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January 2022
翻进2018年才几天，突闻黄爱玲去世。黄爱玲是香港的一个朋友，认识20多快30年，她应该和我岁数差不多，60出头，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元旦那天我写了篇“2017，冷暖问题”，提到1990年底我待在西藏，为生计在一个电视片剧组工作。一天我在住的拉萨人民招待所接到消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人在找我，要放映《流浪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流浪北京》这个片子做完，我当时只是想把一件该完成的事做完，不好意思主动给人看，而且我从来没听说过“香港国际电影节”，即使知道也不敢动心思，再即使动了心，也不知如何报名如何把片子弄过去。
香港国际电影节“要找我的人”就是黄爱玲，她当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做亚洲及纪录片单元策划。《流浪北京》是一条曲里拐弯方式到香港的，我后来听说的经过是，这个片子被一个被拍摄者给了一个住在柏林的人，此人回柏林路过香港，把片子给了舒琪，舒琪是影评人，他看了后就推荐给黄爱玲。北京——香港，“地下通道”由此而成。
1990年末，“89”后第一年，混沌困顿并心冷，看不到前面是什么。待在冷冽高地西藏，一个做完但只是冷藏在心底的片子，突然有了下文，心里一阵温暖，冲动，似乎明白以后值得做的事是什么了。
就此开始和黄爱玲接通联络，那时没有网络，主要是电话和传真。以为“电影节策展人”是那种说话斩钉截铁随时拍板的人，但听电话那头的声音，细声细语并悠悠，有点困惑“黄爱玲”长得什么模样。
人没有见过，“黄爱玲”这个名字记得更牢了，而且还成了“接头暗号”。黄爱玲最初看的《流浪北京》是VHS磁带，即家用录像带，电影节放映需要专业录像磁带，黄爱玲找了一个从香港来北京的人帮忙带过去。被托的人到北京，电话打来：“我是黄爱玲托的人……”马上回应：“哦知道了。”
以后一些年，在香港再见到当时托取磁带的那人，对方说当时跟黄爱玲并不直接认识，是彼此间的一个共同朋友搭的桥。对方说，因为这事和黄爱玲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
1991年3月下旬，《流浪北京》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当时去香港手续不是一般的复杂难办，我试图申请，未果。和《流浪北京》的“世界首映”隔着一道高墙，原以为片子放了就放了，没什么事了，接着陆续收到电影节邀请，福冈，山形，柏林，新加坡，巴黎……发邀请的人都说，是在香港看了这部片子。
《流浪北京》，一种“偷渡”方式到香港，黄爱玲是“摆渡者”。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不少大陆“地下”影像作品都以此方式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登陆，我印象中记得，有温普林、段锦川的《青朴》、时间的《天安门》、时间、王光利的《我毕业了》、蒋越的《天主在西藏》、陈真的《盆窑村》、郝志强的《大树乡》，还有张元最初的片子《妈妈》、《北京杂种》……这个名单列下去应该是长长一串。
《流浪北京》之后，黄爱玲关心我接下去的片子拍摄，不时发来询问。我和黄爱玲的关系类似一个作者和一个杂志编辑那样，我之后的两部片子《我的1966》和《四海为家》，没有投稿，不用申请，完成后自然就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
因为这两部片子，1993年和1996年我终于去到香港参加电影节，也终于见到之前“只闻其声”的黄爱玲，其本人和“细声细语”非常相配，面相安静笃定，永远与世无争状。我心里有些惊讶，这个看似弱女子如何与冒险勇敢“摆渡”行为相关？
到香港，知道“摆渡者”不仅黄爱玲一个，是一群人，有前面提到的影评人舒琪，有电影节负责国际单元的李焯桃，和黄爱玲岁数差不多，当时30几岁，面相看似安分书生，实则内心熊熊。
九十年代那两次在香港参加电影节感觉非常棒！放映影院位于尖沙咀一带文化中心剧院及附近太空馆、科学馆影院，宽大银幕，舒服座椅，近百部影片随意选择，而且还有中文字幕。那时我正是一个“电影饥饿者”，疯狂想把所有能看的片子都一网打尽。电影节只提供三天酒店，为了多看片，酒店时间住满就借宿阿桃（李焯桃）在九龙的家，每天早出晚归看片。我当时在电影节的看片选择：首选纪录片，其次“奇怪影片”。看片指南就是电影节出版的场刊上的影片简介和评述，几百字的影片评述是看片钥匙，“纪录片单元”中的影片评述是黄爱玲写的，几百字评述点到影片穴位，其观影真是火眼金睛。
纪录片看得差不多，征询黄爱玲推荐“奇怪影片”，她说，那个伊朗的阿巴斯，有他的影片单元专题。看了第一部《何处是我朋友家》，立马喜欢，接着又看《家庭作业》、《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疯狂爱上。以此方式还认识了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前苏联的塔尔可夫斯基、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等等。
那时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不设任何评奖，所有影片都是参展放映，真正一个电影橱窗，没有谁得奖谁落选烦扰，可以毫无负担牵挂心平气和观片。这样的电影节，如今世界难觅。
大概“香港97”后不久，黄爱玲离开电影节，好像去了大学开课。她离开电影节，对我就是一个熟悉的杂志编辑离开，人走屋空。我对以后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了解不多，只是在2006年重回去过一次，那年电影节放映“村民影像”片子，再让我做“纪录片人道奖”评委（那年是周浩的《高三》得奖）。
去香港不多了，和黄爱玲也很少再见到。最后一次联络好像是2013年还是2014年，黄爱玲打来电话，说她到北京，想见面聊聊。我刚巧不在北京，就此错过，也成了永久错过。
据说黄爱玲是在安睡中离世，时间是1月3日。一个乱世，她离开的方式如此“与世无争”。
补记
写了纪念黄爱玲文字，长舒一口气。听到黄爱玲过世消息，即便感觉突然，不愿相信，还是只得接受，我这种年纪的人，有同辈人离世已经不是头一遭，理解为先走一步后走一步的事，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是过客。
我长舒一口气是记下了我的一种心情，但好像意犹未尽。纪念一个人除了缅怀往事抒发怀念外，还有什么实际的纪念呢？
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1990年末，在冷冽西藏，黄爱玲给我送来火，温暖我并激励我，以后我人生道路的奠定与此密切相关。如今斯人已去，那“火”还在我这里吗？我的“相报”是什么呢？
黄爱玲在安睡中离世，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如此“与世无争”，她肯定不需要我的什么“回报”，如果把“争”理解为一种愿景一种希冀呢，我想她应该是有的，但具体是什么呢？我能跟随她的愿景并以此作为“相报”吗？
写完文字，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李铁成老师微信发了一组黄爱玲生前照片，其中有黄爱玲发给李铁成的手机留言截图，其中写到：“很高兴那天能看到张慈的纪录片，可惜事后有约，未能跟你和张慈聊聊……”留言时间是2017年6月10日。
张慈的片子《哀牢山的信仰》被李铁成安排在中大放映，我是一个牵线人。张慈是《流浪北京》中人物之一，黄爱玲当年一手摆渡这部片子放映，27年后再去看这个“片中人”如何拍片，她的愿景之一是不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在拍自己的片子？
2014年1月，应亮在香港艺术中心策划“民间记忆计划纪录片工作坊”，由此，我和三个民间记忆计划作者与20多个香港纪录片作者共同“偷渡”。我希望这也属于黄爱玲的愿景之一。
（写于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