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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影像笔记39:谈话即道路为——《大地行走对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的跟踪访谈与调查报告》书写序:

2021年11月30日


“谈话即道路”,我把我喜欢的这句话比喻黎小锋、贾恺的书《大地行走:对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的跟踪访谈与调查报告》。该书由“跟踪访谈”和“调查报告”两部分构成,按我的理解,前者是“铺路”,以谈话铺就一条路,把读者引入到纪录片作者面前,倾听他们来自现实与创作现场的的讲述;后者类似“实验室”,存在于这个环境下纪录片人当下生存状况、创作轨迹、可能性的道路延伸或终止、以及伴随其间的情绪和希冀,被分门别类安放在设置提问中。就后者而言,依个人经验,我是头次读到这么一个把体制外(独立制作)和体制内纪录片人“溶于一炉”的“调查报告”。

进入“实验室”之前,是书著者与纪录片作者的访问与对谈,24个作者,24条道路,抵达被访者,探究其身处环境、现实度过、创作轨迹并进入内心与情绪。我自己的纪录片作者身份,与这24人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我好奇这些同行“怎么干”。我的好奇被书著者黎小锋、贾恺满足了。黎贾二人皆备纪录片作者、教育及研究者身份,与24位被访谈者属“同道人”。所谓“同道人”,即当今中国纪录片人之“现实共处”,这些纪录片人在纪录片路上的出发与行走方式固然各异,但“共处环境”在他们之间自然而生一种彼此遥望与打量的通道和默契。黎小锋、贾恺以此默契搭建试图抵达24个纪录片人通道,还有一种形容可以是,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打量与对话。

我记忆中至少是在6年或7年前(2013或2014),黎小锋邮件和我说起一本正在做的“纪录片人访谈书”,他约我书稿完了写篇序。我当然答应,我知道这样的访谈书难得,尤其是发生在“纪录片人与纪录片人之间”,如此“道路”本身就接近某种“天然秘密通道”。此事说过若干年过去,那么多事发生,某时甚至有世事沧桑感,比如今年初的“疫情爆发”。就在4月“疫情尾声”时,黎小锋微信告诉我,那本差不多被我抛在脑后的书,依然持续进行中并有望近期内印成铅字。

很快我读到书稿,24位纪录片人除一个我不认识(没看过其影片),其余23人我都认识,看过所拍片子,某些还非常熟悉,曾交往过密,写过看片笔记(比如胡新宇、郭熙志、杜海滨、丛峰、周浩、徐童、杨平道、赵亮、赵大勇),有的我也做过访谈(杜海滨2000年做完纪录片处女作《铁路沿线》后访谈,刊载《现场》第二卷)。据我的了解,20几位被访人的“现实身份”大致为两类,一类是无“单位编制”或“公司雇佣”的“自由人”,丛峰、赵亮、季丹、冯艳、徐童、邱炯炯等属此类;一类是“有单位的人”,即所谓“体制内”,不过我认识的“体制内”纪录片作者,不是那种负有“宣传使命”的媒体人(如电视台),他们大部分在高校任教,郭熙志、胡新宇、杨戈枢、包括此书编著者黎小锋、贾恺均是。

“现实身份”与创作摆不脱关系,有个比喻是“真人与影子”。通常来说,“自由人”似乎更无所谓“规定”或“规则”,比如拍摄时不以片子能否“过审”考虑为先,创作也更无视“常规手法”,重在自由飞翔,但事实经常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创作自由”并非“身份自由人”专利,尤其表现在,“最初作品杀出一条路”后,为“迎接拥抱资金与大制作”主动“放弃自由”,这种故事满眼都是。

再看所谓“体制内”的纪录片人,某些案例表现出的“自由疯狂”会让一些“体制外”作者不好意思起来,胡新宇是一典型案例,他的美声教授身份与“自诩并沾沾自得”的“私影像教父”,既是一种自相矛盾又是人在现实中的“两张脸”(为现实饭碗绕不开的循规蹈矩与为创作而疯狂的胡作非为)印证。

类似这样的纪录片作者、以及他们及作品可能呈现出的多种或复杂状态,在该书中可寻得轨迹。

20几位被访人年龄大部分“70版”(生于70年代),他/她们拍摄纪录片也大多始于2000年前后。如果把90年代出现的最早一拨“拍自己片子”(也称“独立纪录片人”)的纪录片作者算作“前世代”,2000年前后出现的纪录片作者可称“中生代”。“中生代”作者钻出地面与90年代末“DV时代”(数字影视)新技术出现有一种“春雨催春苗”关系,人手一机(一个人一台摄像机),摆脱体制(设备控制),走南闯北,自由穿行。彼时,“自由”不再只是一厢情愿或白日梦,可以是具体为实实在在踩在地上的动作。一道渠口打开,汹涌洪流滔滔而下,各路创作好手雨后春笋。我一个来自“前世代”之人,2000年前后,也裹挟在这条洪流中。我的感觉是,这时期出现的纪录片作者及催生并带动之后的“真实影像”创作包括影展(云之南、北京宋庄、南京)、包括大大小小跟随事件,可称当时“灿烂一页”。

黎小锋、贾恺以此书铺就通往24个作者之路,他们是“灿烂一页”的实践者和见证者。该书把他们比喻为“大地上的行走者”,打开此书,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些实践者行走的样子。

一本书似乎不可能把所有行走者一网打尽。中国纪录片之路,“70后影像作者”曾经是一股来势凶猛的冲击——

比如杨丽娜,她的第一部片子《老头》是单枪匹马女性影像手持DV所为,可称90年代末DV横空出世的最佳案例之一;

比如王我,他的《外面》,来自拍摄者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影像素材聚合,升华为“作者眼睛对公共空间的注视”;

比如沙青,其《独自存在》,记忆激活“素材”,观念牵制创作,可称“当代影像创作一种”;

比如李红旗,作家与影像作者身份兼备,其片子《神经》,“把日常现实装置于影像构成中”,搭建出来的是一种“作家式影像写作”;

还比如毛晨雨,他最近10年的影像作品,进入一种不管不顾、自我雄辩的“影像论文”方式……

上述是我看过片子并与作者有过或深或浅交谈的案例若干,按我的理解,这些作者及创作是曾经的影像创作坐标或“未来影像”可能的种子。各种可能的原因吧,我们在本书中暂时无“路”通向他们那里。这既是一种“余味留下”,也可以是想象延伸——本书“道路”铺向的是“2000前后出现并活跃的中生代70后”,接下去的“后来呢?”,比如2010年后出现的“真实影像80后新生代”,就我看过的来自这拨新一代人的创作,又是一种后生可畏和摧枯拉朽。是不是可以期待黎小锋、贾恺的下一个“谈话道路”通向这拨“未来一代”?

 

2020.5.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