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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Wenguang’s Film Notes 75: Notes on Missing People: Xie Lina

25 August 2022


谢莉娜是我在杭州中国美院新媒体系上课第一个做出纪录长片学生,毕业后直接空降草场地“奔纪录片”,三年后两手空空(创作)离开草场地,于她于我都会是一个抹不掉的印记。“失踪者笔记”往下写会陆续出来不少我在美院上课和草场地因为“投奔纪录片”遇上之人,谢莉娜两样兼有,我要探究“失踪”之肇因,谢莉娜首当其冲,不得不写。

“不得不写”透露着我是有打算绕开谢莉娜心思的,原因是,谢曾是我“美院纪录片开课第一个引以为骄傲的纪录片学生”,在她之后,又有更多美院(天津美院、西安美院)更多学生奔向纪录片。谢莉娜美院毕业在草场地待三年(2007-2010),这期间是草场地“纪录片最热闹”时,寻找“失踪事故”的话,谢莉娜确实“不得不写”。我“不得不写”谢莉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谢莉娜离开草场地的2010年,正是我以及草场地的“转折之年”——民间记忆计划开始,谢离开草场地是五月,民间记忆计划启动是两个月后,“最前头的人在走出密林前倒下”。

我最早见到谢莉娜是2006年我去杭州中国美院新媒体系开纪录片课上,她是20多个上课大三学生之一。中国美院是我去天津美院开纪录片课后第二个美院,2006年是第一年。谢莉娜是那种“外冷”(裹着厚厚的壳)“燃烧只发生在内心”(对此认知是和她熟悉了之后),开初课上的谢莉娜在我眼里完全被忽略,后来她在20多个学生中凸显是她拍的课程作业,一个短片,拍自家亲戚的一个老人,一个每天日子从床到饭桌之间度过的90岁老太太,伴随着是这个老人躺在床上的往事回忆,片子取名《香婆》。片子在结课放映中被重点讨论,我第一次看到谢莉娜脸上的神采奕奕。

好像我就把《香婆》安排在草场地“五月”艺术节的“青年短片”单元放映,谢莉娜也来草场地。这期间我和谢莉娜有了更多交谈,她和我说,明年她大四,打算毕业创作拍纪录片,拍的对象是她母亲。

次年,2007年四月我第二次去中国美院开课,谢莉娜在做她片子的初剪,我看了最初剪辑,感觉“底色”不错,一个下岗中年女性的“人生打发”。只是作者谢把自己母亲当作一个“客观对象”(似乎因为拍片才认识的人)来拍摄,舍弃了最重要的“和作者之间关系/故事”。我建议谢莉娜带着初剪去草场地,参加纪录片工作坊,同时也继续剪辑。之后谢到草场地,待了一个多月,完成了她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剪辑,取名《妈妈》。片子在当年草场地“交叉艺术节”的“新片展映”单元中放映。

我在“交叉”节目手册中写短评介绍谢莉娜的片子:

谢莉娜的《妈妈》进入的生活现场是“家里”,南昌城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老房子,一个失去丈夫又下岗的中年妇女是这个老房子的主人,也是镜头中的主要对象,在这个黯淡急促的家庭空间里,发生着最为日常琐碎的生活,做饭吃喝电视,追赶耗子,当然也包括无限多的对日子的抱怨和期待。还不止于此,这个女人除了对女儿的爱之外,仅存的最大热爱是国标舞,这是她贫困单调生活中想象和美可以寄托的唯一。当她在狭小的家里和虚拟的舞伴练习和展示她的国标舞姿时,犹如一只鸟在飞翔。站在摄像机后面,完成这一切注视的,是片中主角的女儿。

2007年夏天,从中国美院新媒体系毕业的谢莉娜水到渠成落地草场地。所谓“水到渠成”,意思就是瓜熟蒂落。首先是谢莉娜的毕业创作《妈妈》做得很有成效,她创作瞄准从自己最切身的私人处境(与自己单亲母亲相依为命厮守)出发,铺开的是一种挣扎女性命运并蕴含作者自己作为“挣扎女性”后代的不甘与面对。我想象着,谢莉娜继续创作拍摄下去的话,会有令人羡慕的路途展开(我经常会想,如果我20岁出头有一个出手不错的作品、并再有一个不错的环境待着,创作路必定会宽广深远),但如果“流放社会”(依惯性被人生潮流裹挟)的话,谢的创作基本乐观不起来。

草场地是不是可以成为有心继续拍片年轻人如谢莉娜的创作摇篮呢?

谢莉娜之前,草场地出过宋田的创作先例,谢的不一样是,她是我在美院开纪录片出来的学生,我在美院的课程会继续,陆续会有更多有心拍片创作的年轻人出来。再有,当时草场地存在有两年,每年“五月”和“交叉”春秋两次艺术活动,不少有心创作的年轻人和学生出出进进,常见现象是,在草场地期间个个谈艺术谈创作热火朝天踌躇满志,但离开后就音信全无,等到下一次“五月”或“交叉”,那些“老面孔”又在草场地重新浮出来,并携带着其他“新面孔”又陷入新一轮“激情满腔”。

草场地存在应该有什么价值呢?

每年草场地艺术活动也卷入其中的老朋友戏剧导演老田(戈兵)给草场地取了个点穴名字,叫“艺术病人战地医院”,意思是,那些被残酷现实折磨得遍体鳞伤但还残存“艺术之心”年轻人,每年候鸟一样聚到草场地取暖互慰喘息疗伤。

“艺术病人战地医院”,老田这么定义草场地实在是太讽刺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肯定不应该如此。于是一个叫作“创作驻站”的想法就出来,接受有心创作并已经有创作出手的年轻人“驻站草场地”专注安心创作。之前已经有宋田、奥黛的“非正式驻站者”(管吃不管住),到了谢莉娜,成了第一个正式“草场地驻站者”,吃住草场地,有少许生活补贴,除自己创作,也帮着草场地做事。

谢莉娜就这样在草场地住下来并一待三年,除了春节回家和母亲过年,她的所有时间都在草场地。我现在回想那三年谢莉娜在草场地什么样,她做了很多事,每年的“五月”和“交叉”艺术活动的海报、节目手册、包括特制T恤都是她设计的,活动期间管放映、工作坊讨论安排,还有活动记录的拍摄等等;村民影像那些村民作者没法自己操作的上字幕(中文和英文),谢莉娜也是帮着做的人之一。

但是谢莉娜的第二部片子创作毫无进展。我看得出她对此焦虑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迈出“第二部”创作。我也没有主意。我自己片子创作在2005年之后五年里也是深陷泥潭之人,我的创作一筹莫展。我的自我解决之道是埋头村民做片子的新鲜生动实验中,对谢莉娜我不知道该怎么伸手拉她。

2010年夏天,一条创作自救尝试之路打开,每个人返回自己村子,从采访村民“三年饥荒”记忆开始动作,过程中寻找创作生机,这就是民间记忆计划最初上路。我和十多个年轻人与学生(我自称“艺术老病人”,他们是“艺术新患者”)为自救走上这条路。

但谢莉娜不在其中,两个月前她离开了草场地。

谢莉娜的“失踪”故事属于哪一类呢?满心欢喜和希望挖土播种,结果是“风吹雨打花残叶落”,谢莉娜花开最早,“消失”也首当其冲。写谢莉娜就必须面对我当时“个人影像创作理念在美院播种”被挫败事实,要面对的还有我曾经兴致勃勃于“自由影像在草场地热闹搭台五年”的假高潮症状。那就面对吧,既然“失踪”并非孤案,差不多可以算作我们这个环境中的“社会症”。也就是说,“失踪”与当事者——失踪者本人有关,我这个“间接肇事者”也摆不脱关系——我们似乎都在同一处密林中陷入迷茫,在同一个河流旋涡中被席卷——环绕在我们周围是不是有一个“百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