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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Wenguang’s Film Notes 73: Notes on Missing People Wang Hongjun (1)

10 August 2022


王洪军,生于八十年代初,出生长大地方是江苏金湖县。“金湖”县城我以前从来没去过也从来没听说过(可能耳朵曾经飘过但没从来没有留意过),王洪军和我,本来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按他说的,他18岁当兵,当兵回来后上了些电影课程,其中有南京艺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我猜测王洪军原初艺术梦是朝着“电影导演”那个路子奔的,按通常轨道他也不会和草场地和我有什么碰撞,但是因为2008年“草场地五月”活动中那个“青年纪录片创作训练工作坊”,王洪军和草场地和我撞上了。

交代下“草场地五月”活动。2005年朋友毛然帮助我在北京东北五环边草场地村做了个工作室,我当时在天津美院和中国美院开纪录片课程,想着课程后学生可以继续跟进创作,还有不时碰到渴望看片和交流的年轻影像作者,跟着工作室就做成交流学习空间,取名“草场地工作站”。2008年是工作站第三年,之前做过的一些纪录片放映和创作工作坊,出出进进来自各地年轻作者和影像专业学生,反响似乎不错,不断听到“什么时候还有工作坊啊”之类的询问。2008年初我在印度孟买纪录片电影节做评委,同为评委中有荷兰纪录片导演弗兰克·谢菲尔,我和这个同年出生荷兰人一见如故,聊起来我们经历各异,我们同在1974年高中毕业,他进电影学院学电影我下乡当农民,四年后1978年,我离开农村考进大学读中文系他大学毕业去纽约拍约翰·凯奇(就是那个有作品“4分33秒”大名鼎鼎实验音乐人),如今有五十多部片子(实验片或有关实验音乐家片)在手。2008年二月,孟买纪录片电影节七个评委(纽约伦敦温哥华孟买阿姆斯特丹北京不同背景,清一色中年男性)中,弗兰克独选与我靠近,他不嫌我烂英语和我相谈甚欢,听我说起草场地工作坊还有那些对影像创作如饥似渴年轻人,弗兰克眼睛发亮。我试着问他愿不愿去北京草场地和我一起联手主持工作坊,弗兰克立即响应:Why Not!

有荷兰人弗兰克加入,2008“草场地五月”的纪录片工作坊就弄大了。取名“青年纪录片训练工作坊”,征集参与通知发出,收到80多报名。看着每一封报名邮件都读到申请人的热情和急不可待。被热情煽呼,原定20个参与人改为“不限人数”,也就是凡报名都开门迎接。后来工作坊真的来了80多个参加者,纪录片作者、有兴趣影像创作年轻人、影视或艺术专业学生,各为三分之一。2008年五月开头一周日子,草场地工作站放映间食堂院子随时都是人,而且到午夜都没法消停。阿姆斯特丹来的弗兰克随时被各种面孔年轻人围绕,过夜甚至凌晨都不愿散去。感性之人弗兰克亢奋激昂,一天睡三四小时毫无倦意,他和我说,年轻人围着他,“They want to eating me.”(他们要吃了我)。我看出弗兰克有一种被需要的巨大满足。弗兰克对我感叹,这里太好玩太有意思了!阿姆斯特丹还有欧洲呢,弗兰克说,那已经是个博物馆了(失去新鲜生动的陈列鉴赏之地意思)。

弗兰克在草场地是一个故事,不过这里我要写的主角不是弗兰克而是王洪军。王洪军是80多个工作坊参与者之一,人闷,不爱扎堆。“青年纪录片训练工作坊”的创作练习是参与者以“公共空间”为题创作五分钟短片,短片可以在来工作坊前拍摄或工作坊期间完成。王洪军在80多参与者中被注意到是他在工作坊放映的短片,片子开始是一个小诊所模样地方,画面中,镜头对面是看病病人,血压表,偶尔有医生的胳膊入画。病人轮流换,和医生说话,口音是江苏一带,无字幕,大致意思是诊所常见的和医生交谈,病情、症状等等,应该还有和病有关的其它话题,比如怎么得病的,得病后怎么样,或者扯出病人心情、与家属关系之类。因为小诊所是在一个县城里,经常来这里看病,和医生或者周围也是看病的人都熟悉,说话就像在家门口一样,某种公共场所。五分钟片子,一个机位,一个景别,没有任何改变。

短片放完,弗兰克当即伸出四个指头叫道:我想看4个小时!

弗兰克这句话差不多等于给王洪军短片的最高级赞美。我当时完全和弗兰克共鸣。

接下去就是和王洪军讨论这部片子继续拍下去发展成长片。我和王洪军说的是,就这么干,守住一个固定机位,拍100个小时剪辑出1个小时的片子会是什么样,拍500个小时素材剪辑出1个小时又会是什么样。为了极端地怂恿王继续拍,我夸张地说,这是让我嫉妒的片子,你不拍我就去拍了,反正这种小诊所哪儿都有。我们也讨论了要注意的拍摄提高,比如声音在未来片里异常重要,应该配个好点的话筒。我也和王洪军说,这个继续拍摄下去出来的片子也是弗兰克想看到的。

实际也是这样。在草场地期间和弗兰克商量做“青年纪录片创作支持基金”的事,弗兰克说,最要支持的是那些有才华但碰到困难的年轻人。话说到这里,王洪军刚好走过,弗兰克指着他说,This young men(比如这个年轻人)。以后一个取名为Frank-Wu Brother Funds for Young Filmmaker(弗兰克-吴兄弟基金支持青年纪录片创作)落实了,王洪军那部由五分钟短片“公共空间”发展成110分钟《贾医生和他的100个病人》就是该基金支持的第一批创作片子之一(创作支持具体落实是,王洪军在草场地驻站剪辑片子所需设备及食宿)。

王洪军片子走到剪辑完成是秋天的事。草场地五月工作坊结束后第二天,王打电话来,说他已经买到新话筒了,马上就回县城老家开始拍。

下面是我写在草场地邮件组的邮件:

(5月28日)

昨晚王洪军电话说,他回到家后已经拍了60个小时素材了,他说心里有的惶惑就是预想中的好素材不是太多。我说,想过拍100年吗?如果想过,即便不这么干,那60个小时还是微不足道。我说,这是个混杂了“观念”和“记录”的作品,观念是指你一个机位就“设定”了一个广阔人生的全部,记录是说镜头静观面前最局部生活的变化,某种“不变中的万变”逻辑。所以素材量越大这个观念就越强大。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非常强大的片子,在最简单的拍摄方式中,注入最丰富的人生。这个片子和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有共同点,但王用的是更极端拍摄方式,效果应该有区别。丛峰的片子我以后会说,这是另外一种乡村疾病与痛苦。

电话里,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我说,如果一年拍一个这样的片子,还是同样的诊所,同样的医生,但病人不一样,若干年之后,比如10年之后,10个这样的片子会是什么样。再顺着说下去,我说,如果你以后的纪录片就待在那个县城里拍,假如一生都在这个县城拍,那又会是什么样。我觉得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和从前一样,是被他人的拍摄方式激励和吸引,引发出有意思的话题。说的这些肯定是我的拍摄经验之外,也基本上是我做不到的,是被刺激后产生的。说实在的,我嫉妒王洪军这样的年轻人。我现在恨不得和他换下人生。

对了,电话结尾,王说觉得磁带拍得太多了,想把素材输到硬盘上继续用那些磁带,我说千万别,硬盘有点问题,你就跳楼吧。现在的硬盘像18岁的爱情说翻脸就翻脸。你如果没有买磁带的钱可以说。电话里我把这个话说给王洪军,说现在基金还没一分钱,但如果你急需,可以提前帮助提供你磁带。王马上说,这个现在还不必。

两个月后王洪军带着他片子初剪第一稿来草场地。下面是我在他离开草场地后写在邮件组的文字。

(7月12日)

王洪军今天下午走了,回江苏金湖县老家。金湖县,这个地名两天以前,完全在我的认识之外,前天王带着初剪1小时的片子来,看了,讨论,这个名字无数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即便我可能永远不会去到那里,我也应该会永远记住这个县城的名字。

我说金湖县城这个名字很多次出现在我和王的谈话中,只是作为一个县城名出现,王洪军的1小时初剪片里并没有这个县城的街道、房屋、或者什么标志性的建筑之类,“金湖县”永远只是固定在一个狭小诊所里的画面,然后是一个接一个进出这个画面的人,他们是病人,来找贾医生解决身上的病痛麻烦。和草场地五月工作坊王洪军的5分钟“公共空间”短片一模一样,同一个场景,狭小的诊所(目测约15平米),桌子上固定不变的血压器,背景永远是一堵墙,还有保留在画面中一个窗户的三分之一,变化的是依次进入画面的各种病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带着头部CT片的老人来验证是否有瘤的宣判,怀孕期间还在地里干活用农药的农妇咨询胎儿有否安全,卖肉闪了腰的男人……等等,这些人带着各自的病痛来到镜头(医生)面前,并怀着“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共同愿望。

当然还不止这些。这是一个县城诊所,主人是贾医生,60岁模样,一个退休医生在某医院坐诊(王洪军介绍),病人都是闻名而来,贾医生和蔼可亲,看病连带聊家常,诊所也兼茶馆类的公共空间,和病有关无关的各种话题飘荡在这里。

我是怀着无限期待看王洪军这个片子初剪,主要原因是这样的片子完全在我的纪录片经验之外,我好奇的是,一个单一固定镜头中能够或可能发生什么。初剪看完后,我想说我看到了,一个通常县镇生活中的人们被一个极端画面固定下来。

初剪看完后我和王洪军在草场地有两天的松散谈话(基本发生在饭前饭后或黄昏),话题围绕是,如何继续发展这部“极端影片”,比如,进入画面的病人数量是否可以再多,每个进入病人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非他(她)不可,还有进入画面人物的顺序(如一个老人后面是不是需要跟着一个小孩)。我和王还谈到,片名就定为“贾医生的100个病人”,并以此结构片子。现在初剪片有15、6个病人,最后成片放进“100个病人”,可以不用考虑片长。

谁知道呢?我也只是目送王洪军走出草场地院子,现在写下这些字,记录下我们之间谈到的那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