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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影像笔记104: 失踪者笔记:郝永博②

23 May 2023


(3月25日)

小博的“村中童年”笔记上周开始,每天一篇发来,已经收到“7”。结束回村采访拍摄,开学回到学校,小博以“反思回村”笔记继续追加思考,然后转到“村中童年”回忆,是往日时光追忆,逐渐地我们读出,是小博的自我寻找。

这样的笔记属于思考纵深挺进,所谓“回村照亮创作”,小博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从一开始小博回村,即便遭遇采访中的种种不顺,依然是扎实做下来(10个老人采访及10篇采访抄录整理是例证之一)。

我读小博的笔记,从开始的老人记忆采访和族谱追寻,到后来的“自我寻找”(一个不在人们认可视线中偷偷生长的性别和青春——某种残酷青春证明),我是读得心潮澎湃,一个年轻人的创作活力在属于自己的真实现场中被激活,这正是民间记忆计划实践10年的无数例子之一,但这次被激活得更加凶猛,是不是“90后”正在以我们瞠目结舌方式登场的一种?

小博的“创作生长”方式刺激着我,我正在想着如何回应反馈他笔记中流淌出来的“记忆→寻找”。我现在想的是,可能需要以一个系列笔记来写,题目是“小博的世界”。

(4月6日)

小博的世界1:打开

“打开”意思是,小博打开他的内心,我打开我的文字。“打开文字”就是以我的感应呼应跟随小博的内心和创作走下去。

在邮件组较仔细读每次邮件组的人,一定注意到郝永博(小博)的日趋凶猛的笔记,去年12月的西美工作坊结束时,小博即进入这个邮件组,不再是一个学生身份而是一个作者(准作者)姿态进入交流。

还记得吗,小博在第一个发到邮件组文字提到他的村子,有这么一句:“我还有一片宅基地,将来给我娶媳妇用的,估计派不上用场了。”

这句话潜台词是,小博他没法遵循家人巴望他娶媳妇传宗接代意愿了。小博一开始不能在邮件组明说的话,我听明白了,因为之前的西美工作坊他在谈自己的一段身体表演时阐明了自己的性身份。实际小博在同学面前是“出柜的”,我当时还有点吃惊,我接着吃惊的还有,上工作坊的20个不到的学生,还有两个继续公开“和小博站在一条线”的同学,我吃惊现在的90后这么勇敢坦率。

一开始我对小博的印象很好不是这个,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坊工作担当,去西安前小博和我加微信,说他不是班长但负责安排工作坊,场地,设备,机场接,送到酒店,每天工作坊电脑和投影,拖地打扫,到离开时的送机场安排,小博做得让我感觉踏实还暖和。

接着就是工作坊结束后的寒假回村,我们都知道,没有跟下去的回村,采访和拍摄,参加民间记忆计划工作坊只是“开个眼尝个鲜”,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村子返回并从老人记忆采访拍摄开始,才是实实在在“踏上轨道”。小博是实实在在这么做了(尽管他后来反省自己做的不好——“做的好”是没有上限的,知道“不好”才可以更好),10个老人采访并完成采访抄录,23篇笔记(包括之后回到学校写来的),这个是我最为看重的,也是我们一向当作“与民间记忆计划同行创作者”的一个起码标尺。

小博在村里的创作摸索,我们也在邮件组读到,采访老人同时,也采访家族长辈有关“族谱”(文革毁掉以后重修),发现这是一个复杂浩大工程,从何入手,抓住哪些细节,怎么才和作品有关等等,小博困惑在“创作起步”。我熟知这种刚上路新手困惑,也自然有一套“解惑”办法,但和民间记忆计划实践走了10年,我不打算使用那些“办法”,因为我不希望像以前一样,借一个作品拿出来就成为“作者”,太多事实证明,这样的“作者”,非常虚,不可靠,暂时性,大部分夭折。尼玛费我人生时间。

所以我当时给小博的建议是,暂时不用“考虑作品”太多,继续写村子思考反省文字,借此放开眼量。这种建议“很虚”,通常不被接受,“我不考虑作品那考虑什么呢?”对方渴望解药,而我拒绝开药方,然后就各自走路。那也好,宁愿开始时认清彼此,也不要误以为是同伴瞎走一气浪费时间。这是我最近几年的与刚上路作者交道方式,我可以凶猛鼓吹鼓励甚至夸张赞美(我以为很有效之一种)包括使用具体办法解决处女作(或继续创作)难题,但发现作者只是在乎自己的“作品”,那种非常熟悉但让我厌恶的“自私”,把回村当作一个入门条或一个敲门砖甚至都企图省略它,那不如早分手。

小博是少数(可以说微乎其微之一)认可这个方式的人,所以再接着下去就有了他的“回村反省”,并逐步过渡到“童年记忆”。童年记忆就是成长记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小博的记忆故事打开就是他“别样的成长挣扎与反抗”,他的故事和体验已经在邮件组越来越凶猛坦露在我们面前。

我的心里话,一方面我直觉一个人的内心打开一定促成其作品的个性特点亮出,另一方面我也担心着“凶猛亮出”是不是会带来其它“副作用”,比如说考验着本人的承受力,哪天崩溃了怎么办,我一直在想着如何“面对这条猛虎扑来”,如何借其内心亮出转化为创作的疗治,并且也成为其他作者的参照启发刺激等等正能量。

我有谱气了,可以开始写这个想了一些日子的“小博的世界”。我的目的很明白,小博愿意尝试民间记忆计划与创作之路,我也该和他同行面对挑战一起实验。

(4月10日)

小博的世界2:通道

跟着读小博陆续发来的笔记,我感觉一个通道正在打开,这个通道伸向的是,一个人的内心,而且是非常隐秘的内心,在此之前从未向那么多人打开(以文字方式)。这是一个生于1999之人的世界,典型的“90末人”,但他不代表其他任何同龄人,只是他自己。

我不知道邮件组大家如何反应小博的这个通道——新鲜,无所谓,疑问……我只是好奇,好奇中对比着我和别人有什么感受上的相似或差异。

我知道,我完全不熟悉这代人,他们的审美,他们的志趣,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爱憎,包括表达方式,我不熟悉反而我充满好奇,类似对一个未知世界的好奇,有探进头张望看一看究竟的欲望。

因为小博的故事,我想起我第一次“和gay接触”经历,那是我走进“同性恋圈子”通道。时间是2000年(小博出生一年后),当时北京开始有酒吧放映独立影像这个事,三里屯一个酒吧放了我的讲红卫兵历史的片子《我的1966》,放完后照常和有兴趣的看片子的人聊了下。聊完人散,有个中年男人还留着,他找了个我旁边没人的时候和我说,他喜欢我拍的这部片子,问我感不感兴趣拍他,他是一个同性恋。

2000年前后我正处于对“捕捉题材”的纪录片方式烦闷厌倦但又还没有找到解脱途径的“瓶颈期”,听到有如此“特殊背景”的人主动问我想不想拍他,我立马还是本能地兴奋起来,马上和他聊,再约下一次时间去他家细谈。

就此我和这个叫阿平的人开始打交道。阿平是这个北京中年男人(和我同岁,当时44岁)的“圈子名”,一般同性恋圈子都不用大名(真名),但这个名字是该人真名,他比较特殊,他本身是“同性文化和组织及权利”的积极分子,当时北京有个叫“同声热线”,就是在一个人家里安一部电话,碰到麻烦遇到难题的同性恋者可以通过打这个电话获得帮助,当时网络没有普及,有这样的一个热线电话,来自北京包括外地的各种各样奇怪询问求援声音把这个电话打爆,阿平就是这个热线的“在线知心大哥”。

这么说了,应该知道阿平是个很不一般的“guy”,他主动和我说愿意我去拍他,和这个关系很大,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原因是,他马上要去美国,通过和一个美国女人办假结婚出国(该美国女性是一个女同性恋兼同性恋权利活动分子),她愿意把自己当作阿平的临时丈夫帮助阿平去美国,是想“救阿平到美国”(这又是另一个复杂故事),总之因为有第二个原因,阿平愿意我拍他,“离开中国去美国之前留下点东西”,这是他和我说的原话。

就这样,阿平是我在北京接触的第一个同性恋,因为他,我后来走进阿平的同性恋记忆通道,也走进同性恋圈子的通道,认识更多的同性恋者,包括拉拉(女同性恋者),包括同性恋场所(从前是公园公厕如今是酒吧),包括跟踪一对女同性恋者的爱情和私下结婚仪式。我在其中的故事我以后可能会在阅读小博的笔记中拖拽出来,现在想说的是,19年前那个阿平的片子我拍了,还拍了上海一对拉拉(女同性恋)的故事,但我都没有把这些素材剪成正式片子。原因就是,我发现那个所谓阿平给我打开的“通道”并不是真的通向一个世界,直白说通向的还是我片子完成后的“电影节舞台”。

回到小博的笔记,这是一个真人通道铺开,通道的打开者是小博本人(而不是什么其他小说家电影导演),所以这个通道属于小博本人所有。我呢——也许还有其他邮件组的人——是被小博牵进通道上的人,按照他的导引往纵深处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