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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影像笔记70: 失踪者笔记:农科2

2022年7月26日


一个月后我去了五个村民参与者位于山东、浙江、湖南、广西所在村子做“实地辅导拍摄”。广西农科所在村子是最后一站,那天跟着农科在地里犁地干活,中间休息时我和农科坐在地里聊(我的摄像机支在我和他之间记录下我们的谈话)。

农科说他从北京回家后:

“从北京回来后,我老婆是挺高兴的了,说看来这是真的。我说,我带了几百块钱去,你看现在我的钱都全部带回来了,一分钱都没有用,吃的住的什么都不用我掏钱,我把钱都带回家了。她说,那好,你还赚几百钱回来呢。那天晚上高兴得睡都睡不着了。我儿子看我拿回机器,说过两天你教教我,我也去拍一拍。我说,这下你不说是假的了吧,你开始还说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不要抱那么大的希望吧。你看现在,这个饼是真的掉到我的手上来了。”

农科接着说他在草场地三天感受:

“在草场地培训的几天,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脑筋打开了,什么都是挺新鲜的。比如说住的宾馆吧,这可能是我这辈子住的第一回吧,早上起来我下去看那个宾馆的早点啊,哎哟,那么多的早点,那么多品种,那么多花样,我这么大年纪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早点。我们在农村,要是吃早点话,就是把昨天晚上剩的饭热一下吃就是早点了。培训的时候就更加感动了,几个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用拍影的器材。几千块钱的摄影机,我以前不说摸这个东西,连看都没有看过,现在就送给我们了,还教我们拍。那么高端的科技啊,我一点都不懂,我年纪大了些吧,记性有些差,第二天就把第一天教的就忘了。后来又手把手地教,三天以后我就基本能掌握,基本上会拍了。”

我相信农科是真的在草场地三天培训过得很开心。我记得培训结束,参与者各回各村,农科走前又专门来一趟草场地,我和他一起在草场地食堂吃中饭。这次我和他聊了很多,我听他讲他的生活,他说他常年订《南方周末》等几种报纸,搞过养殖果树种植等,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手里有了DV摄像机才发现这才是“命运改变”的开始。他说如果他还活十几年,在七十岁以前可以一直用摄像机拍他家乡的事情。

听农科说着,我很感慨。第二天我在草场地邮件组里写道:

“听了农科这么说,我放胆地想,一个彻底土生的影像记录者可能就这么开始了。顺着再想下去,这十个个村民作者,如果以后他们还要继续拍摄,完全按照自己想拍的东西来拍,比如一个村庄的生活或事情种种,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过年杀猪、种地赶集、孩子读书回家,等等等等,都是他们的生活,我们还可以继续给他们些什么样的支持呢?比如拍摄技术、磁带提供、交流放映等等。项目是停止了,但交流可能应该继续。”

农科那天在草场地食堂说那些话时,那个被叫作“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刚刚走出“拍摄培训”第一步。彼时,十个村民作者一些人脚刚刚迈回村子,或者还在路上,有关村子的镜头还没有开始拍,更不知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片子剪辑出来,但居然就提前预想到这个事情可以突破“一年项目”持续不断做下去。后来回想,农科那天在草场地食堂和我说的那些话就是“最初刺激”。当时坐在草场地食堂桌子对面的农科,他和我说话的神情语气是温和的,但明显透着坚决和力量,刺激我当时想的是,“一个彻底土生的影像记录者可能就这么开始了”。

“一个彻底土生土长……”就是我当时在草场地食堂听农科说那些话之后被刺激出来的想象(愿望)飞翔。这一想象或愿望后来并没有落实在最初刺激我的农科身上,想象变成事实发生的对象是当时完全“不被看好”的北京顺义沙子营邵大姐邵玉珍(至今十多年还在自己创作拍摄并有八部片子完成),虽然后来事实与当初刺激我的那个农科相悖,但这是我被改变的“最初”,跟着刺激我接下去要面对的是:是完成某个艺术计划给自己贴金,还是当作一种自我锤打道路没有终点走下去。总之,农科之谈类似“门缝打开”,随之“改变”一个跟一个跟着来了,那个“村民影像计划”有可能逃脱一次性花拳秀腿套路。

2005年11月下旬,我在农科的村子,广西隆安县都结乡都结村,典型广西石灰岩石地貌,农科家地里长着玉米也长着石头,机耕无法操作,农科依然像古代祖先一样吆喝着牛犁地。我在那里待了三天,知道农科有一亩多旱地还有一亩多水田,地里种的除了一家人全年口粮,就是养猪之用,卖猪仔的收入是全家一年全部。农科家住的房子是70年代盖的当地传统木板和就地取材石头住房。

伏在摄像机后的农科,他贴近显示屏的眼镜异常专注——我跟在持摄像机农科在他村子里——农科拍摄时姿势和眼神让我想起地质勘探者。去农科村子之前,我去过的四个村民拍摄现场,好像多少都会有陌生害羞生涩或大大咧咧,没有谁像农科那样——像什么呢?我在找一个恰当的比喻——终于得到一个珍宝并紧紧抱在怀里。

农科给我看他在我来之前拍的素材,内容有他在草场地培训时提交的“村民评判扶贫款分配”,一个典型的“村民自治”题材。素材在一个小时DV磁带里,没拍满,大概四五十分钟。素材依次是:

村子一块空地,巨大榕树一棵,一个中年男子扯开嗓门喊(说的是本地壮语,农科翻译说,这个人是村长,他在召集村民过来开会);

村民三三两两聚拢,男女老少壮年背孩子妇女;

大树下村长扯着嗓门说话(农科翻译村长说是要开“扶贫款评判会”,申请“扶贫款”的有谁家谁家,现在要从这些申请人中评判出最需要“扶贫款”三户人家)。

素材跟下去是村民投票评选,场景换了另一块空地,一面土墙刷黑漆成为土制黑板,上面写着“扶贫款候选人”名字,每个名字下放着个碗,然后是投票村民挨个走到黑板前往想投票的碗里放上颗豆子。

这个场景奇怪的还有,土墙前是一个大坑,上去投票的人在黑板和大坑之间窄道走过,每个上前投票人看着就像舞台上出场。

我吃惊的还有,农科给我看的素材就是按照事情的发生顺序拍下来,一个场景一个机位,基本都是大全景,农科的镜头感觉就像一个人安静无语站在现场目击面前发生(我心想这是不是农科式的“墙上苍蝇”)。看着素材我感觉就是在看无须剪辑的完成片。

我看完素材,农科给我讲他怎么拍的这些素材让我更是大吃一惊,他说这个拍摄现场是他安排的,因为村里“扶贫款分配评判”已经搞过了,他和村长商量“把这个事拍给外面人看要再来一次”,一说即可,立马就做。我吃惊的是,把一桩发生过的真实事情复原拍摄下来,这个属于所谓实验纪录片里的“重演/重现”手法,居然被农科无师自通使用起来。

农科拍的素材让我继续吃惊的还有,他说除了村民自治影像计划要求的题材之外,他还另外拍了两个“题目”(说出“题目”一词,农科语气是一种不习惯某个词但还是要坚定说出来),一是小学生和他们的学校,另一是集市地摊赌博游戏。“题目1”素材第一段,是一个超长镜头,四个六七岁至十岁上下男孩山坡路行走,他们时而说话(壮语,听不懂),或无语,默默走,只有脚步和风声和鸟叫混杂一起声音。农科镜头跟随四个孩子后面,非常稳定和耐心,直到孩子们前面出现一排很破的房子(那是他们的学校)。我暂停素材播放,记下这段素材长度,是13分钟。这13分钟长镜头通向的是一个“乡村破败小学”,接下去的素材我还没看但可以预料,农科跟随这四个孩子一路行走抵达“将带给他们希望和明天之地”并跟着记录孩子们在那里的发生,“任何发生都可能精彩无比”,农科又在用“真实现场跟随记录”的经典纪录片方式。

“扶贫款评判”的“真实重演重现”,“孩子与学校”的“真实跟随记录”,两种素材两种最体现纪录片“经典”与“实验”集合于农科身上。我实在是太好奇了,问他为什么这么拍孩子,农科回答很简单,四个男孩中有一个是他孙子,每天早上走山路上学很辛苦但他很开心,就想拍下来。

农科说他拍的“题目2”是村子集市地摊赌博游戏,在农科家我没看他拍的素材,我和农科直接去了拍摄地,离农科村子不远,常见乡镇集市,地摊赌博游戏就在路边,就是那种押宝输赢游戏,只是花样挺多,围观看热闹人比实际玩的人多。农科说,当地赌博相当盛行,除了街头地摊赌博,还有六合彩等博彩。我理解,就是那种常见的枯燥与无望生活中的自我麻木和心存侥幸的拼搏。

我问农科,玩这些东西吗?回答很干脆:从来不。

问到以后对生活的期待是些什么,农科说,还是想能找点钱改变下家庭经济,但每年几百块钱的订报刊钱还是不能省。这个年末他订的报刊有: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农村科技报、文摘报、小说月报。

和农科在他村子一起走时,经常有人过来和他说话,农科总是和蔼点头,慢声细语应答。他们说的是广西本地壮语,过后我问他对话是什么,农科说,有的是向他询问卖的猪价钱是否合适,有的是想办下个什么执照问有什么办法。看得出,在当地农科是个不少人希望征求意见或者靠近的人。

2005年12月初,十个村民参与者第二次来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待了四天,完成了各自短片剪辑,离开前做了一次短片放映和讨论。村民参与者第二次在草场地期间,“计划结束是否继续拍摄”是讨论话题之一,差不多所有参与者都表示愿意继续,离开前每人发了十盘DV磁带,预约明年五月再来草场地,学习电脑和剪辑,自己动手剪辑新片(第一个短片是草场地安排剪辑员帮助完成)。

我记得,农科离开草场地回到广西村子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到家了,他非常感谢草场地,并说他接下去会继续拍下去。

“村民影像计划”成为一个持续下去的事,我当时完全相信农科一定会是紧紧拥抱者(而且是前三个最坚决热情者之一)。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村民影像”这个事就是农科人生六十年期待中的生命之车终于来到,他一定会奋勇跃上并死死抓住不放。我还想着,农科是十个参与村民中岁数最年长,爱思考有主见,做事极其认真,为人又热忱宽厚,受大家尊重和喜欢,他还会成为这个事情做下去的一个“带头人”。

但事实是,自农科回家后打来那个电话以后就再也没有主动来过电话,都是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怎么样,他都说很好很好。到第二年(2006),村民作者五月来北京草场地学电脑和剪辑并参加草场地“五月艺术节”之事可以成行,消息发给十个参与者,农科是唯一没有回应的人。我再给农科打电话,他开头说他愿意来;后来给他打电话,回答说妻子病了家里走不开。再后来,当年十月,再约村民作者来草场地,再给农科电话,他说他家里忙还是来不了。我和农科联系只有电话,当他不主动打来,两次草场地活动也来不了,我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农科最早启发刺激我重新思考“村民影像计划”,我原以为这个事继续下去会少不了最热情最奋勇的农科,但事与愿违。这一直是我的一个不解疑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