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带回到2005年年末，十个村民参与者第二次北京草场地剪辑短片完成时，十个村民中九个在住地巨龙宾馆自发一次讨论会（未参加者伊初建在草场地帮助做片子后期），中心话题是，对参加这个计划感受如何？有人说满意，有人说有遗憾，有人说有意见，意见是短片剪辑时因为自己不会操作电脑剪辑由剪辑员帮助，对短片结果感觉遗憾；并提到我，说一些涉及村子“阴暗面”素材因为我不同意剪到片子里，感觉害怕“曝光”，村民参与者表达真实的声音被压制。九个村民参与者的讨论被现场参与者拍摄记录下来，最后谈到这个现场讨论拍摄记录该怎么处理时，一种意见是把记录磁带给我看，一种意见是在当晚短片放映时现场放给所有人看。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决定投票表决，有两票支持第二种方式，多数同意把磁带给我。以后我看到现场讨论实况视频记录。
九个村民自发讨论原文记录已经放入《亮出你的家伙》书中，写《失踪者·农科》文字，我重读现场讨论文字记录。农科是对参与感觉满意者之一，他反对把讨论现场视频在当晚“短片放映讨论”（相当于“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成果展示”）直接放出来，对把讨论记录磁带交给我方式他也没举手（弃权）。
九个村民参与者自发讨论是在宾馆一个标准间，分坐两张床及椅子。农科在其中，像平时一样他没有闲言碎语插话，要说话是深思熟虑才开口，现场农科有两次说话，我把他说的主要意思摘录如下：
（农科）我也说心里话啊。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一个是缘份，再个说也该谢谢吴老师，要是没有吴老师，我们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我们现在来两次了，来回车费报销，还有住的吃的，我们都不用掏钱。再一个呢，我们拍的这个农村自治，我们都是真心真意去拍了，但是拍出来这些镜头这些画面有什么样的效果，我说句心里话，我们算老几啊？就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能做什么啊？就从我自己的看法来说，给了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只不过说带着玩吧，也就这么一回事，也不那么当真。就算你拍出那些东西来，能够反映中国村民自己？能起什么影响？能够起什么作用？不会吧！现在国家的政权、国家的制度，比如村民选举，还有这个自治有关的问题，轮不到我们讲话。我就说当着来北京玩一次吧，给我们来个旅游报销，已经太谢谢了。要不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我从我的观点来说，不管我们拍的怎么样，而且不管他们帮我们剪得怎么样，我都不在乎，我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就说，哪怕我们拍的怎么好，他们剪辑得怎么好，就算今晚大家放放，就算有关的人来看一下，那也不就了事了嘛，还有什么事？明天大家都回去了，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大家在座的在一起，这个说不清楚，那何必那么认真？再说人家帮我们剪吧，他是好心好意的帮我们剪，有时候他剪的地方呢，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或者跟我们的想法有点出入了，不大对头，那你当时你怎么不说？想这样拍，这个地方不应该剪，也应该可以说嘛。张老师跟我剪的话，我看她剪得挺好的，有的地方她说我就这样剪怎么样，你看怎么样？我说行行，都可以。那后来，剪完了，搞好字幕了，大家都挺高兴的。如果我们跟吴老师他们闹起来，大家都闹得不好意思，那怎么好意思？
最后一次见到农科是一年后的2006年11月，中山大学邓启耀老师策划的“影像人类学研讨会”邀请村民影像计划参与，九个村民参与者被邀请参加。这个事准备时我再给农科电话，他说他愿意参加。这样相隔一年后我（也包括其他村民参与者）和农科见到。农科的变化是沉默更多，看不出有什么开心激动表情。只有一次，他对邓启耀老师感慨，真羡慕和喜欢中大校园，如果能在这里上学读书真是太幸福了！
下面这篇文字是农科收到入选“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后写的。20005年11月我在农科村子时他把他写在信签纸手稿给我，有三张。我和他说过，我认识《南方周末》编辑。农科给我手稿时没说什么，我猜想他希望他的文章能在《南方周末》上登出来吧。
我后来把农科手稿打字成文档传给认识的《南方周末》编辑。没有下文。就放在这里吧，标题是“感谢《南方周末》让我梦想成真”：
本应在星期五就送到的报纸，却拖到下星期三才送来，我真的一脸怨气，对投递员发牢骚，快变成南方双周末了，投递员有些“尴尬”。真对不起，我工作太忙了。也难怪他，除了投递三个村的报纸和邮件，他每天还要卖农药、种子。我说我不想责怪他，我只是想能在这份报纸出版的第二天能读到它。因为我知道，《南方周末》在我们省府设有印刷点，当天是可以把报纸送到我们乡邮政所的。在做完当天该干的农活，喂完了牛啊猪啊鸡的，老天也拉下了黑幕，我只好开灯夜战了，或许它的真情、它的广度和深度，它故事背后的故事，使我对南方周末情有独钟，在没有读完那三十二个版面的报纸时，哪怕有人请我去喝酒，我都觉得那些鸡呀，鸭呀，鱼呀没有一些味道，在酒桌开席之后就借个理由，溜了出来，返回家静静地看我的《南方周末》。
那期是10月22日，我看到那份报纸的时候，已经是月末了，看到第26版的时候一个题目为“谁想用影像记录村民自治”的报道。深深地吸引着我，是真的吗？看过几遍后，我心里冒出了问号，真的有这天大的好事？入选的村民能得到的项目前期培训，制作设备和经费。这辈子没有摸过一天电脑的我第一次走进了网吧，请服务员帮我登陆“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网站”因为我是看不懂网站那些蛇一样弯曲的英文。我请求服务员帮我反复几遍看完网站的应征条件和要求，带着300度的眼镜，在电脑面前记完那些应征的条件和要求。
或许我的执着，打动了服务员，他反复地满足我的要求，他说他开张几年来还没有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光顾过他的网吧。
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肯定这消息的真实性，因为凭这几年的感觉，《南方周末》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次假话，而我想再大胆的网站总不敢冒中国民政部和欧盟的名义，因为他知道冒这天大不讳给他带来的后果。
来回的路费可以报销、住宾馆吃饭不用我掏荷包，而去的又是我一生所盼望去而没有经济能力去的地方——北京，这诱惑太大了。
在付出了半个夜晚不睡觉的代价后，我终于写出了两篇征文，因为感觉自己写的文字太不像个样子了，在打字店刚开门的时候，我就给打字员，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打完字又复印了这两篇征文，记得那已经是10月6日了，距离截止日期还有九天。如果按投递员给我投递报纸的速度，若寄平信到期我的稿件或许还睡在邮袋里，如果在截止日期前能寄到那里，或许老天保佑我能梦想成真。
在反复询问邮局工作人员并得到明确答复后，我决定牺牲全家人两天不吃猪肉的代价投递了快件，因为它在四天时间内，可以到达我要到达的地方，记得那天是10月6日。
投递后的那几天，我经常安慰自己，这种事情，其实也像投彩票一样，在千千万万的人能中奖的的人几率多么地低，但又有一种思绪告诉我，或许我能中。那几天真像那彩民盼望彩票开奖一样。那是10月21日下午，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从来电显示那里看出是北京来的电话，我急忙抓起话筒“你是农科先生吗？”“我是，我就是。”“我是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村民自治影像项目组，祝贺你，你的征文计划已经获得通过，近期内我们准备项目前期培训，希望你做好来北京的思想准备。具体时间，我们会近期通知你的。”
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心在急速地蹦着，天啊，我真的被选中了，这不会是做梦吧？我用力拧了一下脸，感到有些痛，是真的了，因为睡觉梦见拧脸四不会感觉痛的。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话，只说：是真的吗？我太高兴了，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过两天是23号的下午，又接到北京来的电话，对方落实是我本人接的电话后说：“我是中国欧盟村民自治影像项目的负责人，我叫吴文光，我们项目组决定在11月2日到4日召开村民自治影像项目前期培训班，你要在11月1日来到北京报到。具体的要求和有关事项我们已经寄去给你了，相信这两天你会收到的，如果不明白的地方，请及时来电话和我们联系，请你记下我们联系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这两天收不到我们信件请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在电话里详细告诉你的。”
真的，我真的能参加村民自治影像的活动了，兴奋之余，我把消息告诉了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这消息像开山炸石的炮声，在家人和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了。
老二问我：“爸，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在《南方周末》报看到的。”
“报纸上登的消息你就那么相信？你不想想，这些年你看了报纸上的广告骗了多少人？”
“那些事情和现在的事不相同。”
“现在这个时候，有谁那么好心，拿钱给你去北京旅游，又包你吃，给你住宾馆，又送你设备？太天真了。”
“那是《南方周末》说的，它不会骗我”。
“反正拦不住你，不过我劝你，最好要多带些钱，万一上当，就立即转头买车票回家，到时人家叫你交什么费千万别交，立马就回来。”
老伴也在一旁嘟嘟“你别到那儿当乞丐，家里没少你那份吃的。”
“我不是为吃去的，我想做些正经事。”
“在家养牛，养猪，养鸡的都不是正经事？”
“那事不一样。”
“你读的是哪年的大学啊，再说也不看你那把年纪，争什么能啊？”
“它不论文化程度，不讲多大岁数”
“就你犟，都说不过你，要这回再从那里亏个千儿八百的，回家你自个养三年猪赔上，我谁都不帮你。”
“行，行，行，我自个养猪赔，行了吧？”
夜半里睡不着，翻来覆去老想，这事不会假吧，就凭《南方周末》这份报，再想想，万一真的骗了，大不了就亏个车费钱，回来再不看它什么南方周末或北方周末了。
又过了两天，又是那个姓吴的负责人：“你一定要在我们规定的时间来北京报到，只能提前，不能拖延，因为我们的培训时间只安排了三天，来迟了你就跟不上了，要买卧铺票，你年纪比较大些，硬座你受不了，我们这地方比较冷，你都要多带些衣服来，比如毛线裤、毛线衣，你都要带上，防冷的衣服多带一些。把车票保管好，那是报销的凭证，来了我们会给你报销。如果尚有那些不明白请及时打电话和我们联系，有时候办公室的电话太忙，你可以直接打我手机，请你记住我的手机号码。”
放回话筒，我心里感觉热乎乎的，我感受到这电话里的真诚。第二天，我到了南宁买上了到北京的火车票，我即刻给那位负责人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提前买好了车票。“你把你车票上来的车次，发车时间告诉我，我会派人到车站接你。你出站时在站门口会有人举一个牌子，牌子上写你的名字，知道了吗？不见我们的人你不要乱走，你没来过北京，北京挺大的，你自己不好找，记好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前在站门口接你的。”
我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接下来，我顺利地到了北京，住上我这辈子没有住过的星级宾馆，在那短短的三天时间里，见到了那些蓝眼睛、黄头发，讲话由翻译才能听懂的欧盟驻华商级官员，聆听了我们很多专家和学者的报告，学会了使用那英语叫做“的唯”（DV——编注）的数码摄象机，这机子是奖给我的。从发票上我知道，这巴掌大的小机子，不低于我出售七头大肥猪所得到的钱，天呀！七头大肥猪啊，够我整整辛苦一年，还要加上四千斤玉米，一千斤的精饲料。
接下来工作人员送我上了返回南宁的列车，回到家里，我疯似地对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说“天上的大馅饼掉到我手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立即赶到乡邮政所，对邮政员说：“快点给我订明年的南方周末报。”
至今，和农科的故事过去有十六七年，现在想，影像路上农科的“失踪”并不是“非正常”，确实属于“必须这样”。我还是忍不住想发生在我这边的原因，我的那种“一厢情愿”是不是存在着“误会”或“错位”。比如农科，我当时坚信农科一定是“紧紧拥抱DV机并坚定拍下去”的人，但他放弃最早，而且果断坚决，一点不拖泥带水。好长时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也和其他继续拍下去的村民作者聊过，也没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2005年11月，九个村民参与者在所住宾馆自发讨论记录，我看过很多次。“失踪者笔记”写农科，我再读，从农科当时说话中悟出些东西。
农科说：
“我们算老几啊？就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能说什么事你能做什么啊？”
“只不过说带着玩吧，也就这么一回事。”
我试图解开为什么以后农科没有继续参与这个事，是不是他对影像拍摄村子作用最终还是放弃“相信”？
我在村民影像计划以后做下去过程中，不断会想到，当初这个事开始时，一种“不信任”其实就横亘在村民参与者和我之间，村民“不信任”（不放心或不踏实）会有这种“好事”，我这边也一样有对村民参与者的“不信任”（比如我在计划刚开始怀疑农民中“会不会有人领了摄像机就一去不回头”）。反正发生在村民和我之间的这种“不信任”，是本能存在我们身上。如果说农科是预估到“村民影像没多大实用意义”而提前放弃的话，以后这个事继续下去并逐渐有人退出也多少证实着农科“预估”的“事实正确”。
写到这里，我似乎悟到，我把农科当作第一“失踪者”来写好像是想探究“创作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