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
（2005年，一个叫作“村民影像计划”在草场地工作站开始，有来自9个省市的10个村民作者从寄来的申请报名中挑出来参与其中，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一部拍自村里的短片。这个计划继续下去，到2010年时，还有邵玉珍、贾之坦、张焕财、王伟四人一直拍摄，并各自完成三部纪录片长片。我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写过一些文字谈这四个村民拍摄的片子，也包括这几年间我对这四个“手持锄头之手端起摄像机的人”认识。——吴文光注）
村民作者手持DV，成为乡村生活影像记录的一员。这个“扎眼”的行为自然成为各种媒体的“好料”，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会找上门来。有三个村民作者被电视台盯上，基本主题就是：农民玩DV，新农村新现象。山东的作者王伟被省电视台的一个农村科技节目当作“新人新事”拍摄报道，湖南的作者贾之坦被本县电视台以“土记者”为题拍摄采访。邵玉珍，家在北京顺义，离北京城40多公里，方便京城大大小小五花八门媒体记者往返，2006年到2008年的三年时间，大致统计，找上门的有：中国青年报、北京电视台、顺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新华社、北京日报，等等，“农家女玩DV”这一“积极向上”、还夺人眼目的创意报道进入了“半边天”、“奥运改变人生”等各种电视节目。
这里主要说说被媒体当作“好料”的邵玉珍，想说的是因为这个“死心眼”的邵大妈，被采访拍摄过程中始终不放下手里的DV，那些报道手法不一但目的一致的媒体记者节目编导与之打交道过程都被邵玉珍全程记录，一种村民作者与媒体纠缠和对峙的现场记录，成为邵玉珍以后纪录片中的重要段落。
以下场景出现在邵玉珍片子《我的村子2006》中。
（场景一：地里；一家电视台摆拍邵玉珍“玩DV”。）
摄像（出现在邵的镜头中，扛着摄像机，绕着邵，移动，拍摄）：……这边再来一个……别动，别动，别动！您拍您的，甭管我！别动啊，别动，别动！继续拍！……您再往我这边侧点，身子转一点，对……您还拍着吗？
邵玉珍：我拍着呢。
摄像：好，别动啊！手可以推一下那个变焦！前后推一下，来推！
邵玉珍：（我的镜头）晃。
摄像：您甭管您那边晃不晃，您就管我这，我让您推您就推，好吧。
（场景二：地里；电视台拍摄邵玉珍，要求邵的镜头对准一个水渠，但邵的镜头对准记者。）
摄像：您干吗呢，跟我对拍那？
邵玉珍：对。
摄像：您干吗想起跟我对拍啦！我的机器比您大！
邵玉珍：大也没关系，我就跟你对着干了这回！
摄像：为啥呀？
邵玉珍：这是记录。我要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这是我的生活我要记录下来，记录在我的带子里边……
引用的这两个段落出现在邵的片子中间和结尾。在片子开始，还有另外一家电视台为“减免农业稅后给农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的宣传主题，来村里寻找“宣传实例”，邵玉珍的
丈夫因为是“信得过的好党员”被村干部安排给电视台作为“实例”。邵在现场，既是家庭主妇又是持DV的目击者，记录下电视媒体采访中如何引导其丈夫讲出合乎其宣传命题的“农业稅减免后带农民的具体好处”。那时丈夫是媒体的“料”，后来邵本人也成了“料”，相同作用地被媒体使用。这种故事每天发生在各个地方，多少年流传下来，人们都见怪不怪。现在，邵玉珍手持DV之后，这种媒体制造故事的现场，已经被“农家女的DV”记录在案。
进入2007年，不同媒体继续找上门来。在邵的第一个片子《我的村子2006》中，面对媒体的轰炸，邵的镜头行为只是“镜头记录”，多少有点被动或被蹂躏。但到了第二个片子《我的村子2007》，面对媒体的摆拍，我们看到一个“挺身而出”的邵玉珍，她的DV机开始喷出火焰了。下面是来自邵玉珍镜头记录的电视台记者采访她的场景和对话：
（场景一：邵家院子。记者坐在邵对面，准备采访。）
记者：你打算这么一直拍下去？
邵玉珍：当然了，全程纪录。
记者（因为太阳对着邵）：您觉得刺眼吗？
邵玉珍：刺眼，我看你的摄像机刺眼。
摄像：您看我机器怎么刺眼呀？
邵玉珍：因为这阳光在那呢。
（场景二：邵家院子。采访拍摄结束，记者和摄像商量安排如何拍摄邵的邻居来找邵的镜头）
邵玉珍：我特别反对你们这样做，太不自然了，而且你们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不真实，别人不爱看，我自己都不爱看，甭说别人了，所以说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做。
记者：那您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邵玉珍：你们电视的那个拍摄，我太熟悉了那一套，所以说不太新鲜，不新颖。为什么大家都不爱看电视呀？就是因为这个。
记者：那您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邵玉珍：我就反对摆拍，反对你们来摆弄我。
记者：这不是摆弄。
邵玉珍：这就是你们电视人跟我们这样的人的区别。
记者：我们是这样工作的……这不是摆拍。
邵玉珍：我知道你们是为了赶快完成任务。
记者：不是……
邵玉珍：我也想配合你们做好，可我就是觉得经过你们这么一加工一导演，就很不真实。
我也知道你挺无奈的，知道你们就是这样做电视的。
记者：对，我们差不多都是这样做……就让这个阿姨摆个动作就行了，行吗？也是最后一个摆拍。
邵玉珍：反正我是不愿意这样做，这就是你们电视台的程序，我也没法打破，我就是很不自然……
片子中，这个段落继续下去，邵玉珍不忍心记者为难无法完成任务，还是“配合”电视完成了摆拍动作。但此时2007年的邵玉珍已经不是在重复去年的邵玉珍，只是用小DV机和电视台大的、专业摄像机“对拍”，而是直接反抗电视台的做法，直接说出电视台媒体的那套虚假。这些主流媒体（尤以电视为先）都是永远自觉充当喉舌的急先锋，他们始终是按照“上面的想法”来精心塑造需要的东西，都是按照他们的意图来塑造农村和邵玉珍这个农村妇女的，和20多年前我在电视媒体干的一样（区别只是我原来拍的是书记或模范人物等，现在他们想用“小人物”、“平凡人”来表现了），邵大姐依然是他们一相情愿中插在村子里的“小红花”。所以邵玉珍喷出火焰的DV非同小可，尤其是发生在为人一向敦厚朴实、与人为善的邵大妈身上。
主流媒体这种代表所谓“掌控公共话语强权”的工具，无孔不入于我们的生活中。在其他几个村民作者的片中都有不同方式出现，作者的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在湖南作者贾之坦的片子中，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家伙跑到小村子来主要是有贾这个“土记者”的好题材，贾本人是亲热对待并配合拍摄的，因为作者希望在村里做些实事，办合作社，和村民一起维权，这些不被当地政府支持的事，如果有媒体的介入总比没有的好。进入贾之坦的第二部片子《我的村子2007》，当地媒体对贾之坦的拍摄已经离开简单的“土记者”关注，开始跟随作者拍摄当地村民为河水被污染进行维权的行为去记录了。这些过程也同时在老贾的镜头中，从最细小的层面上讲，也可以说老贾已经对媒体有所影响。
在山东作者王伟的片子中，媒体势力是以最日常也最无法抗拒的方式进入的，即播放的电视节目。在王伟的《我的村子2006》片中，有两处背景画面或声音是电视节目的生活场景，其中一处是，一个名为“温暖2006”的电视节目播放中，我们看见节目中五彩灯下、衣着光鲜的主持人和嘉宾正感觉温暖地慷慨陈词，电视机前的王伟和邻居有一搭没一搭看着、聊着这一年自己最倒霉的事。两种画面两种声音交叠，让我们观者更为感慨。还有另外一处，也即片子的结尾，王伟的看护鸡舍的四面徒壁小屋内，王伟半躺在炕上，画面外是电视声音，一个某名牌大学经济学教授气势雄伟滔滔不绝演说“中国现在处于五千年来第五次盛世当中”宏论。一个持续9分钟的长镜头，宏论开始，“五大理由”一路说下来。从画面上看，王伟面对这个侵入自己陋室的强媒声音只有被强迫听的份，唯一的反抗就是教授宏论结束后，说了一句“扯鸡子”。片子放映时，观众在王伟没有骂出这句前就已经开始用笑来嘲骂这个教授了。
再接着说邵玉珍和媒体的关系，这是单个人面对公共的集体传媒力量侵扰下的现身实况记录，包括反应，还有一点可能的反抗。邵玉珍的《我的村子2006年》片子，是这种关系的开始，《我的村子2007》是其延续，或者说摆脱不了的继续，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被传媒试图强行装扮下的邵玉珍在挺身反抗了，她大声并且诚实地说：我不喜欢你们这样摆拍。你们就是为了工作，一点都不真实。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戏剧导演田戈兵评论村民作品中写到的：
“以前的村民手无寸铁，忍受着各种力量对自己村子的无数次侵扰，现在他们手持DV，守卫着自己的村子。”手持DV的邵玉珍，已经对这类始终被熟视无睹、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忍无可忍，愤起一击了。我以为这就是邵玉珍的力量，是对“你的小机器要和我们的大机器对着干？”的最具体的回答。是的，她的这种做法也许改变不了传媒强势，但我们看到了她的反抗。这种一贯以公共集体强势面孔出现的传媒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活中，身置其中的个人微小，一贯无足轻重，包括我们喷向它们的口水，但现在我们在邵玉珍的片子里看到应有的捍卫，还有来自民间的最朴实的讽刺。
（写于2008，草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