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August 2022
王洪军，生于八十年代初，出生长大地方是江苏金湖县。“金湖”县城我以前从来没去过也从来没听说过（可能耳朵曾经飘过但没从来没有留意过），王洪军和我，本来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按他说的，他18岁当兵，当兵回来后上了些电影课程，其中有南京艺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我猜测王洪军原初艺术梦是朝着“电影导演”那个路子奔的，按通常轨道他也不会和草场地和我有什么碰撞，但是因为2008年“草场地五月”活动中那个“青年纪录片创作训练工作坊”，王洪军和草场地和我撞上了。
交代下“草场地五月”活动。2005年朋友毛然帮助我在北京东北五环边草场地村做了个工作室，我当时在天津美院和中国美院开纪录片课程，想着课程后学生可以继续跟进创作，还有不时碰到渴望看片和交流的年轻影像作者，跟着工作室就做成交流学习空间，取名“草场地工作站”。2008年是工作站第三年，之前做过的一些纪录片放映和创作工作坊，出出进进来自各地年轻作者和影像专业学生，反响似乎不错，不断听到“什么时候还有工作坊啊”之类的询问。2008年初我在印度孟买纪录片电影节做评委，同为评委中有荷兰纪录片导演弗兰克·谢菲尔，我和这个同年出生荷兰人一见如故，聊起来我们经历各异，我们同在1974年高中毕业，他进电影学院学电影我下乡当农民，四年后1978年，我离开农村考进大学读中文系他大学毕业去纽约拍约翰·凯奇（就是那个有作品“4分33秒”大名鼎鼎实验音乐人），如今有五十多部片子（实验片或有关实验音乐家片）在手。2008年二月，孟买纪录片电影节七个评委（纽约伦敦温哥华孟买阿姆斯特丹北京不同背景，清一色中年男性）中，弗兰克独选与我靠近，他不嫌我烂英语和我相谈甚欢，听我说起草场地工作坊还有那些对影像创作如饥似渴年轻人，弗兰克眼睛发亮。我试着问他愿不愿去北京草场地和我一起联手主持工作坊，弗兰克立即响应：Why Not！
有荷兰人弗兰克加入，2008“草场地五月”的纪录片工作坊就弄大了。取名“青年纪录片训练工作坊”，征集参与通知发出，收到80多报名。看着每一封报名邮件都读到申请人的热情和急不可待。被热情煽呼，原定20个参与人改为“不限人数”，也就是凡报名都开门迎接。后来工作坊真的来了80多个参加者，纪录片作者、有兴趣影像创作年轻人、影视或艺术专业学生，各为三分之一。2008年五月开头一周日子，草场地工作站放映间食堂院子随时都是人，而且到午夜都没法消停。阿姆斯特丹来的弗兰克随时被各种面孔年轻人围绕，过夜甚至凌晨都不愿散去。感性之人弗兰克亢奋激昂，一天睡三四小时毫无倦意，他和我说，年轻人围着他，“They want to eating me.”（他们要吃了我）。我看出弗兰克有一种被需要的巨大满足。弗兰克对我感叹，这里太好玩太有意思了！阿姆斯特丹还有欧洲呢，弗兰克说，那已经是个博物馆了（失去新鲜生动的陈列鉴赏之地意思）。
弗兰克在草场地是一个故事，不过这里我要写的主角不是弗兰克而是王洪军。王洪军是80多个工作坊参与者之一，人闷，不爱扎堆。“青年纪录片训练工作坊”的创作练习是参与者以“公共空间”为题创作五分钟短片，短片可以在来工作坊前拍摄或工作坊期间完成。王洪军在80多参与者中被注意到是他在工作坊放映的短片，片子开始是一个小诊所模样地方，画面中，镜头对面是看病病人，血压表，偶尔有医生的胳膊入画。病人轮流换，和医生说话，口音是江苏一带，无字幕，大致意思是诊所常见的和医生交谈，病情、症状等等，应该还有和病有关的其它话题，比如怎么得病的，得病后怎么样，或者扯出病人心情、与家属关系之类。因为小诊所是在一个县城里，经常来这里看病，和医生或者周围也是看病的人都熟悉，说话就像在家门口一样，某种公共场所。五分钟片子，一个机位，一个景别，没有任何改变。
短片放完，弗兰克当即伸出四个指头叫道：我想看4个小时！
弗兰克这句话差不多等于给王洪军短片的最高级赞美。我当时完全和弗兰克共鸣。
接下去就是和王洪军讨论这部片子继续拍下去发展成长片。我和王洪军说的是，就这么干，守住一个固定机位，拍100个小时剪辑出1个小时的片子会是什么样，拍500个小时素材剪辑出1个小时又会是什么样。为了极端地怂恿王继续拍，我夸张地说，这是让我嫉妒的片子，你不拍我就去拍了，反正这种小诊所哪儿都有。我们也讨论了要注意的拍摄提高，比如声音在未来片里异常重要，应该配个好点的话筒。我也和王洪军说，这个继续拍摄下去出来的片子也是弗兰克想看到的。
实际也是这样。在草场地期间和弗兰克商量做“青年纪录片创作支持基金”的事，弗兰克说，最要支持的是那些有才华但碰到困难的年轻人。话说到这里，王洪军刚好走过，弗兰克指着他说，This young men（比如这个年轻人）。以后一个取名为Frank-Wu Brother Funds for Young Filmmaker（弗兰克-吴兄弟基金支持青年纪录片创作）落实了，王洪军那部由五分钟短片“公共空间”发展成110分钟《贾医生和他的100个病人》就是该基金支持的第一批创作片子之一（创作支持具体落实是，王洪军在草场地驻站剪辑片子所需设备及食宿）。
王洪军片子走到剪辑完成是秋天的事。草场地五月工作坊结束后第二天，王打电话来，说他已经买到新话筒了，马上就回县城老家开始拍。
下面是我写在草场地邮件组的邮件：
（5月28日）
昨晚王洪军电话说，他回到家后已经拍了60个小时素材了，他说心里有的惶惑就是预想中的好素材不是太多。我说，想过拍100年吗？如果想过，即便不这么干，那60个小时还是微不足道。我说，这是个混杂了“观念”和“记录”的作品，观念是指你一个机位就“设定”了一个广阔人生的全部，记录是说镜头静观面前最局部生活的变化，某种“不变中的万变”逻辑。所以素材量越大这个观念就越强大。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非常强大的片子，在最简单的拍摄方式中，注入最丰富的人生。这个片子和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有共同点，但王用的是更极端拍摄方式，效果应该有区别。丛峰的片子我以后会说，这是另外一种乡村疾病与痛苦。
电话里，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我说，如果一年拍一个这样的片子，还是同样的诊所，同样的医生，但病人不一样，若干年之后，比如10年之后，10个这样的片子会是什么样。再顺着说下去，我说，如果你以后的纪录片就待在那个县城里拍，假如一生都在这个县城拍，那又会是什么样。我觉得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和从前一样，是被他人的拍摄方式激励和吸引，引发出有意思的话题。说的这些肯定是我的拍摄经验之外，也基本上是我做不到的，是被刺激后产生的。说实在的，我嫉妒王洪军这样的年轻人。我现在恨不得和他换下人生。
对了，电话结尾，王说觉得磁带拍得太多了，想把素材输到硬盘上继续用那些磁带，我说千万别，硬盘有点问题，你就跳楼吧。现在的硬盘像18岁的爱情说翻脸就翻脸。你如果没有买磁带的钱可以说。电话里我把这个话说给王洪军，说现在基金还没一分钱，但如果你急需，可以提前帮助提供你磁带。王马上说，这个现在还不必。
两个月后王洪军带着他片子初剪第一稿来草场地。下面是我在他离开草场地后写在邮件组的文字。
（7月12日）
王洪军今天下午走了，回江苏金湖县老家。金湖县，这个地名两天以前，完全在我的认识之外，前天王带着初剪1小时的片子来，看了，讨论，这个名字无数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即便我可能永远不会去到那里，我也应该会永远记住这个县城的名字。
我说金湖县城这个名字很多次出现在我和王的谈话中，只是作为一个县城名出现，王洪军的1小时初剪片里并没有这个县城的街道、房屋、或者什么标志性的建筑之类，“金湖县”永远只是固定在一个狭小诊所里的画面，然后是一个接一个进出这个画面的人，他们是病人，来找贾医生解决身上的病痛麻烦。和草场地五月工作坊王洪军的5分钟“公共空间”短片一模一样，同一个场景，狭小的诊所（目测约15平米），桌子上固定不变的血压器，背景永远是一堵墙，还有保留在画面中一个窗户的三分之一，变化的是依次进入画面的各种病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带着头部CT片的老人来验证是否有瘤的宣判，怀孕期间还在地里干活用农药的农妇咨询胎儿有否安全，卖肉闪了腰的男人……等等，这些人带着各自的病痛来到镜头（医生）面前，并怀着“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共同愿望。
当然还不止这些。这是一个县城诊所，主人是贾医生，60岁模样，一个退休医生在某医院坐诊（王洪军介绍），病人都是闻名而来，贾医生和蔼可亲，看病连带聊家常，诊所也兼茶馆类的公共空间，和病有关无关的各种话题飘荡在这里。
我是怀着无限期待看王洪军这个片子初剪，主要原因是这样的片子完全在我的纪录片经验之外，我好奇的是，一个单一固定镜头中能够或可能发生什么。初剪看完后，我想说我看到了，一个通常县镇生活中的人们被一个极端画面固定下来。
初剪看完后我和王洪军在草场地有两天的松散谈话（基本发生在饭前饭后或黄昏），话题围绕是，如何继续发展这部“极端影片”，比如，进入画面的病人数量是否可以再多，每个进入病人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非他（她）不可，还有进入画面人物的顺序（如一个老人后面是不是需要跟着一个小孩）。我和王还谈到，片名就定为“贾医生的100个病人”，并以此结构片子。现在初剪片有15、6个病人，最后成片放进“100个病人”，可以不用考虑片长。
谁知道呢？我也只是目送王洪军走出草场地院子，现在写下这些字，记录下我们之间谈到的那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