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June 2023
和张元差不多有十多年彼此没有音讯了，属于“疏远的从前旧人”之一。断了音讯的这十多年间，记得有两次梦见张元，一次是2017年在北京秦家屯。梦见这个事记得很清楚，但梦中是什么现在记不得了。还有就是昨夜，在47公里蓝房子，早上醒来脑子里残存昨夜梦碎片，依稀有张元的脸。我不常做梦，或者说做了梦但难得留在第二天脑子里。昨夜有梦还留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少见。为什么我会梦到张元？他和我十多年彼此没有任何信息，我都不知道他现在什么地方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但这个人是我整个90年代的哥们甚至可以称“基友”（上半身）。2000年过后，我和他逐渐疏远，没有芥蒂没有是非没有争吵没有你差我什么我欠你哪样的疏远，就是疏远，没有交恶的那种逐步疏远。
今早醒来顺着残留脑中昨夜梦碎片，依稀记得梦中张元又开始拍电影了，但又中断，原因是什么记不得了，反正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审查，反正就中断了。我记得的梦就这些。
我和张元1991年底认识。他打电话给我，电话里说，我叫张元，舒琪给我你的电话，我们一起吃个饭怎么样？
我清晰记得张元第一次给我电话说的就这些话。当时我在北京结束三年多打游击混住处“盲流”终于有个一居室安定下来（一年1千租金，一个朋友空房友情价），东郊十里堡农民日报家属院，好处还有是，居然有电话，农民日报报社总机接过来的分机电话。张元就是打这个分机找到我的。很快我见到他，知道他是在西单横二条胡同一个大杂院家里打的电话，不是分机是专号。九十年代初家里有电话，而且是专机，标识太不一样了。
张元住在西单横二条胡同，一个大杂院中两小间平房，虽然有专机电话，但上厕所必须去胡同公厕。和我友情价租房不一样是，张元的房子是他的，两万块买的。“当时在学校拍了个广告挣了两万块，就买了这房。”后来我成了张元西单横二条胡同家里的常客，他和我这么说。
电话里张元提到的“中间人”舒琪，香港影评人（这是我当时略知的舒琪身份，后来知道他还做影展策划，制片，影片发行代理），他是帮助北京“地下电影”通往国外电影节摆渡人。张元电话里提到这个名字，有点暗号接通的意思。
我接到张元电话，当然高兴和他见面。我从老家云南盲流北京三年多，凭直觉本能还有各路朋友相帮拍了《流浪北京》。我当时对“纪录片”没什么了解，甚至“纪录片”这三个字都不会说，我知道的只是电视台干的那种“专题片”。以后这个片子经别人的手到了国外电影节，然后我第一次出国去了日本，先去福冈亚洲电影节，接着又去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去了山形后我开始感觉我在纪录片“摸上路了”。
我按张元电话里说的时间找到西单横二条胡同，走进胡同口，远远见到一个大个（比我1米78还高），头发蓬松乱飞，有白色（张元少年白），“头上飘着一层雪”（我后来写文描述和张元第一次见面我的第一视觉）。
张元把我带到胡同里一家小饭馆，估计这是他常来之地，进门和老板自家人一样打招呼。小饭馆里，张元点菜要啤酒（吃完也是他买单），就这么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吃饭第一次聊。我知道他拍了第一部电影《妈妈》，收到第一个国际电影节邀请，是法国南特电影节，11月动身。我们之间应该说了好多吧，至今记得有，张元问我，在电影节我用英语怎么自我介绍？我说，I’m an independent filmmaker。那是不久前我在山形影展学到的。
自此，我和张元很快玩熟并成密友。原因我想，当时北京没几个“做自己片子的人”，我和张元类似三岔口碰上，所以一见如故。我和张元之间好像没太多“你帮我我帮你”关系，就是喜欢一起说话。他的新片想法，碰到什么问题，有个什么主意，都爱和我说。《北京杂种》《东宫西宫》《儿子》张元这几部拍摄于九十年代的电影，也是我和张元的蜜月交往时期。《儿子》我最喜欢。
和张元关系变化是他2000年前后拍出《过年回家》并宣布“从地下浮出水面”。我倒无所谓张元是“地下”还是“地上”，我自己也不把“独立电影”看成一种皮夹克外衣。我对张元拍出《过年回家》感觉相当的失望，这个片子完全是“对残酷现实的温柔抚摸”，张元从前的尖锐锋利去哪儿呢？
当时南方周末文化副刊编辑扬子约我写《过年回家》影评，我写了，标题是《“回家”路上的张元》。
文中写到：
“从我认识张元起，我就觉得这人是眼睛盯着当下现实，把身边日常人生当作他的电影启动的油料，这是和他的电影学院师兄的最大区别。所以我从《妈妈》出世就发自内心地喜欢，然后鼓吹《儿子》是他的登峰之作，还老实交代过，我拍故事片的一点野心因此受到打击（后来这点可怜的野心在看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后被重创，上了趟卫生间，把野心排泄到马桶里去了。）但在《过年回家》后，我感觉张元这个人从《东宫西宫》起在一路下滑。
张元现在是，按媒体语说是“地铁驶出地面”，一个你看习惯穿牛仔裤的人，突然有天为某个Party换成西装革履，你开始为自己衣冠不整憋闷，然后是说话得小心点了。”
文章最后一句是：
“张元在路上，在那条前面有不少人已经扑通扑通栽进去的铺满鲜花和布满陷井的电影路上。”
- 表面看，我和张元以后还有那种哥们式往来，但已经不是从前九十年代那种味道了。《过年回家》也是我看过张元的最后一部电影。我知道他拍了《看上去很美》《江姐》等等但都没看过。之前看过的张元电影都是他约我去看，他不约我了，他的电影在我这里就断了。
2020年我写书《1990》，张元自然也在其中。书写完我发现，书中写到的那些九十年代我的曾经相交者或同道人，包括张元在内，绝大部分我和他们都互无音讯。
今年夏天去西安栗宪庭电影学校做纪录片工作坊，课余和学员聊天，一个学员问我从前的一个作家朋友最近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们好久没有来往了。对方说，哦太可惜了。我问为什么说可惜，对方说就是觉得可惜。
2020年底余雅琴为《南方周末》写稿“中国纪录片30年”电话采访我，之后把写好的文稿发我看，文稿结尾是余的问句：“你在1990年代一同战斗的朋友大半失去了。不伤感吗？”我回答：“不伤感，我把它当成喜剧。”
（写于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