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March 2022
山东村民作者王伟的第二部纪录片《我的村子2007》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片秋后变黄的玉米地，玉米地旁是一条土路。镜头是王伟站在自己养鸡住地（位于村边）的门口小坡上往远处拍出去的。这类镜头在王伟片子里经常出现，只是因季节、天气或早晚不同画面内容有异。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生活常态之一：喂完鸡或吃完饭溜达几步到这里。某些时候，会端起DV机拍一下。
这一次“望出去”的镜头，坡下面的土路一端出现一个人：深蓝色衣服，男人，走得很急。近了，看清，一个中年汉子，卷着裤腿。
持DV的王伟和他打招呼：“干什么去？”
汉子回答：“我到北岭。”
一个最日常不过的村里人见面互相打招呼方式。汉子答完，离开土路，上小坡，走近镜头（实际上是走进王伟）。下面就是他们开头的一段对话：
王伟：你去北岭干什么？
汉子：连双（说话者兄弟）今天上午被村长招来几个人打了。
王伟：什么时候？
汉子：就是今天上午。
王伟：在哪里？
汉子: 在北边的田地里。把连双的衣裳都撕破了！破到这里！（指腋下衣服处）
王伟: 什么时候的事啊？
汉子：就是今天上午啊！
……
接下去这个汉子和王伟说他兄弟因为地和村长的地挨着，矛盾和地有关，然后村长约帮人把他兄弟打了。汉子又说到从前的种种积怨，历数村长的种种霸道，还说到当初他们一起（包括王伟在内）把村长支持上台，现在忘恩负义，和历史上的刘邦和朱元璋一模一样。越说越气，汉子脸上越来越多的愤怒委屈伤心，说他要报仇，不惜和村长以命换命。这是一段类似倾诉的说话，一直不停地说，那种江河滔滔、没人能挡得住的说。直到他说要和村长誓死一博：“他们人多今天我非杀死一个！我说谁敢上，我就都捅死谁！我什么都不管了！反正我活着也没法生活，快让他们欺负死了！”一直听着的王伟这时说：应该打110报警，不要做鲁莽事。
镜头结尾，汉子离开，边走边回头，对王伟继续愤怒伤心地嘟囔着，走远，直到消失在镜头中（实际上是在王伟的目送中消失）。
这个镜头从汉子出现，走到王伟跟前述说，再离开，消失，是一个11分钟的完整镜头。这个完整镜头就是王伟的眼睛在看到这个人出现开始，再到离开的一个完整过程。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生活中人碰到这类事，只看其中觉得有意思的部分，对“没有意思的”会闭上眼睛（剪辑掉）。他必须睁眼看完全部，所谓现场目击。在片子中，保留这个镜头的全部过程就是保留王伟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他的身份，他的最具体的身体位置，和进入镜头的这个同村人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他的态度、感情，一切都如生活中那样自然正常。
这个片子我看了无数遍，每次看到这里都有无限感慨，每次也都能读出以前没有领悟到东西。在王伟这个同村村民气不成声的诉说中，一个那么普通的汉子承受着远远超过其身体重量的愤怒和伤心，他对面的王伟无法分担，我们这些坐在银幕前、千里外的观客自然也分担不了，除了感叹嘘嘘。我自己，感慨的还有，一个生活在本村的人，手里多了个DV机，日常起息劳作聊天打牌中多了个“记录下其中某些事情和人的眼睛”。生活如常，这个“眼睛”也如常。也因为有了这个“眼睛”，多年来（数不清多少年了）诸如此类属于“过眼烟云”的东西，现在成了被记录下来的“真实影像”，传到千里以外我们这里另外一个生活现场的人中间，被再次目击，抹也抹不掉了。
我还继续感慨。以我的纪录片经验，我无法想象我能拍出这种场景。首先我没有这种关系，不可能有和对面走来的一个村民发生这样的对话。假设碰巧运气好（纪录片人特别迷恋这种运气）撞到两个村民的这类对话，也可能借着“跟当地人混得很熟”的关系，能够端起摄像机开始拍，但肯定，真实现场因为“第三者”的加入被改变了，完全不是现在王伟片子里“一个村民对另外一个村民的倾诉”了。因为后者的“身体位置”完全是“本地的”、“直接的”，有着和对面倾诉的这个人一致的遭遇和感受，比如对这个村长所作所为的同样不满和愤慨（片中该段落之前，有作者王伟本人和这个村长在村民开会时为水和挖沙的村里事经历了一场激烈争吵）。这种“身体位置”无法被我们这些“外来人”复制或装扮得出来，镜头反映出来的就是拍摄与被拍摄者最真切的关系，再高明的剪辑手段也还原不出来。
在一些放映场合的讨论中，听过不止一次有观众问（估计是学习或正在做纪录片的）：为什么这个段落结尾只是看着那个愤怒的人伤心离开？为什么不跟踪着去拍，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发展的？面对这种提问，王伟的表情是哭笑不得。我猜想，如果王伟要跟着那个愤怒的男人走，只有两种可能：不是跟着去打架就是去劝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村民和另外一个村民，并非那种纪录片“跟踪拍摄关系”。
我们这些手持摄像机、从城里跑到村子里的影像记录人，和王伟的区别就是，我们是朝思暮想穷尽心机地“进入他人生活”，所有偶尔拍到的所谓戏剧性的精彩镜头，和王伟这些村民作者自然而生的镜头放在一起，那些暗中窃喜或狂喜真是小气可怜。我们习以为常地说了那么多年：“观察”、“捕捉”、“抓拍”，然后自我认可或被人赞美成一只“墙上的苍蝇”。这些做法和说法也许之前是成立的，但现在，有了这些“内部人”（本地人）的镜头眼睛记录事实，我们这些所谓纪录片作者在说出或接受别人评价为“生活真相的描述者或表现者”时，先手抚胸口想想吧。如果再带着摄像机去到那些别人的村子或其它地方时，我的反省就是，重新找好自己的“身体位置”吧。至于具体所在，那是各个持摄像机的人自己的摸索了。
我的这些感慨源于是，数年来在自己纪录片工作中、包括和其他那些做纪录片人（年老的年轻的，国内的国外的）接触中，我心存疑问那些纪录片的价值、方式，特别是当纪录片越来越被世俗被实用被名声被责任套牢后的现状，我发现纪录片包括纪录片人越来越无趣。最近一些年我比较多地说到“个人影像方式”，是想挣脱，看看是否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包括离开喧嚣的世俗功利潮流、更自由和来自生活本身的表达。这个时候，村民作者的纪录片是照亮我的光明。
在村民影像计划的第一年，即2005年，10个作者各自10分钟的短片出来，那时大部分人对这些作品的欢迎是：“农民也能玩DV”。从公共媒体角度，符合他们一贯给予百姓的“赏脸”和“恩许”，很符合宣传方针地成为“和谐社会”、“新农村”的一朵塑料花；对影像专业或学者看来，成为某种假想的自由表达权力获得的欢呼。但是这些土里巴几的乡下人真的有可能达到“深度表达”吗？我想很多人都心存疑问。我也心存疑问。所以我非常期待村民作者的拍摄继续，看这些人是否能自由表达下去并达到“深度”的可能。2008年底，邵玉珍、张焕财、贾之坦和王伟四个作者的各自两部记录长片《我的村子2006》和《我的村子2007》完成，总共8个长片，四个作者村民记录了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本村人的生活和事。从这8部片子中，我已经完全看到了他们离开了“村民或老百姓玩DV”的那种习惯“定位”，远远大步行进他们的记录路途上，一种完全有别于我们这些影像作者、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录方式正在出现。村民作者的这些纪录片，至少对我自己，已经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启示。
再回到王伟片子中的这个段落，想引用瑞士纪录片导演皮特·里克提看了片子后，专门对该段落的评述：“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强烈的不可抗拒的愤怒，不论是生活中还是电影里，我都没有见到过这样因挫败和气愤所导致的不可理喻的戏剧。”皮特·里克提由王伟的这个纪录片段落提到“戏剧”，交织着矛盾与冲突的戏剧性。接下去，皮特·里克提解释所提到的“戏剧”就是贝克特的戏剧。这个萨缪尔·贝克特，爱尔兰籍，定居法国，有著名的《等待戈多》剧作。这部被称誉为“荒诞派戏剧之代表及经典”、在世界各地剧院长演不衰的戏剧，舞台上唯有一棵枯树和两个流浪汉，他们谈论并等待着戈多――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冷漠、无聊、无休止的等待……弥漫整个舞台。皮特·里克提把贝克特的这种戏剧场景和王伟镜头中的生活现场联想在一起了。
2009年2月的鹿特丹电影节，皮特·里克提的五部纪录片作品作为电影节的“导演特辑”放映。电影节方让导演邀请一部他推崇的最新纪录片在他的“导演特辑”中一起放映，皮特·里克提选择邀请的是王伟的这部《我的村子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