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吴文光影像笔记46: 纪念黄爱玲或一个时代

2022年1曰28日


翻进2018年才几天,突闻黄爱玲去世。黄爱玲是香港的一个朋友,认识20多快30年,她应该和我岁数差不多,60出头,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元旦那天我写了篇“2017,冷暖问题”,提到1990年底我待在西藏,为生计在一个电视片剧组工作。一天我在住的拉萨人民招待所接到消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人在找我,要放映《流浪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流浪北京》这个片子做完,我当时只是想把一件该完成的事做完,不好意思主动给人看,而且我从来没听说过“香港国际电影节”,即使知道也不敢动心思,再即使动了心,也不知如何报名如何把片子弄过去。

香港国际电影节“要找我的人”就是黄爱玲,她当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做亚洲及纪录片单元策划。《流浪北京》是一条曲里拐弯方式到香港的,我后来听说的经过是,这个片子被一个被拍摄者给了一个住在柏林的人,此人回柏林路过香港,把片子给了舒琪,舒琪是影评人,他看了后就推荐给黄爱玲。北京——香港,“地下通道”由此而成。

1990年末,“89”后第一年,混沌困顿并心冷,看不到前面是什么。待在冷冽高地西藏,一个做完但只是冷藏在心底的片子,突然有了下文,心里一阵温暖,冲动,似乎明白以后值得做的事是什么了。

就此开始和黄爱玲接通联络,那时没有网络,主要是电话和传真。以为“电影节策展人”是那种说话斩钉截铁随时拍板的人,但听电话那头的声音,细声细语并悠悠,有点困惑“黄爱玲”长得什么模样。

人没有见过,“黄爱玲”这个名字记得更牢了,而且还成了“接头暗号”。黄爱玲最初看的《流浪北京》是VHS磁带,即家用录像带,电影节放映需要专业录像磁带,黄爱玲找了一个从香港来北京的人帮忙带过去。被托的人到北京,电话打来:“我是黄爱玲托的人……”马上回应:“哦知道了。”

以后一些年,在香港再见到当时托取磁带的那人,对方说当时跟黄爱玲并不直接认识,是彼此间的一个共同朋友搭的桥。对方说,因为这事和黄爱玲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

1991年3月下旬,《流浪北京》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当时去香港手续不是一般的复杂难办,我试图申请,未果。和《流浪北京》的“世界首映”隔着一道高墙,原以为片子放了就放了,没什么事了,接着陆续收到电影节邀请,福冈,山形,柏林,新加坡,巴黎……发邀请的人都说,是在香港看了这部片子。

《流浪北京》,一种“偷渡”方式到香港,黄爱玲是“摆渡者”。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不少大陆“地下”影像作品都以此方式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登陆,我印象中记得,有温普林、段锦川的《青朴》、时间的《天安门》、时间、王光利的《我毕业了》、蒋越的《天主在西藏》、陈真的《盆窑村》、郝志强的《大树乡》,还有张元最初的片子《妈妈》、《北京杂种》……这个名单列下去应该是长长一串。

《流浪北京》之后,黄爱玲关心我接下去的片子拍摄,不时发来询问。我和黄爱玲的关系类似一个作者和一个杂志编辑那样,我之后的两部片子《我的1966》和《四海为家》,没有投稿,不用申请,完成后自然就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

因为这两部片子,1993年和1996年我终于去到香港参加电影节,也终于见到之前“只闻其声”的黄爱玲,其本人和“细声细语”非常相配,面相安静笃定,永远与世无争状。我心里有些惊讶,这个看似弱女子如何与冒险勇敢“摆渡”行为相关?

到香港,知道“摆渡者”不仅黄爱玲一个,是一群人,有前面提到的影评人舒琪,有电影节负责国际单元的李焯桃,和黄爱玲岁数差不多,当时30几岁,面相看似安分书生,实则内心熊熊。

九十年代那两次在香港参加电影节感觉非常棒!放映影院位于尖沙咀一带文化中心剧院及附近太空馆、科学馆影院,宽大银幕,舒服座椅,近百部影片随意选择,而且还有中文字幕。那时我正是一个“电影饥饿者”,疯狂想把所有能看的片子都一网打尽。电影节只提供三天酒店,为了多看片,酒店时间住满就借宿阿桃(李焯桃)在九龙的家,每天早出晚归看片。我当时在电影节的看片选择:首选纪录片,其次“奇怪影片”。看片指南就是电影节出版的场刊上的影片简介和评述,几百字的影片评述是看片钥匙,“纪录片单元”中的影片评述是黄爱玲写的,几百字评述点到影片穴位,其观影真是火眼金睛。

纪录片看得差不多,征询黄爱玲推荐“奇怪影片”,她说,那个伊朗的阿巴斯,有他的影片单元专题。看了第一部《何处是我朋友家》,立马喜欢,接着又看《家庭作业》、《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疯狂爱上。以此方式还认识了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前苏联的塔尔可夫斯基、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等等。

那时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不设任何评奖,所有影片都是参展放映,真正一个电影橱窗,没有谁得奖谁落选烦扰,可以毫无负担牵挂心平气和观片。这样的电影节,如今世界难觅。

大概“香港97”后不久,黄爱玲离开电影节,好像去了大学开课。她离开电影节,对我就是一个熟悉的杂志编辑离开,人走屋空。我对以后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了解不多,只是在2006年重回去过一次,那年电影节放映“村民影像”片子,再让我做“纪录片人道奖”评委(那年是周浩的《高三》得奖)。

去香港不多了,和黄爱玲也很少再见到。最后一次联络好像是2013年还是2014年,黄爱玲打来电话,说她到北京,想见面聊聊。我刚巧不在北京,就此错过,也成了永久错过。

据说黄爱玲是在安睡中离世,时间是1月3日。一个乱世,她离开的方式如此“与世无争”。

 

补记

写了纪念黄爱玲文字,长舒一口气。听到黄爱玲过世消息,即便感觉突然,不愿相信,还是只得接受,我这种年纪的人,有同辈人离世已经不是头一遭,理解为先走一步后走一步的事,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是过客。

我长舒一口气是记下了我的一种心情,但好像意犹未尽。纪念一个人除了缅怀往事抒发怀念外,还有什么实际的纪念呢?

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1990年末,在冷冽西藏,黄爱玲给我送来火,温暖我并激励我,以后我人生道路的奠定与此密切相关。如今斯人已去,那“火”还在我这里吗?我的“相报”是什么呢?

黄爱玲在安睡中离世,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如此“与世无争”,她肯定不需要我的什么“回报”,如果把“争”理解为一种愿景一种希冀呢,我想她应该是有的,但具体是什么呢?我能跟随她的愿景并以此作为“相报”吗?

写完文字,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李铁成老师微信发了一组黄爱玲生前照片,其中有黄爱玲发给李铁成的手机留言截图,其中写到:“很高兴那天能看到张慈的纪录片,可惜事后有约,未能跟你和张慈聊聊……”留言时间是2017年6月10日。

张慈的片子《哀牢山的信仰》被李铁成安排在中大放映,我是一个牵线人。张慈是《流浪北京》中人物之一,黄爱玲当年一手摆渡这部片子放映,27年后再去看这个“片中人”如何拍片,她的愿景之一是不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在拍自己的片子?

2014年1月,应亮在香港艺术中心策划“民间记忆计划纪录片工作坊”,由此,我和三个民间记忆计划作者与20多个香港纪录片作者共同“偷渡”。我希望这也属于黄爱玲的愿景之一。

 

(写于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