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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Wenguang’s Film Notes 100: Xu Tong’s Wheat Harvest

20 February 2023


2009年到2010年的跨年度的冬天,北京寒冷异常,相对安静。开始看一些作者送给我的片子,到现在为止,看了徐童的《算命》、周浩的《冬月》、郭熙志的《喉舌》。还有不少片子,都堆在我的桌旁,慢慢会看。现在的纪录片作者,大都是独自工作,一个人手持DV,大小不一,待在现场,之后在个人电脑上剪辑完成。10年前(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种DV个人方式,夹杂在被为“影像革命时代到来” 的欢呼和“粗制滥造的影像洪水猛兽”的贬斥中,两种极端褒贬的口水。现如今,这种一个人的影像方式已成常态,听不见什么声音再质疑可以拍出无限深度力度、也很艺术的作品了。好玩的是,当初那些大声质疑抨击者如今基本上都消失不见。我倒想听到他们继续在质疑――一种深度的质疑,一种建设性的质疑,这对记录影像的创作应该大有帮助的。但没有,那些当年口水喷老高的人都沉默不语。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些口水者的用心,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贵族的、电影学院的”“电影艺术”。另外一个事实是,那些很电影艺术的制作、那些曾经很艺术的导演,如今都被市场投资人院线票房轰炸(也互相火并)得稀里哗啦,曾经的艺术尊严片甲难存。

三个片子拍摄进入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群:《算命》,看片名便知,那种我们马路边常见的民间算命者,老谋深算样子预测着他人的命运,却把握不了自己踯躅飘荡的人生。《冬月》的主角是个县委书记,难得的“一个官员进入记录镜头”片子。经验里,罕见于官员成了民间独立纪录片的被记录对象。《喉舌》是有关电视新闻媒体的一种“现场报告”或“目击”,作者郭熙志的同为媒体人身份,完成了一部“卧底”之作。没问题,三部片子都非常好看,题材本身就足以吊人胃口,作者的敏锐观察、审视,不动声色的镜头记录,足以带领观者进入非常丰富的生活层面,不仅仅是表面的“暴露”、“揭示”铺陈,属于有“笔力”之作。

但我更感兴趣和作者讨论的是,不拘禁在所谓“客观记录”的“直接电影”方式中,是不是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可能?这是长话,得喝着茶慢慢聊。这也可能是个没有尽头的话题,我自己也正在探究过程中。

徐童的《算命》之前,我看了他的《麦收》,是他的第一个纪录片。2008年,也是冬天,丛峰带他来草场地,给我片子。看了《麦收》,当时我和徐童有过几个邮件来往说这个片子。下面是我当时写给徐童的几个邮件抄录:

“今天看了你的片子。一个人看,从远处静看一种残酷人生在展开。一个卖身女孩用最彻底的方式挣钱来救助重病中的父亲。片子的这个意思是传达得很清楚了。最底层的生活,最脏乱无序的环境,但镜头稳定,并且克制。这个大概又是以前此类作品很难做到的。总之我是进入了这个片子,也完全接受了。

其实这些话用不着我和你说,喜欢它的人都会这么说。我是在想这个隐藏在这个片子后面的一些可能性,即如果不把纪录片只是当作‘暴露现实或社会的黑暗一面’的话,是否还有其它的可能?”

“我在想怎么才能把我的意思讲明白。因为我们之间之前没有交往和了解。我在想,怎么把话切入到有效的位置。有一点我还是把握到,你非那种来自纪录片影像人圈子中者,和视觉艺术的关系,也许是我们可能把话题展开的一个开始。”

“我可能还是没有把基本意思说明白。我恰恰也是对纪录片介入社会或者改变什么不抱希望。年轻时可能有些,或者自我放大这种功能。现在是归于零,想这种真实影像继续存在的更多有效可能。

你的片子伦理意思还是很充分的,人生两头跑,两种生活场景的展开,北京与乡村,鸡窝一样的炮房和家里的炕头、田地;老家乡村生活在进行,庄稼生长,父亲逐渐的病情,和城里生意的进行时,其他类似境遇的女人男人,等等,都对比和切入到这个点上。但我理解,所谓伦理大概还不是你真的想做的。因为这个伦理是最说不清的东西,特别是现在。

我这样理解是因为你说到‘对普通人的深切失望’,这种失望感或者无奈感蔓延到无边时,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片子的可能。所以我是想说这种可能。”

不久,2009年3月在昆明的“云之南”影像展,我做评委,《麦收》是参赛片之一,并获了奖。片子的授奖词是我写的:“跟随作者的镜头,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以及她在乡村与都市间游走的生存现实,一个与诗意和田园无关的乡村,一个与希望和梦想无缘的都市。让我们感动的是,她面对这个坚硬现实的坦然和勇敢。”

授奖词中原话中一句“我们认识了这个叫牛洪苗的女孩”,后来宣布时“牛洪苗”被删了,原因是片子中的其他被摄对象正在和作者麻烦着,还有,当时云之南期间,几个“知识女性”愤怒于片子对被拍摄者的隐私暴露,用“小字报”方式呼吁抵制片子,然后引起争论。作者本人徐童当时陷入道德是非漩涡,还有被拍摄者的纠缠麻烦中。本来五月草场地确定要放映这部片子,宣传手册都设计好了,但徐童来邮件和电话,要求撤下片子。

回忆当时我写那个授奖词时,脑子里涌动最凶猛的是:作者能够面对坚硬现实的坦然和勇敢吗?怎么做到呢?我说的是,当纪录片的这把“刀”也锋芒朝向作者自己时,该如何担当?我肯定不赞成诸如此类的表现:漠视,无奈,实则无所谓(惯常的纪录片人态度,理由是纪录片不负责解决问题);还有就是撒泼耍赖,把纪录片好处吃完了却不想付出点什么。我以为纪录片人是应该自省。怎么自省呢?鸡鸭各走各路。我不满意徐童在云之南讨论时面对若干知识女性围剿的“认错”低姿态,我当时说,徐童你怎么就不大胆一博呢?

我本意当然是看重徐童的《麦收》一片,钦佩作者的进入现实黑洞的勇气、直接、包括审视,但我更期待作者“别穿着整洁地站在岸边看人在水里挣扎”。纪录片作者带着镜头进入现实中的某个或某群对象,某种程度说就是进入一潭浑水。所以我在之前和徐童的邮件谈到,如何寻找到个人的身体具体位置,包括和片中人的具体关系,应该是我希望这个片子的黑洞纵深探进。

在徐童2009年4月间和我电话说撤片时,说到他现在的漩涡处境,的确痛苦、尴尬,我能理解,同时我也感觉到,如果在《麦收》中被隐蔽掉的作者本人,是不是现在、此刻就是一个最佳契机去延续呢?我电话中和徐童说,现在就是下一个片子的开始。徐回答:是,我也这么想。我又说:你现在旁边摄像机开着吗?徐没有听明白:什么?我说:现在,就是你和我打电话的这个时候,你旁边架着摄像机没有?徐说:没有。我心里叹了口气,把原来想和他说的下一句话憋回去,这句话是:我可以把云之南当时和几个知识女性讨论搏斗时,我这边拍摄的现场记录素材给你使用。接着我又在心里庆幸了一把:我这老姜还是辣,玩过我还得费点时间。

过了几个月,徐童电话说他的新片《算命》完成,要寄给我看。收到,忙乱到冬天安静下来才看。依然感觉作者还是站在一个高处算别人的命。

(写于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