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February 2023
2009年到2010年的跨年度的冬天，北京寒冷异常，相对安静。开始看一些作者送给我的片子，到现在为止，看了徐童的《算命》、周浩的《冬月》、郭熙志的《喉舌》。还有不少片子，都堆在我的桌旁，慢慢会看。现在的纪录片作者，大都是独自工作，一个人手持DV，大小不一，待在现场，之后在个人电脑上剪辑完成。10年前（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种DV个人方式，夹杂在被为“影像革命时代到来” 的欢呼和“粗制滥造的影像洪水猛兽”的贬斥中，两种极端褒贬的口水。现如今，这种一个人的影像方式已成常态，听不见什么声音再质疑可以拍出无限深度力度、也很艺术的作品了。好玩的是，当初那些大声质疑抨击者如今基本上都消失不见。我倒想听到他们继续在质疑――一种深度的质疑，一种建设性的质疑，这对记录影像的创作应该大有帮助的。但没有，那些当年口水喷老高的人都沉默不语。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些口水者的用心，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贵族的、电影学院的”“电影艺术”。另外一个事实是，那些很电影艺术的制作、那些曾经很艺术的导演，如今都被市场投资人院线票房轰炸（也互相火并）得稀里哗啦，曾经的艺术尊严片甲难存。
三个片子拍摄进入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群：《算命》，看片名便知，那种我们马路边常见的民间算命者，老谋深算样子预测着他人的命运，却把握不了自己踯躅飘荡的人生。《冬月》的主角是个县委书记，难得的“一个官员进入记录镜头”片子。经验里，罕见于官员成了民间独立纪录片的被记录对象。《喉舌》是有关电视新闻媒体的一种“现场报告”或“目击”，作者郭熙志的同为媒体人身份，完成了一部“卧底”之作。没问题，三部片子都非常好看，题材本身就足以吊人胃口，作者的敏锐观察、审视，不动声色的镜头记录，足以带领观者进入非常丰富的生活层面，不仅仅是表面的“暴露”、“揭示”铺陈，属于有“笔力”之作。
但我更感兴趣和作者讨论的是，不拘禁在所谓“客观记录”的“直接电影”方式中，是不是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可能？这是长话，得喝着茶慢慢聊。这也可能是个没有尽头的话题，我自己也正在探究过程中。
徐童的《算命》之前，我看了他的《麦收》，是他的第一个纪录片。2008年，也是冬天，丛峰带他来草场地，给我片子。看了《麦收》，当时我和徐童有过几个邮件来往说这个片子。下面是我当时写给徐童的几个邮件抄录：
“今天看了你的片子。一个人看，从远处静看一种残酷人生在展开。一个卖身女孩用最彻底的方式挣钱来救助重病中的父亲。片子的这个意思是传达得很清楚了。最底层的生活，最脏乱无序的环境，但镜头稳定，并且克制。这个大概又是以前此类作品很难做到的。总之我是进入了这个片子，也完全接受了。
其实这些话用不着我和你说，喜欢它的人都会这么说。我是在想这个隐藏在这个片子后面的一些可能性，即如果不把纪录片只是当作‘暴露现实或社会的黑暗一面’的话，是否还有其它的可能？”
“我在想怎么才能把我的意思讲明白。因为我们之间之前没有交往和了解。我在想，怎么把话切入到有效的位置。有一点我还是把握到，你非那种来自纪录片影像人圈子中者，和视觉艺术的关系，也许是我们可能把话题展开的一个开始。”
“我可能还是没有把基本意思说明白。我恰恰也是对纪录片介入社会或者改变什么不抱希望。年轻时可能有些，或者自我放大这种功能。现在是归于零，想这种真实影像继续存在的更多有效可能。
你的片子伦理意思还是很充分的，人生两头跑，两种生活场景的展开，北京与乡村，鸡窝一样的炮房和家里的炕头、田地；老家乡村生活在进行，庄稼生长，父亲逐渐的病情，和城里生意的进行时，其他类似境遇的女人男人，等等，都对比和切入到这个点上。但我理解，所谓伦理大概还不是你真的想做的。因为这个伦理是最说不清的东西，特别是现在。
我这样理解是因为你说到‘对普通人的深切失望’，这种失望感或者无奈感蔓延到无边时，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片子的可能。所以我是想说这种可能。”
不久，2009年3月在昆明的“云之南”影像展，我做评委，《麦收》是参赛片之一，并获了奖。片子的授奖词是我写的：“跟随作者的镜头，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以及她在乡村与都市间游走的生存现实，一个与诗意和田园无关的乡村，一个与希望和梦想无缘的都市。让我们感动的是，她面对这个坚硬现实的坦然和勇敢。”
授奖词中原话中一句“我们认识了这个叫牛洪苗的女孩”，后来宣布时“牛洪苗”被删了，原因是片子中的其他被摄对象正在和作者麻烦着，还有，当时云之南期间，几个“知识女性”愤怒于片子对被拍摄者的隐私暴露，用“小字报”方式呼吁抵制片子，然后引起争论。作者本人徐童当时陷入道德是非漩涡，还有被拍摄者的纠缠麻烦中。本来五月草场地确定要放映这部片子，宣传手册都设计好了，但徐童来邮件和电话，要求撤下片子。
回忆当时我写那个授奖词时，脑子里涌动最凶猛的是：作者能够面对坚硬现实的坦然和勇敢吗？怎么做到呢？我说的是，当纪录片的这把“刀”也锋芒朝向作者自己时，该如何担当？我肯定不赞成诸如此类的表现：漠视，无奈，实则无所谓（惯常的纪录片人态度，理由是纪录片不负责解决问题）；还有就是撒泼耍赖，把纪录片好处吃完了却不想付出点什么。我以为纪录片人是应该自省。怎么自省呢？鸡鸭各走各路。我不满意徐童在云之南讨论时面对若干知识女性围剿的“认错”低姿态，我当时说，徐童你怎么就不大胆一博呢？
我本意当然是看重徐童的《麦收》一片，钦佩作者的进入现实黑洞的勇气、直接、包括审视，但我更期待作者“别穿着整洁地站在岸边看人在水里挣扎”。纪录片作者带着镜头进入现实中的某个或某群对象，某种程度说就是进入一潭浑水。所以我在之前和徐童的邮件谈到，如何寻找到个人的身体具体位置，包括和片中人的具体关系，应该是我希望这个片子的黑洞纵深探进。
在徐童2009年4月间和我电话说撤片时，说到他现在的漩涡处境，的确痛苦、尴尬，我能理解，同时我也感觉到，如果在《麦收》中被隐蔽掉的作者本人，是不是现在、此刻就是一个最佳契机去延续呢？我电话中和徐童说，现在就是下一个片子的开始。徐回答：是，我也这么想。我又说：你现在旁边摄像机开着吗？徐没有听明白：什么？我说：现在，就是你和我打电话的这个时候，你旁边架着摄像机没有？徐说：没有。我心里叹了口气，把原来想和他说的下一句话憋回去，这句话是：我可以把云之南当时和几个知识女性讨论搏斗时，我这边拍摄的现场记录素材给你使用。接着我又在心里庆幸了一把：我这老姜还是辣，玩过我还得费点时间。
过了几个月，徐童电话说他的新片《算命》完成，要寄给我看。收到，忙乱到冬天安静下来才看。依然感觉作者还是站在一个高处算别人的命。
（写于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