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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影像笔记71: 失踪者笔记:农科 3


倒带回到2005年年末,十个村民参与者第二次北京草场地剪辑短片完成时,十个村民中九个在住地巨龙宾馆自发一次讨论会(未参加者伊初建在草场地帮助做片子后期),中心话题是,对参加这个计划感受如何?有人说满意,有人说有遗憾,有人说有意见,意见是短片剪辑时因为自己不会操作电脑剪辑由剪辑员帮助,对短片结果感觉遗憾;并提到我,说一些涉及村子“阴暗面”素材因为我不同意剪到片子里,感觉害怕“曝光”,村民参与者表达真实的声音被压制。九个村民参与者的讨论被现场参与者拍摄记录下来,最后谈到这个现场讨论拍摄记录该怎么处理时,一种意见是把记录磁带给我看,一种意见是在当晚短片放映时现场放给所有人看。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决定投票表决,有两票支持第二种方式,多数同意把磁带给我。以后我看到现场讨论实况视频记录。

九个村民自发讨论原文记录已经放入《亮出你的家伙》书中,写《失踪者·农科》文字,我重读现场讨论文字记录。农科是对参与感觉满意者之一,他反对把讨论现场视频在当晚“短片放映讨论”(相当于“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成果展示”)直接放出来,对把讨论记录磁带交给我方式他也没举手(弃权)。

九个村民参与者自发讨论是在宾馆一个标准间,分坐两张床及椅子。农科在其中,像平时一样他没有闲言碎语插话,要说话是深思熟虑才开口,现场农科有两次说话,我把他说的主要意思摘录如下:

(农科)我也说心里话啊。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一个是缘份,再个说也该谢谢吴老师,要是没有吴老师,我们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我们现在来两次了,来回车费报销,还有住的吃的,我们都不用掏钱。再一个呢,我们拍的这个农村自治,我们都是真心真意去拍了,但是拍出来这些镜头这些画面有什么样的效果,我说句心里话,我们算老几啊?就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能做什么啊?就从我自己的看法来说,给了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只不过说带着玩吧,也就这么一回事,也不那么当真。就算你拍出那些东西来,能够反映中国村民自己?能起什么影响?能够起什么作用?不会吧!现在国家的政权、国家的制度,比如村民选举,还有这个自治有关的问题,轮不到我们讲话。我就说当着来北京玩一次吧,给我们来个旅游报销,已经太谢谢了。要不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我从我的观点来说,不管我们拍的怎么样,而且不管他们帮我们剪得怎么样,我都不在乎,我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就说,哪怕我们拍的怎么好,他们剪辑得怎么好,就算今晚大家放放,就算有关的人来看一下,那也不就了事了嘛,还有什么事?明天大家都回去了,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大家在座的在一起,这个说不清楚,那何必那么认真?再说人家帮我们剪吧,他是好心好意的帮我们剪,有时候他剪的地方呢,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或者跟我们的想法有点出入了,不大对头,那你当时你怎么不说?想这样拍,这个地方不应该剪,也应该可以说嘛。张老师跟我剪的话,我看她剪得挺好的,有的地方她说我就这样剪怎么样,你看怎么样?我说行行,都可以。那后来,剪完了,搞好字幕了,大家都挺高兴的。如果我们跟吴老师他们闹起来,大家都闹得不好意思,那怎么好意思?

最后一次见到农科是一年后的2006年11月,中山大学邓启耀老师策划的“影像人类学研讨会”邀请村民影像计划参与,九个村民参与者被邀请参加。这个事准备时我再给农科电话,他说他愿意参加。这样相隔一年后我(也包括其他村民参与者)和农科见到。农科的变化是沉默更多,看不出有什么开心激动表情。只有一次,他对邓启耀老师感慨,真羡慕和喜欢中大校园,如果能在这里上学读书真是太幸福了!

下面这篇文字是农科收到入选“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后写的。20005年11月我在农科村子时他把他写在信签纸手稿给我,有三张。我和他说过,我认识《南方周末》编辑。农科给我手稿时没说什么,我猜想他希望他的文章能在《南方周末》上登出来吧。

我后来把农科手稿打字成文档传给认识的《南方周末》编辑。没有下文。就放在这里吧,标题是“感谢《南方周末》让我梦想成真”:

本应在星期五就送到的报纸,却拖到下星期三才送来,我真的一脸怨气,对投递员发牢骚,快变成南方双周末了,投递员有些“尴尬”。真对不起,我工作太忙了。也难怪他,除了投递三个村的报纸和邮件,他每天还要卖农药、种子。我说我不想责怪他,我只是想能在这份报纸出版的第二天能读到它。因为我知道,《南方周末》在我们省府设有印刷点,当天是可以把报纸送到我们乡邮政所的。在做完当天该干的农活,喂完了牛啊猪啊鸡的,老天也拉下了黑幕,我只好开灯夜战了,或许它的真情、它的广度和深度,它故事背后的故事,使我对南方周末情有独钟,在没有读完那三十二个版面的报纸时,哪怕有人请我去喝酒,我都觉得那些鸡呀,鸭呀,鱼呀没有一些味道,在酒桌开席之后就借个理由,溜了出来,返回家静静地看我的《南方周末》。

那期是10月22日,我看到那份报纸的时候,已经是月末了,看到第26版的时候一个题目为“谁想用影像记录村民自治”的报道。深深地吸引着我,是真的吗?看过几遍后,我心里冒出了问号,真的有这天大的好事?入选的村民能得到的项目前期培训,制作设备和经费。这辈子没有摸过一天电脑的我第一次走进了网吧,请服务员帮我登陆“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网站”因为我是看不懂网站那些蛇一样弯曲的英文。我请求服务员帮我反复几遍看完网站的应征条件和要求,带着300度的眼镜,在电脑面前记完那些应征的条件和要求。

或许我的执着,打动了服务员,他反复地满足我的要求,他说他开张几年来还没有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光顾过他的网吧。

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肯定这消息的真实性,因为凭这几年的感觉,《南方周末》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次假话,而我想再大胆的网站总不敢冒中国民政部和欧盟的名义,因为他知道冒这天大不讳给他带来的后果。

来回的路费可以报销、住宾馆吃饭不用我掏荷包,而去的又是我一生所盼望去而没有经济能力去的地方——北京,这诱惑太大了。

在付出了半个夜晚不睡觉的代价后,我终于写出了两篇征文,因为感觉自己写的文字太不像个样子了,在打字店刚开门的时候,我就给打字员,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打完字又复印了这两篇征文,记得那已经是10月6日了,距离截止日期还有九天。如果按投递员给我投递报纸的速度,若寄平信到期我的稿件或许还睡在邮袋里,如果在截止日期前能寄到那里,或许老天保佑我能梦想成真。

在反复询问邮局工作人员并得到明确答复后,我决定牺牲全家人两天不吃猪肉的代价投递了快件,因为它在四天时间内,可以到达我要到达的地方,记得那天是10月6日。

投递后的那几天,我经常安慰自己,这种事情,其实也像投彩票一样,在千千万万的人能中奖的的人几率多么地低,但又有一种思绪告诉我,或许我能中。那几天真像那彩民盼望彩票开奖一样。那是10月21日下午,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从来电显示那里看出是北京来的电话,我急忙抓起话筒“你是农科先生吗?”“我是,我就是。”“我是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村民自治影像项目组,祝贺你,你的征文计划已经获得通过,近期内我们准备项目前期培训,希望你做好来北京的思想准备。具体时间,我们会近期通知你的。”

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心在急速地蹦着,天啊,我真的被选中了,这不会是做梦吧?我用力拧了一下脸,感到有些痛,是真的了,因为睡觉梦见拧脸四不会感觉痛的。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话,只说:是真的吗?我太高兴了,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过两天是23号的下午,又接到北京来的电话,对方落实是我本人接的电话后说:“我是中国欧盟村民自治影像项目的负责人,我叫吴文光,我们项目组决定在11月2日到4日召开村民自治影像项目前期培训班,你要在11月1日来到北京报到。具体的要求和有关事项我们已经寄去给你了,相信这两天你会收到的,如果不明白的地方,请及时来电话和我们联系,请你记下我们联系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这两天收不到我们信件请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在电话里详细告诉你的。”

真的,我真的能参加村民自治影像的活动了,兴奋之余,我把消息告诉了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这消息像开山炸石的炮声,在家人和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了。

老二问我:“爸,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在《南方周末》报看到的。”

“报纸上登的消息你就那么相信?你不想想,这些年你看了报纸上的广告骗了多少人?”

“那些事情和现在的事不相同。”

“现在这个时候,有谁那么好心,拿钱给你去北京旅游,又包你吃,给你住宾馆,又送你设备?太天真了。”

“那是《南方周末》说的,它不会骗我”。

“反正拦不住你,不过我劝你,最好要多带些钱,万一上当,就立即转头买车票回家,到时人家叫你交什么费千万别交,立马就回来。”

老伴也在一旁嘟嘟“你别到那儿当乞丐,家里没少你那份吃的。”

“我不是为吃去的,我想做些正经事。”

“在家养牛,养猪,养鸡的都不是正经事?”

“那事不一样。”

“你读的是哪年的大学啊,再说也不看你那把年纪,争什么能啊?”

“它不论文化程度,不讲多大岁数”

“就你犟,都说不过你,要这回再从那里亏个千儿八百的,回家你自个养三年猪赔上,我谁都不帮你。”

“行,行,行,我自个养猪赔,行了吧?”

夜半里睡不着,翻来覆去老想,这事不会假吧,就凭《南方周末》这份报,再想想,万一真的骗了,大不了就亏个车费钱,回来再不看它什么南方周末或北方周末了。

又过了两天,又是那个姓吴的负责人:“你一定要在我们规定的时间来北京报到,只能提前,不能拖延,因为我们的培训时间只安排了三天,来迟了你就跟不上了,要买卧铺票,你年纪比较大些,硬座你受不了,我们这地方比较冷,你都要多带些衣服来,比如毛线裤、毛线衣,你都要带上,防冷的衣服多带一些。把车票保管好,那是报销的凭证,来了我们会给你报销。如果尚有那些不明白请及时打电话和我们联系,有时候办公室的电话太忙,你可以直接打我手机,请你记住我的手机号码。”

放回话筒,我心里感觉热乎乎的,我感受到这电话里的真诚。第二天,我到了南宁买上了到北京的火车票,我即刻给那位负责人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提前买好了车票。“你把你车票上来的车次,发车时间告诉我,我会派人到车站接你。你出站时在站门口会有人举一个牌子,牌子上写你的名字,知道了吗?不见我们的人你不要乱走,你没来过北京,北京挺大的,你自己不好找,记好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前在站门口接你的。”

我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接下来,我顺利地到了北京,住上我这辈子没有住过的星级宾馆,在那短短的三天时间里,见到了那些蓝眼睛、黄头发,讲话由翻译才能听懂的欧盟驻华商级官员,聆听了我们很多专家和学者的报告,学会了使用那英语叫做“的唯”(DV——编注)的数码摄象机,这机子是奖给我的。从发票上我知道,这巴掌大的小机子,不低于我出售七头大肥猪所得到的钱,天呀!七头大肥猪啊,够我整整辛苦一年,还要加上四千斤玉米,一千斤的精饲料。

接下来工作人员送我上了返回南宁的列车,回到家里,我疯似地对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说“天上的大馅饼掉到我手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立即赶到乡邮政所,对邮政员说:“快点给我订明年的南方周末报。”

至今,和农科的故事过去有十六七年,现在想,影像路上农科的“失踪”并不是“非正常”,确实属于“必须这样”。我还是忍不住想发生在我这边的原因,我的那种“一厢情愿”是不是存在着“误会”或“错位”。比如农科,我当时坚信农科一定是“紧紧拥抱DV机并坚定拍下去”的人,但他放弃最早,而且果断坚决,一点不拖泥带水。好长时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也和其他继续拍下去的村民作者聊过,也没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2005年11月,九个村民参与者在所住宾馆自发讨论记录,我看过很多次。“失踪者笔记”写农科,我再读,从农科当时说话中悟出些东西。

农科说:

“我们算老几啊?就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能说什么事你能做什么啊?”

“只不过说带着玩吧,也就这么一回事。”

我试图解开为什么以后农科没有继续参与这个事,是不是他对影像拍摄村子作用最终还是放弃“相信”?

我在村民影像计划以后做下去过程中,不断会想到,当初这个事开始时,一种“不信任”其实就横亘在村民参与者和我之间,村民“不信任”(不放心或不踏实)会有这种“好事”,我这边也一样有对村民参与者的“不信任”(比如我在计划刚开始怀疑农民中“会不会有人领了摄像机就一去不回头”)。反正发生在村民和我之间的这种“不信任”,是本能存在我们身上。如果说农科是预估到“村民影像没多大实用意义”而提前放弃的话,以后这个事继续下去并逐渐有人退出也多少证实着农科“预估”的“事实正确”。

写到这里,我似乎悟到,我把农科当作第一“失踪者”来写好像是想探究“创作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