的跟随讨论是：记忆→恐惧→废墟。这么想的思路是，恐惧吞噬灵魂，努力忘却及阻止记忆后果，变为思维废墟。今日乡村荒芜枯寂呈废墟已属铁板事实，顺着推论下去，“记忆废墟”+“现实废墟”，可以构成我们对“废墟当下”的认知：一个奇葩丛生的“厉害的国”。
之前说过，“废墟发现”不稀奇，挑战的是如何面对废墟。常见的：吐口水咒骂反对批判深揭猛批……这些动作已经做得筋疲力尽依然没什么效果时，必须考虑换动作，不然很可能自己都变成废墟一部分。
去年的回村动作讨论中，话题延展到：是不是可以跳到“废墟”对面，试着去建立一个新的可能。讨论带出的动作是，梦奇在村里与方红给老人肖像，再把老人肖像画到村里墙上，称之为“梦想墙”，与遗留在村里的政治宣传“只有……才能……”“没有……就没有……”的“标语墙”对峙而立，村里新一代画墙者方红，与梦想墙成为村里新的景观。
转换为梦奇的影像创作，也即她2017年的“47公里斯芬克斯”和2018年的“47公里的窗”两部片子。
这样的“建立”行动继续下去，就延至为今年梦奇在村子里带着孩子们为一个未来的村子空间描绘蓝田，并一点点将空间从蓝图转换到“梦想落地”，这是一种“未来种植”之努力，关键的是，这种努力行动，是产生在“废墟”思考认识之后，所谓思考有了“后续”，不再只是那种“为思考而思考”。从这点来看，“未来种植”也是创作，也是作品，甚至内涵远大于一部片子。
梦奇的个案是一个持续回村10年之人，以此为例是想说明，一个村子即一口现实之井，挖掘下去，汩汩冒出之滋养创作/创造源泉在意料或想象之外。至于别的回村者，我想各人所回村子及方式都各不一样，故事和体验自然各异，创作寻找也应该各有志趣追求。
回到陕南老家村子的胡涛，第三部片子《偷羞子》和当时还在学校当学生时做的前两部片子不一样，成熟度表现在从“村子的一般现实”切入到“家族悲剧命运沿袭”，具有一种思考的锋刃力度。
（写于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