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之坦最初参与村民影像计划，他的焦点问题是：是不是要拍电视上那种“焦点访谈”片子？要不要把拍的片子给CCTV？在老贾完成他人生的第一个纪录短片《采石场》后，诸如此类的“主流问题”被他跨过去了，之后三年连着完成了他的三部纪录长片《我的村子2006》、《我的村子2007》和《我的村子2008》，在这三部片子拍摄过程中，老贾从“主流”跳到另一个极端，变得“非主流”了，甚至可以说比“非主流”还“非主流”，比如：影像不仅应该触及最坚硬的现实，而且要参与到现实的改变中，比如在他所拍片子中涉及的老人赡养、土地流失、村委会换届选举、人大代表选举、河水被污染等问题中，老贾并非只是一个“俯视的、客观的”记录者，也是这些事件中的参与者、“挑事人”或组织者之一。他就是一个直接跳进现实河里之人，一个本能地把摄像机当作刺刀匕首之人。
如此，老贾就是一个“麻烦的人”，他找麻烦，还制造麻烦，在村民影像计划的头五年，他这方面表现尤甚。我和他也是所有村民作者中吵闹纠缠最深的一个，种种他制造的“小麻烦”也就罢了，但他把摄像机直接当枪使的凶猛方式，开始时让我本能后怕，我以“村民影像计划不是村民民主计划”理由劝过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后来是我被他改变了，他的影像介入现实行为刺破了我伪装和躲藏的“纪录片艺术”外衣，让我看到自己那种“小文人式的假清高”，其实就是虚弱和虚伪。
如果说，2010年在草场地开始的另一个新动作“民间记忆计划”，是被“村民影像计划”启发而产生的话，那最直接的激发因素就和老贾的这些影像直接行动有关。在这个由80后年轻人为主力的民间记忆计划中，老贾也一马当先投入其中，一开始就扮演了一个带头羊角色。他如鱼得水带着摄像机在自己村子里走家串户，采访了100多个老人，采访历史涉及“土改”、“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在采访过程中他从村民回忆中谈到1970年文革“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发生在本村的一桩 “反革命集体案件”，数十人被牵连、被关押审讯，有人被执行假枪毙，有人被判刑。多年之后此案件宣布为是人为制造的，但谈及它只限于部分老人的偶尔口水闲谈，它的内幕如何、原因何在、如何被整的细节，无人追究。老贾开始追究了，他遍访曾经的当事人，包括被整的和整人的，还有众多旁观者，再加入他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旁观者”、现在的“调查者”身份，完成了一部名为《“一打三反”在白云》，成为民间记忆计划中的一部纪录片力作。
《“一打三反”在白云》这部片子，以历史调查为名，焦点在“现在”，祖辈世代为邻的村民为何在文革运动期间彼此变得如此凶残，整人不眨眼，四十年过去，又共同表现得冤冤相报、或冷漠麻木。老贾是从现实处境中看“过去”，寄希望于今天现实的改变。之后他表现得更为凶猛的新动作是，2012年他以一普通村民身份直接参与“人大代表”竞选，如他所说，即使当不了人大代表，也把这一参选过程记录下来。结果正如所言，老贾最终没有参选成功，但一部新的纪录片出来了，这就是今年刚刚剪辑完成的《我要当人大代表》。
老贾这个人真的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湖南人”。本来我是在老贾面前指手划脚教他如何拍纪录片的人，后来变成一个被他启示，被他照亮，和他一起并肩的同伴。多年以后我一样会感激这个比我年长五岁的老农民。
（写于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