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August 2023
生长
老田在谈到梦奇47公里蓝房子有这么一句话：“这个蓝屋，也是梦奇和47公里村子相互认领的仪式。”老田话说到筋骨上，“相互认领”包含彼此默许认可，某种契约建立。
一个人和一个村子建立如此默契，时间是10年。时间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时间”，就缺了必须的度过、酝酿和发酵。
民间记忆计划回村者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家在村子”，出生长大在村子，现在家还在村子；另一种是“家不在村子”，非出生在村子，或出生村子但以后随父母搬离村子，村子只有长辈老人或亲戚。
就我所知回村者，两种都各有不易。“家在村子”类，表面看回村即回家，实际“熟悉的只是回家路”，对“回村路”（村子其他人，比如老人）大都很陌生（原因种种，内心排斥，不想面对，或老田说的“不认领”等等）。这类“家在村子”者的“回村路”，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家不在村子”的人还麻烦曲折（故事很多）。
“家不在村子”者的“回村路”，最初看似容易，因为新鲜，兴奋，但相当多的表现是，蜻蜓点水，表面滑冰，很难深下去。原因不说大家都明白。
梦奇回村属第二类，所回村子只有儿时记忆，落脚处是爷爷大伯家（实际是大伯家，爷爷年老被赡养，家中无发言权）。我依然记得10年前民间记忆计划开始回村的夏天，梦奇带回的视频素材，跟在大伯后面去找采访老人，镜头摇到梦奇的脚，居然穿着一双拖鞋！梦奇后来说她回村就穿着这双拖鞋，没带别的鞋。
穿着拖鞋回村，成了第一次回村者的某种写照——没准备爬山过水泥水里高一脚低一脚，回村等于走亲戚，悠闲加放松。
第二次回村是次年冬天，这个继续返回的重要是，去除了夏天的轻松悠闲，面临冬天的冷和枯寂，冰冻得硬邦邦的现实摆在面前，不得不想：这样的回村何时是一个尽头啊！
如此这般回村持续到2014年，五个年头中的一个夏天加四个冬天，经历——采访老人，收集“三年饥饿逝者信息”，为“饥饿逝者”在村里募捐并建碑，带孩子建图书室、学习拍摄采访长辈老人，如此行动中，若干片子也在过程中创作。同时，某种类似“种子”也在过程中被种下。
还有，“十字路口”也在这时出现，转左或转右或朝前？
2015年冬天，梦奇选择朝前（继续回村）。至今又一个5年过去。比喻头五年是“种子种下”，后五年就是“种子生长”。老人采访从“三年饥饿”到“个人史”（如雷老人的生育，李老人的一生），一种“村史档案”建立开始；村里孩子如方红8岁到15岁的成长（采访老人，给老人画像，学习拍摄），村里未来一代的美好想象可能；再有，2015年后的作品“生于47公里”“斯芬克斯”“窗”，证明着是梦奇的“作者生长”的收获。然后到了“蓝房子”，在第十个回村冬天打下地基并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如老田说的，“一个叙事就开始”，“可以想象未来实际的发生”。
这就是生长，来自十年的生长。
这十年梦奇经历了“什么”和经历了“多少”，留在梦奇影像或文字中最多10%不到。具体体验并感受者五味杂陈只有梦奇自己。
说个例子，梦奇冬天在村子住的地方。去年4月初我第二次去梦奇的47公里村子，到村子梦奇大伯一家做饭招待，吃饭前我想起梦奇在大伯家住的房子，我以前只是在视频里见过，现在我想进去看看。梦奇领我进屋，我吓了一大跳，屋子被各种麻袋塑料袋塞满，感觉进屋就得上床。纸糊顶棚低低压着，我这个头差不多快顶头（我想起，这就是梦奇邮件中多次提到的，晚上老鼠在上面“开运动会”顶棚），屋子有一扇糊着塑料布的小窗，窗小及光线弱到可以忽略“窗”的存在……这不属于人居住的屋，只能用“堆杂物库房”形容。就我自己来说吧，我从前（年轻时）上山下乡走南闯北，住过各种糟糕地方，但比起梦奇在村里这间住房，都要高级。
站在屋子里那一刻，我内心一阵汹涌：这就是梦奇十个冬天每个夜晚睡并保持写来“回村笔记”的地方！
抄录
“抄录”说的是采访抄录。今天把胡涛采访外公的原文抄录发到邮件组。收到采访抄录时一看，才知道胡涛外公生于1950年，居然和我一样属“50后”，和邵大姐同龄，比老贾大一岁。
最初看见胡涛外公是胡涛第一部片子《山旮旯》，素材应该是2013年拍的吧，那时胡涛外公也不过53岁，印象深的是他坐在山坡上唱当地一种民谣，很好听，还有他在胡涛镜头前回忆“三年饥饿”。他正面坐在镜头前，一看像冯远征（我仅有的几个肤浅认识演员之一）。
胡涛外公的采访原文抄录读下来，差不多属于“个人史”，从八九岁的“饥饿时期”讲到文革当兵，再复员回村当赤脚医生。讲述口气听着不像“接受采访”，是外公和外孙说自己往事。
胡涛采访笔记中说，和外公交流很少。我听了觉得很正常，胡涛那里的人看来都个个是“偷羞子”，不单是胡家人，包括母亲郭家（胡涛母亲家也是本村人）也是。
胡涛这篇采访抄录有4千多字。昨天说到小博今年回村第二篇采访抄录有5千余字。我还想对胡涛的4千多字和小博的5千余字表示下心情。写文章5千字和抄录采访5千字的区别，前者不管花多长时间费尽多少心机，也是“自己文字”；采访抄录呢，虽然是自己采访，都是“别人的话”，一句一句听并抄录，播放，暂停，播放再暂停……感觉自己就是一台复读机。
所有民间记忆计划的采访抄录都经我手编辑，达到5千字的真不多，两三千字就很不得了啦。2013年胡涛有个同班同学叫刘龙坤，老家村子陕南的，他当时属于回村采访并完成抄录少有的一个，采访做得很好，有几篇过5千字。他在采访笔记中写到（抱怨口气）：真知道抄录那么费劲，当时采访就少问些问题。
我经验是，抄录采访1千字约花一个小时左右，5千字即5小时。老人说起话来，不少是唠叨重复，还东拉西扯，但就是在这种听着琐碎唠叨的话中，有关一个村子一些人的经历命运包藏其中。
民间记忆计划2010年开始到最初头几年，呼啦啦每年都有回村者，特别是我上课的几个美院都有学生回去。开头没经验，不知道采访抄录出来非常重要，不抄录出来，老人说话语境现场及方言等问题，依然只是录像或录音的话，就可能看似宝贝但实际没法用的废品（后来的研究者基本没法去听懂那些采访录音）。
2016年我们带着民间记忆计划第三次去杜克大学交流时，图书馆正在准备陆续把采访口述做成档案库，放到网络线上给有兴趣者研究者自由提供，问题就是，采访材料混杂并乱，大部分没有完整的采访原文抄录（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初资料）。
2017-2018两年时间里，我们花时间重新把所有采访素材整理（梳理，规范，条目编录），但有些事没法做，就是一些采访人留下的无采访抄录视频，山东的，河南的，湖南的，河北的，江苏的，安徽的，浙江的，广东的，云南的，湖北的，福建的（各省各地方言种种）……1400个采访中，大约占一半，即700个左右采访无抄录。
怎么办呢？这种收尾事也只有现在和计划有关的人能做。首先是，把自己的“剩饭”收拾掉（完成自己的采访抄录，就像现在胡涛做的），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志愿者认领听得懂方言的采访帮助完成抄录。
我2010至2016期间在云南及四川所做共28个采访，全部完成抄录，我现在可以做的是，选择听得懂方言的采访录音做抄录工作。上述提到省区，我能听得懂的就是云南话。所以我可以做“云南采访扫尾”。
遗留下的云南采访出自谁，邮件组的一些人知道是谁。今年冬天在昆明我开始做，我的方式是，每天做半小时，不多（多了就烦），但一定要每天都做（不然就会拖延），变成每天固定的事，半小时。
我做这些事的心情是什么样呢？开始有些“烦闷”（靠，只管种不管收，自己“艺术”弄完就万事大吉），做着做着，我心情逐渐晴朗，这些未完成抄录采访是2011-2013年，7-9年前，一些被访老人“生于192…年”，采访时80多岁，现在90多，估计应该都告别人世了吧。抄录完一个，我有一种“挽救一个老人回忆口述生命”感觉，心里充满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