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July 2022
农科，排在我写“失踪者”第一人。
为什么？
当打算写“失踪者”念头被确定，一串人名冒出来，农科是其中一个，准备开写时，农科自动站在第一。我脑子里的“失踪者”名单，农科和我发生的影像创作交道属于最“浅”一个，就是一个十分钟短片；就人生来说，比我年长近十岁农科，壮族，广西隆安县一个村子，务农，和我基本上属于生活轨道基本上不会发生交叉的那种。但事实是，因为一件事我和农科有了人生相遇，四次见面与相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间隔一年（2005.10-2006.11）。和农科相遇的那件事对我影响巨大（从影像创作到人生道路），我想这个是我想写农科并自动排在第一个的主要原因吧。
和农科发生交往的那桩事就是2005年开始的“村民影像计划”。这事我编写过《亮出你的家伙》一书，“村民影像计划”本来是个“一年项目”的事，只是因为参与村民大部分都表示“愿意拍下去”，我当时也热情满满，所以2006年这个事又在草场地继续下去。十六年后现在来看，除了邵大姐（邵玉珍），其他九人基本上都停掉了（可能还有人如贾之坦、张焕财心里还想做下去但挡不住的事实是力不从心）。没有继续做下去的村民是逐个先后离开，最早离开的就只是有过“开始”，即做了个短片就没再继续，时间长一点的有四五年，更长的有过十年。
农科是“最短的”一个，但他是我打算写“失踪者”时排在第一个想写的人。原因就是我希望农科这篇写出效果的话，就基本把我为什么写“失踪者”意图亮明白了。
最开始知道农科是他寄到草场地工作站的“村民影像计划”报名信。最初这个计划叫“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因为这事来自一个叫“中国村民自治培训计划”项目的委托。征集参与的消息发出后，收到报名信有五十八封，清楚记得这个数字是征集参与者公布后，当时有点信心不足，猜测能“凑满十个参与计划者报名就成”。征集参与者文中写到，“村民用摄像机记录自己村子的村民自治与乡村变化”，设想很美好，但很可能一厢情愿，不敢乐观能激起多少村民理解并响应。结果后来收到五十八封报名信，觉得相当不错了。
农科的信是五十八封之一，来自广西隆安县一个村子，壮族，57岁，报名者中岁数最大一个。
农科报名信手写，以后被录入电脑为电子版，农科信里一开始写到：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快60岁了都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业，亲生体会到作为一辈子当农民的困苦和艰辛。”
“当农民的困苦和艰辛”还有什么呢，农科写到：
“更苦更难的是一件小事都不能有自主权的日子。例如，现在村民们在自己的承包地种谷子，但政府一定要种甘蔗，不种就被罚款的事时有发生。我深深体会到村民自治的步伐多么艰难，很多本该给村民自治的事情如今还由政府承包着。”
报名信结尾农科表示自己报名参与愿望是：
“我应征参加这次活动，为了加快村民自治的进程，让每个村民的脸上多一点点笑容，少一些痛楚。”
收到的五十八封报名信，类似农科信中写出的对村子现实不满并希望改变情绪占多数，这一点是在我之前预料之外的。我的“艺术身份”及由此冒出的“艺术idea”，说实话更多的是靠近“给粗糙的手放上一个叫摄像机的家伙”。但在收到的五十八封报名信，像农科这样“对所在村子不满甚至愤慨并急迫寻求改变”情绪与愿望占多数（后来加入计划的贾之坦、王伟、周层佳都属于农科类，更凶猛的还有上访信也附上）。
“农科类”报名信对我这种“玩艺术者”是开头第一课。
农科，近60，最年长，根在村子并务农至今，壮族，报名动机纯正，每一方面都符合计划征集的参与者“标准”，毫无疑问他就是“十个参与者”之一。
后来和农科真人见面并交往，知道他当时打算报名时也经历一番首先从家人和村人怀疑反对中突围动作。农科在后来参与村民影像计划并开始在村里拍摄时，给草场地邮件组写过他如何报名的文字：
“我是从《南方周末》上看到这个计划的，我们家的人就说这不可能的，还说报纸上现在登的好多事情都是不大可以相信的，都是骗人的。你想想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可以又让你去北京培训，又给你拍摄的器材回来拍影，又不让你交钱，还又给你报销这个来回的路费。按照我那个二儿子说，肯定就是骗人的，他说你那么大的年纪了，你做的那些上当的事受骗的事也不少了，你怎么还是把那个事情往好的想，还那么天真呢。我说，是登在报纸上，是《南方周末》。他说人家登在那个报纸上了，等你去了，让你交这个费啊那个费啊，让你交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直到把钱给被人家掏完，最后骗得什么也没有。我就说，这个《南方周末》是比较讲信用的报纸，我相信这个报纸不会登出这种假的报道来吧。我老婆说，你被骗了怎么回来呢？我说我带了几百块钱，要是这个事情不是真的我就买车票回来了。”
农科文中提到曾经“上当受骗”，以后农科说他曾经有过此经历，通过报纸上的“科学养殖种植培训”消息报名，去到那里空空如也，报名费打水漂。农科不甘心日子这么毫无希望过下去的铤而走险，成了家里人打击他“往外走”的依据，报名时说他没戏，收到入选通知说他又被骗了
“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征集参与者信息中提到，将提供入选参与者在北京两次影像拍摄与剪辑培训共十天食宿安排，包括两次往返北京旅费（硬卧），另外还提供给参与者一台DV摄像机及一台相机（当时没有确切表示摄像机到了参与者手里就属于本人，但这个意图已经有了）。这些条件是不是过于“福利”而让十个收到“入选通知”的参与者大部分都不敢完全相信。后来他们说过收到“参与计划通知”时与农科类似故事：
张焕财给他上过大学在公司上班的弟弟打电话征询意见，他弟弟一听就说，你不会上当吧？又给你摄像机又给你报销卧铺票，哪有那么好的事？不要去不要去！
王伟说他把他入选计划的事和父母还有村里面一些人说了，还是些他认为见过些世面的人，他们都担心王伟被骗，几乎每个人都是这种看法，说会不会是搞传销的。
贾之坦说他半信半疑，车票全报，生活全包，还发价值昂贵的摄像机，一个农民，还给这么好的待遇。老贾不太相信，打电话问在北京搞电视编导的女儿，她说她也说不准，说这个事不是真的话，老贾在北京吃住是有地方的。
在浙江金华拍婚礼录像的伊初建说，他周围的人都说这肯定是骗人的，他老婆说，别做梦了，专心拍你的婚礼录像吧。
倪良辉说他也有疑问，他家里人说会不会是搞传销骗钱的。
周层佳说他没想到骗钱，只是想着这么好的事情能赶到他身上，全国有八九亿农民呢，不敢相信这个事情能落到到他头上。
周层佳不敢相信这种“好事”怎么可能和自己有关系，可以看作是那些持“怀疑论”的心理根基。这样就可以理解农科家人的怀疑和反对，也包括以后农科没在影像拍摄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不敢对这种“好事”抱有太大期望。
以后农科来到草场地，聊起来知道，他读书读到小学，家里困难没再读下去。农科说他爱读报，“南方周末”是其中一种，订了三年，另外还有其它报刊两三种，有过一次被养殖培训广告受骗经历。当时的农科，从未来过北京，也不了解“村民影像计划”是真是假，当然也更无从得知“草场地工作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农科选择信任“南方周末”这个报纸。
2005年10月末，农科和其他九个来自不同地方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参与者，进了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农科，个矮，话少，音量小，很容易被一眼带过。
村民影像计划参与者带着激动好奇还有疑团到了北京，进到草场地疑心好像更重了，最有代表性的是老贾后来在草场地邮件组写他刚到草场地“紧张心情”：
“下午5点多钟，工作人员带我们去培训的地方草场地。举目一望好像是一片荒郊野地，褐色的大铁门紧闭，大门边连一个招牌也没有。青砖砌成的高大围墙上面只差一道铁丝网了。迎接我们的只有狗的狂吠声。走进大门，灰蒙蒙的天快要黑了，但寂静院落里还看不到一丝灯光。前来招呼的是一个农民装束、满脸胡须的汉子。我的心更紧张了，我想这地方不是一个看守所就是一个地下黑工厂。这满脸胡须的汉子十有八九就是一个黑包工头了？后来经介绍才知道他叫吴文光……”
农科和老贾有类似心理：“首先在门口我就感觉有点奇怪，呀，也不见有什么门牌，这个大门也没有人守，我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老贾提着的心后来踏实下来是因为，欢迎会上有干部模样的民政部官员讲话，还有欧盟项目方外国代表发言（讲外文被翻译）。
农科以后写到草场地邮件组的回忆是：
“后来我一进去工作室，里面很宽敞。一进去啊，一大帮的青年作者，还有大学生，从各个地方来的，从我们广西来的也有，那我就放心啦，我就觉得那肯定不是假的。我就说我这条路绝对没错，绝对是走对了。”
“工作室很宽敞”（硬件条件），“一大帮各地来的青年作者和大学生”（知识信誉），“还有我们广西来的”（家乡亲切），这些就是让农科放宽心的基本点。当然还有接下来发到手里的实实在在的DV摄像机以及三天的拍摄培训（包括晚上看片和讨论）。
我当时摄像镜头拍到草场地院子里手持DV摄像机练习拍摄的农科，我问他拿到摄像机感觉怎么样，农科乐呵呵说，太好了！这台机器抵得上老家卖几头大肥猪的钱。
（写于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