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August 2022
2008年十月，草场地“交叉艺术节”开始，王洪军再来草场地，他带来新拍的素材，“交叉”活动后他待在草场地剪辑。年末，片子出来了，片名定为《贾医生的100个病人》。以下是我看片后写的笔记：
王洪军拍“诊所”的片子出来了，和夏天看的初剪相比，不变是镜头机位和景别，依然固执“一个机位一个景别到底”，变的只是，时间被拉长了，进出的人（男女年龄身份）增多了，相应的，病症麻烦故事也增多了，意味深长的味道更浓厚了。
我们知道的，王洪军的镜头是固定的（从王确认他的摄像机放置在墙上一个板子上），真的等于“墙上一只眼”，一动不动目击无数进出“眼中”一切。本来，按一个患者心理，“病”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看病”也是迫不得已去面见一个不得不见之人，就是那个医生，但仅限于该人，但在这个县城诊所的现实却是，门诊室并非一个“隐私之地”，而是“一人看病众人围观”的公共场所。比如，一个妇女在陈述她的月经问题时，一个等待就诊的男人在她身后做着治疗肩周炎之类的胳膊伸展运动；一个男人在做手指针刺放血治疗时，一脸痛苦难忍表情，旁边等候就诊一群人，表情各异：跟着呲牙咧嘴，捂眼不敢看，或嘻嘻哈哈；某病人陈述完病情后，旁边的人（大部分应该互相不认识）七嘴八舌献计献策该吃或不吃什么药，个个都是广东老军医。有人的地方就有聊的，人多话题更多更杂，一个中国式的公共空间自然而生，开始说的和病有关的，之后是无关的，包括诊所主人贾医生也是积极参与者（甚至有时还充当话题引头者推助者），各种街谈巷议飘荡在狭小诊所里，比如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即将开幕的奥运会，本县一些官员传染一样得了胃癌，病因分析为：都是喝酒喝出来的……2008年夏天及之后的几个月，中国某县城某诊所里所发生的治疗与被治疗、以及连带出来种种庸常和琐碎，我们最司空见惯的县镇生活中的人们，被一个极端画面固定下来，成为一种舞台人生。
是人都惧怕到医院（迎接新生儿大概除外），但不得不去时强者也变成弱者，大人也都像婴儿，所以我们这些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看待医生如上帝，希望他们尽可能快帮我们脱离病痛脱离死神脱离这个味道和空气永远不想再闻到的地方。我继续想病人面对医生的心情，希望医生尽可能对自己耐心些温柔些问得多些答复得多些当然最好坚定地告诉你没事。我们为什么对医生那么一往情深即便我们失望那么多次？现实就是，身上的病痛和麻烦和危机，除了医院我们哪儿也去不了。还有就是，身上的病痛和危机伴随的是心理的麻烦，身边亲人朋友千篇一律的安慰不起什么作用，需要医生来充当心理治疗者。我们不信上帝没有宗教，躲不过病痛时只有寄希望于医生。
所以这就是王洪军这个正在拍摄中的片子意义所在。镜头是一个窗口，那些病人都涌到这里，陈述展示裸露身上和心里所有的痛苦难受悲伤麻烦，医生就是他们唯一的垃圾桶，接收所有倾倒而来的各种痛苦垃圾。以后，这个片子完成后，那些坐在银幕面前的观众也将代替画面中的医生充当一次垃圾接收器。一个固定的单一镜头到底（可能1小时、2小时甚至3小时），一个狭小的窗口望过去，那些进入这里的所有痛苦中人。病体从面前的单个延伸开来，扩展到他（她）的背后，家庭，社区，一个县城，一个国家。虽然是一个狭小窗口，依然还是个广大的人生剧场，比我看过的众多牛逼作品要精彩得多。
大概是这个原因，医院往往会是纪录片镜头的“社会症结”指向。美国的纪录片导演怀斯曼70年代拍过一部著名的纪录片，片名即《医院》。国内的纪录片此类题材我看过的有汪浩的《儿科》和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两部片子我都很喜欢。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近4小时长度，故事源自甘肃一个乡镇小诊所，那里的人也一样把身体的、心里的痛苦麻烦倾倒在那个昏暗简陋小屋子里，而且居然都被盛下了。诊所化身为贫瘠乡民的苦痛容器，“马大夫”成了他们的另一个上帝。
和这些“捅向医院内部”的纪录片区别是，王洪军的《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手法更直接单纯，一个单一固定的镜头，通向的是“社会的胃部”。之前我提到王的拍摄比喻他的镜头如“穿透社会的一个胃镜”。我没有做过胃镜（谢天谢地），但听说过做的方式，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家伙从口入，穿过喉咙、气管肠子之类，直抵胃部……听起来都痉挛。但胃镜这个家伙依然不动声色冷冰冰地穿入，残酷而必需。这就是那种看似简单没有“影像艺术技法”的力量。其实这也是我抓着王的拍摄死磕原因之一，一个始终待在自己的县城里，“胃镜”一样透视这个中国最基本的城镇个体，用无数作品来试图穷尽它和它的人们的存在方式，尽管完全可能徒劳但肯定有效。
说到这里，我想起视觉艺术家汪建伟90年代中期拍的一部名字叫《生产》的片子，拍自成都一家茶馆，街谈巷议“摆龙门阵”飞翔在茶馆空间。我从纪实角度想这部片子名字该叫“茶馆”，但艺术家汪取名“生产”，按其所说，立意在：言谈如何在一个社会空间中被“生产”的。我明白了，汪建伟强调的观念而非纪实。从看到汪建伟这个《生产》片子起，我就很有兴趣于观念艺术如何激活真实影像，让始终龟缩在传统纪实的纪录片产生出无限飞翔的可能。王洪军的这部片子是否可列为一例？
王洪军，80版人，寡言，使暗劲，可类比县城闷骚文青，高中时喜欢电影，高考未遂，当兵两年，凭父亲的县城小工厂所赚，去了南京的艺术学院和北京的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影视。在王洪军继续拍摄和剪辑这个片子期间，包括片子完成之后，和王说了很多话，并且由这个片子扯到王以后的拍片方式，焦点集中到：王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县城人”，始终待在那个金湖县城一直拍下去，没有终止期拍下去。这个话题引起是王谈到这个片子完了后他想把这种“诊所拍摄”用到“婚礼相馆”“律师事务所”“结婚离婚办事处”等场所，王说县城他很熟，这种地方很容易就有。我和王兴奋谈到，这样一部一部片子拍下去，可能就是一种“场所+真实+观念+装置”实验影像。如何保证这种“看不到福利好处”影像创作的路子我们也谈到了，王说他父母开着个小工厂，他可以帮着父母做些进货送货的事来保证自己的生活。当然这么做的前提必须是，王应该放弃到南京上海北京“发展艺术”念头，也就是要和绝大部分追求艺术年轻人走相反的路，踏踏实实活在县城里。这么走下去的话，也许以后会有一个影像作者之“例外”出现。我和王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引用了一些曾经离开所谓艺术潮流艺术家作为“先驱例子”，比如画家塞尚作家普鲁斯特等。我记得说到最后，我还有些冲动说到，为什么在现如今年轻人生活潮流中不可以出现一个例外呢？
当然这些话说过包括现在写下来时，我已经觉出自己的天真和单相思，我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让一个80版年轻人孤独死守县城呢？
王洪军是个寡言的人，我说得多，不过我记得他说了，在南京或北京还是不如在老家踏实。
以上文字写于2008年11月。提前交代，《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是王洪军的第一部片子，也是最后一部。
王洪军和他片子《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故事的后续是：
后续1：2009年，《贾医生的100个病人》完成后次年，王洪军陆续收到各地影展回音。国内：入选2009年云之南影像展、广州摄影双年展“纪录片单元”、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纪录片论坛”。国外：入选：坦佩雷电影节（芬兰）、温哥华电影节、巴塞罗那电影节、布拉格纪录片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旧金山电影节、尼翁真实影像电影节。
其中有一个插曲，片子入选布拉格的电影节是9月，之后也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后者是国际上“名气大”的纪录片电影节，时间是年底12月。王洪军告诉我，阿姆斯特丹那个节和他说，他们想把王的片子选到“国际竞赛单元”，但该单元规定入选片必须是“国际首映”，如果这个片子之前要在捷克参展，就只能放到其它非竞赛单元。王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答应了捷克的电影节，就跟订婚一样，即便那个电影节没有阿姆斯特丹的名气大，你说该不该随便就退婚。王同意。
后续2：也是在2009年，以播放“艺术影片”著名的Arte电视台（法语区）联系王，想购买王片播映。王问我意见，我说当然好事，事成了，你手里有钱更可以安心待在县城拍片了。不知道这个事以后结果如何，估计没成。
后续3：2010年以后，我越来越少得到王洪军的消息，我知道他还待在老家金湖县城里，但是否继续拍摄不详。偶尔收到邮件，似乎情绪不佳，原因不明。
有一次邮件他写到：“我现在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做副总，每天做一些傻逼的事，见一些傻逼的人，喝一些傻逼的酒，都变成了傻逼了。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我邮件回复他：“洪军啊，我还正想在邮件组中谈到你，说你正在做‘一个县城记录片人’，你的一连串傻逼词弄得我无话。你的‘100个病人’片子出来时，我说过搞不好你也可能是第101个病人。见傻逼人喝傻逼酒不是问题，感觉难受才不至于彻底傻逼。”
我隐约感觉，县城生活好像把王打垮了。中国的县城日子，既无都市那种令人寝食难安刺激，又接不上乡村自然地气，所谓集庸常琐碎之大成。王洪军成在县城，可能也败于此。
后续4：2010年夏民间记忆计划在草场地发起，我当时脑子里蹦出若干“最合适卷入之人”，其中就有王洪军，他和我说过他的老家村子距县城七八公里，来回方便。我当时分析王洪军拍完“贾医生”后也成“艺术病人”之病因，和从前众多“艺术患者”一样病因出自没有“创作根基”，或许“回村采访记忆寻找创作”的民间记忆计划会适合王洪军。我和王洪军邮件说了这事，他回了我但明显是应付了事。以后再无消息。
后续5：2011年11月初，在南京见到很久没有消息的王洪军。我和草场地四个纪录片作者（章梦奇、邹雪平、罗兵、李新民）去参加中国独立影像展，他们四人在民间记忆计划中完成的片子在影展放映。王洪军专程从金湖赶来南京，给我带来一条“中华烟”。王依然寡言，闷闷的样子。问他这两年做什么，说曾经和朋友做房地产的事，没成。其它呢？王沉默。说到南京影像展，王说之前就把《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投过去了，没选。说这话时，感觉到王的失望。
王洪军当时30不到，依然年轻，日子还长，我还没有认作他已经彻底被县城吞没。下面该怎么办呢？我能说的只有：是不是应该把做纪录片本身当作一种自我治疗？记得我在王洪军做完片子和他说过：你就是贾医生的“第101个病人”。我不知道王听懂了我说的意思没有。也许他觉得自己健康无比，无须治疗，或者也许他自觉病入膏肓无药可治，找个别的途径自我了结。
如果说王洪军的纪录片就此终结的话，我也不奇怪。过去20几年独立影像走马灯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人，包括在草场地过去6年所见，如王洪军一样，发轫于纪录片、同时也终结与处女作的故事数不胜数。
无数扑通扑通跳进一条河里瞬间又被吞没的故事刺激着我去想，草场地这个地方到底有何用？明确的一点就是，不应该只是一个什么“艺术空间交流平台”，那不过是一个假想，是人为虚构的“艺术沙龙”，实质不过是无数艺术病人的“战地医院”（田戈兵语）。
我们这个环境中有几千几万个独立自由艺术空间也不嫌多，但草场地没必要成为其中一个。说心里话，我是灰心沮丧了，以前那些来草场地过“艺术节日”的人，似乎都玩得很嗨，说起拍片创作一副激动得要哭的样子，但一出门，一阵风吹来雨打来，立马就感冒咳嗽还迅速转成肺炎，奄奄一息等着被抬走。草场地不是包治百病的广州老军医，还可能也是病人一个，所以只有离开那些现实中被折磨摧残得没有指望的人，自己寻路而走。2010年开始的民间记忆计划即发端于此，但王洪军不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