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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众人凝视的男性隐私 ——在看魏晓波的纪录片

1 还记DV青年吗?

你还记得“DV青年”吗?这里姑且称魏晓波为“DV青年”。魏晓波于2005年左右开始用索尼DV拍摄独立纪录片,那时候DV时代已经在向HDV(高清摄像机)阶段演变,但对于DV的认识和因之形成的DV精神,仍然保持着原初的激情——业余、自由、自我、独立。魏的创作起始点不早不晚,但其创作持续的时间较久,他在我的印象中一直保持着DV青年的形象。也许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DV青年为何物了,DV一词也已变得相当陌生,虽然今天的纪录片所使用的摄影器材本质上仍然是DV(Digital Video),但其数据采集越来越精密,画面表现力与以往的简陋全然不同,所以DV就成为了一个脱离技术内涵的界定而单独成立的历史概念,成为中国独立影像创作早期特定的文化现象,今天谈起它的时候恍如隔世。

今天的纪录片新力量更被新的影展和平台所召唤,这些平台往往有着不一样的营销体系和激励机制,新一代纪录片青年也多奔向创投会进行提案和融资,纪录片创作走在新的叙事规范与叙事规训的道路上,这更令人联想到当初自由散漫的DV青年。

魏晓波是1980年代初生人,他2005年为自己买了一台DV,开始了对“身边”的拍摄。看他当时作品的画面,色彩暗淡,像素很低,摄像机运动方式经常显示着拍摄者的躁动,其影像竟然有1990年代末和新千年初独立影像的风貌。其实当时HDV高清摄像机已经产生,只是未普及,但SONY 的富有表现力的经典机型比如PD150P已被广泛使用,魏晓波说他当时花几千块买了最便宜的一款。秉持这样一台机器,而有如此的完成度,这种有始有终的决心是DV青年最为稀缺的品质。

所以他的影像放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中,略有年代错乱之感,但它最能让人感觉到DV青年的生命力,最近重看的时候,更是唤起了个人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曾经熟悉的质感和美学扑面而来。我不是美学控,只是美学和技术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在纪录片粗粝发展的时期,人们曾经这样看待和使用DV摄像机并建立互动关系,这和当时的社会人心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它最终吸引我的还是对那个时代的纪录,以及DV的那种以后都难以超越的“纪实”能力。

因为当时的拍摄者对于DV的认知是相对超功利的,没有资本介入,不存在于厂标、龙标和电视台系统内,他们对于传播只有朦胧的前景意识,所以其拍摄得以自由。廉价DV具有了意想不到的电影效果,当然有正面也有负面的。负面的比如它的侵略性,再比如由于不在商业和政治的规格下生产,可以用无限的时间去捕捉现实,导致素材过多,片长刹不住车,提炼不充分,因此造成观影时受众的煎熬,好处比如它所制成的纪录片往往可以深挖社会弊端,DV可以作为社会武器,当然有时候它也被认为是penis,因为没有规范和拘束,很多纪录片人用摄像机来喷射自己的荷尔蒙,表达自己张扬的个性与青春的烦恼。这样的导演其实不少,他们形成了另外一种DV风景,胡新宇导演算是一个,魏晓波某些时刻也算是这样的导演。

魏晓波的创作从拍摄自己的家人的短片开始,他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业余》(2008)拍摄了“狗血”的大学生活,同学们们充满了毕业前的焦虑,在宿舍里讲着黄色笑话,看到楼对面宿舍窗口中女生的身影就起哄,魏晓波的镜头随着男生的嬉笑,迅速推向对面窗口女生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荷尔蒙气息在长焦镜头中散发着,镜头如同自己的眼睛,导演一点都不怕暴露自己的视线。有时候镜头对准对面窗口中做运动的女生,手持摄影稳定、专注,目不转睛,将女生作为欲望对象的意味十分明显。当年粗粝狂野的青春气息被立此存照。

他还拍过一部长沙某商场外的某次市民抵制活动,这部《五一•五二》只拍了一天半的时间,但将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和戏剧性的结束做了完成的展现。DV在人群中的灵活穿梭令人印象深刻。他还拍摄了一部《北京》,描写一个家乡青年的过敏症以及他贫瘠而无望的精神生活。这些影片都展现了魏晓波与被拍摄对象互动的能力,还有他抓取具有社会象征性题材的敏感度。

但魏晓波最为有名的是他的私影像——《生活而已》系列纪录片,一共三部。这几天他恰好公布了他的第四部《生活而已》的海报,不过我们尚无缘观看。前三部则是分别拍摄了他婚前、结婚和婚后的生活。

 

2  被当众质询的男

在我的印象中,推动中国独立纪录片伦理讨论最为持久和深入的,一是徐童的作品,另外也许就是魏晓波的《生活而已》三部曲。纪录片伦理问题多集中在两点,一是真实性,《生活而已》这种拍摄自己生活的私影像很容易引发关于真实性的争议———导演本人在镜头里面的行为是本然还是表演?另外则是剥削问题,摄像机镜头是不是侵犯了对方的隐私利益,并将别人的隐私用来出售?

《生活而已》系列最令人难忘的是导演和女友无尽的争吵,以及他们特别私密的生活的展现。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人把摄像机架到大街上去,DV时代之后,中国的纪录片人将摄像机架到了别人的床上,魏晓波则是将摄像机架到了自己的床上。但问题在于,他暴露的并非他自己,而是他和另外一个女性的关系。如果说这里面包含了对女方的剥削,对女方隐私利益和人格利益的侵犯,但这个拍摄行为女方似乎是有觉察的,而且他们最终从男女朋友发展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他们一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所以这让魏晓波的纪录片伦理与观影后的讨论变得十分复杂。

从《生活而已1》开始,魏晓波就拍摄了他和大学同学兼女友的亲密而躁动的关系。女友不停地跟他要钱,半当真半玩笑的样子,而他则是基本不给,有时候对方索要节日礼物,他往往也加以拒绝。其中有手头拮据的原因,也存在一种微妙的战争。男方对于女方的收编和侵占充满抗拒,有时候斗争十分激烈,男方则通过性爱弥合彼此的裂隙。这些私密性的场景毫不避讳地展现在镜头里,成为他的纪录片最令人震惊的部分。映后交流的时候,一般都会有有观众对导演进行批评。在男权主导的文化环境下,这种对于女孩的暴露是不是存在着严重的伦理问题?他还在镜头中时常飙脏话,他是否在无意识中展现了男性自豪和男性霸权?人们并未指责女孩贪婪和越界,而是在质问纪录片对于女孩形象的展示是不是有失公正。而男方的无限拒绝,是不是一种自私?从影片中的表现来看,男方一直是比较强势的。

这段恋爱中,女孩曾经开过小差,与其他人有过短暂交往。毕业后魏晓波去往长沙发展,女方后来也追随到长沙,两人重新生活在了一起,乃至开始谈婚论嫁。他们去往男方在山东农村的家,女方说,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努力了,原来你家这么穷。女方家来自湖南的城市,家境要好很多。家长比较通情达理,但两个年轻人最终还是在彩礼上发生了争执。影片也展现了两个人在城市里的艰难打拼,女方成为上班族,男方则为别人制作宣传片,影片最后,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女儿,曾经张贴在出租屋客厅的独立影展的海报,在新房里面已经消失不见了。

如前所述,尤其是女性观众,对于导演对女方的隐私暴露和交往方式颇多微词,每次映后交谈对于导演来说都是一次煎熬。被拍摄的女方的态度很关键,她是如何看待这几部纪录片的?导演告诉笔者,她的意思是只要不影响她的生活,不打扰她的工作,其他随我处理。隐私权一般包含两方面,保有个人秘密的权利以及生活安宁权或独处权。女方更注重后者,因为不在纪录片圈内,也许她认为个人秘密的公开并不带来真正的损失。但当事人的态度并不能取消观众对于拍摄中权力关系的质疑,他们仍然有质疑的权利。以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质疑的更是比比皆是。但是有趣的是,最近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突飞猛进,女性主义几乎是这些年来唯一带流量且被允许的斗争领域,但是近几年,对于《生活而已》三部曲的批评却逐渐减少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多年后,三部曲完成,连续观看的观众看到男性的形象不再那么不负责任,被拍摄、“被损害”的女子与拍摄者最终成为夫妻,成为荣损与共的共同体,也因此感到释然了。这种解释虽然有合理性,却是庸俗的阐释,夫妻之间并非是必然的共同体,尤其在涉及女性尊严方面。于导演而言,当那个镜头下被过度暴露的女孩,成为了自己女儿的母亲,他如何去审视和面对这一切?这也是多年后我与导演做对话的背景。导演告诉我,其实他在拍摄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不对的了。

“我拍的候知道,剪的候也知道,不用反思我就知道肯定是不嘛,但是种不,又没法去改,冲突生了,冲突是要呈出来,不是因理性了,个冲突就没了,哪有这样的好事!”

面对导演的这种迅速地认错,反让我感到出乎意料。也许处于一种长久的压力中,才让他如此回应?但是,对于很多女性观众所反映的观影不适以及最近几年不适感的减轻,我认为其中或有更深层的原因。

 魏晓波强调了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还继续为自己的问题做了一些说明,他说自己在影片中的男人形象其实有自己的刻意营造,他受到西方垃圾摇滚(Grunge)文化的影响,总是希望将自己拍得更坏一些。我理解这一点,其实在90年代延展而来的中国文化里,坏男人往往也是一种男性魅力的体现。导演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未来观众的目光下进行拍摄的,里面包含着导演对未来观众的理解和迎合,也包含着导演对于男性魅力的理解。不过这在今天的女性意识放大的年代,这种男人形象的偏好却是坏趣味了。

而“男子气概”不仅是表演,也有不可遏抑的部分,它夹杂着男权文化劣根性,于潜意识深层里涌现,其中有许多不能自控的部分,将这些现象放置于公共空间让人观测,既为自己的青春留像,也有献祭感,有献身和现身说法的意味,有年少轻狂自我得意、“找骂”、“供批判”或自我剖析的成分。另外,也许还为了纪录片的戏剧性观赏价值,塑造一个坏男人比完美男人的形象对观众来说更有吸引力。

但用以上方式来解释观众对于魏晓波作品的不适感,肯定并不足够。我上面所说的深层原因,是指观众的不适感也许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面对经济不佳的青年人之日常生活的质感,所表现出来的不耐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相当直接的歧视。因为导演为我描述过一个场景,此片的放映有地区差异,在经济发达的深圳,观众就会直接攻击导演的贫穷。我们有一段时间过度地强调财富合理性,而且不能超越和反思,这些年,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股被强化了的社会思潮与视野,人们更能能够从社会结构层面看待个人命运,所以他们更能同情导演作为贫穷艺术家的处境。

影片中的人物也试图去理解和阐释自己的处境,导演向未婚妻说过自己的母亲来到南方后,看到雨水如此丰富,十分受触动,“如果北方有那么多雨水该多好”。山东虽然雨水不如湖南丰富,但山东是沿海经济大省,这其中的差异并非来自于南北,而主要来自于城乡差异。观众若仅仅以个人能力来解释人的贫富,当然是缺乏反思性的,或者就是一种单纯的势利。影片中的魏晓波所表现出来的,虽然时常有如观众所指责的直男癌气息,但仍然是一个勤奋的对家庭负责的男人,所以看到魏晓波对于自己既往表现的直接否定,这让我感受到他所受到的结构性压力。

有的观众对于魏的作品的否定,也许另有原因,也许这部纪录片揭示了一种大家不愿面对的尴尬,这是DV异常锐利的地方,它可以到达其他摄影器材无法到达的空间,进入一种“深纪录”状态,它可以进入到人的敏感和羞耻的地带,能透视人的毛孔,记录下人的汗味,我们看到了生活过于逼真的一面,就如同用放大镜看到了自己皮肤上的细菌与螨虫,借用一个新词,DV能拍摄出生活的“内味”来。也因此,魏晓波能将多年前的感情生活拍得如此深入。

一部被批评者认为是男性导演展示男性凝视和男性霸权的影片,最后男性导演却成为被凝视的对象,他在作品中的表现也成为被大家所当众窥探凝视的男性隐私,他从一个表达的主体,变成了一个被人评判的客体。这一切颇为令人意外,但也富于意义。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下,多重视线交互凝视,导演的献身、观众的反击,这其中记录下了独立纪录片曾经的交往理性和交流的质量。

 

3 “我就是要呈一个有缺点的男性”

(网络访谈,2021年11月10日)

王:我看了一下你的作品,长片短片共8部。最早应该是《业余》,我看片尾说是2008年3月剪出来的。

魏:之前还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我们那里有一个批发市场,拍的是一个卖书的,那些都太幼稚了,没有给别人看。

王:你最早是学新闻传播的?这是你拿起摄像机的缘由吧?

魏:我们系是新闻传播系,但我的专业是广告。我当时买了一个三千块钱的索尼DV,很小,应该是当时最便宜的,时间应该是2004年或者2005年。三千二,三千三左右,跟家里要钱买的。

王:买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呢?

魏:很明确的,就是用来拍纪录片。

王:但这个画质可能达不到广播级的要求。

魏:那个《五一、五二》是用这个拍的,《渔湾市》一大半素材也是这个机器拍的。画质是很差,但是勉强能看。最早的《业余》也是用这个拍的,这是一个完整的长片。

王:《业余》是你上大学的株洲时候拍的,这个片子刚开始看的时候,很闹,很不严肃,全是学生互相调侃,你和你的摄像机也参与其中,但是整体看完了之后,发现它有它的结构。它主要是拍摄了你毕业前夕的状况。

魏:对,就是大学毕业的最后一个月。我第一年高考是2002年,因为我的成绩在我们那里是不错的。考完之后,我非常有信心会过一本,结果那一年山东的一本是五百九,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就没有过一本线,我就复读了。第二年又出了车祸,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没有上学,就没有考好,只过了一个二本线,我就不敢报大地方的学校,只能去这种在当时看来特别偏僻的小城市,报了一个可能不太需要费劲的广告专业。我当时对这种学校应该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所以上学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我还是弄我的电影。

快毕业的时候,我就想拍一个片子,希望能够反映出当时中国这些大学的状态,尤其是这些扩招之后的二本,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最开始拍的时候我还打算把它拍成一个像BBC那种,特别严肃的来阐释扩招或者教育的状况,但是后来发现,我没有那么多的底气。

后来我就不那么拍了,就开始拍这些日常吃喝拉撒,扯淡,这些看起来好像很低俗的,没有直接表现出主题的这么一些素材。后来剪的时候逐渐的明白,这个东西其实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粗糙的,或者稍微要触碰一下这种传统的道德和秩序的,要对它有一个破坏,不要那么安全。所以剪着剪着我就发现这很符合我要的东西,而且仔细想的话,它也差不多能反映出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之所以变成这个德性,其实不能够完全怪我们,和学校的制度肯定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片后边就不再这么闹了,这个片子最后还是稍微上升到了一点这种严肃的东西。

王:这个片子使我想起刘索拉80年代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开始的时候不严肃,到最后严肃起来,开始变得忧伤,最后还是积淀出了很多思索。它写的跟你拍的一样,也是大学生活。

魏:这个所谓的二本,它现在变成一本了,我们采访中不能出现这个学校的名字,不能给它做正面负面的广告。曾经的这些二本其实普遍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业余》还是有它的一个作用,在中国拍大学的记录片其实很少,真正的拍学校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从怀旧啊,忧伤啊,青春啊这种角度去拍。

王:你端着摄像机直接对着大家拍,现在绝对不可想象。当时的老师面对镜头都还挺放松的,同学也都很放松。

魏:现在不敢这样拍了,不然会出大事的,工作就没了。

王:对,所以你抓住了这个时间段和机会。我想问一下当时的技术环境,你的这个画质使我想起1999年前那种HI 8 的小机器的画质。你说你DV是花三千多买的,你是想买了练手还是拍电影节的影片? 还有就是你如何去结构你的素材?

魏:当时没有办法,只有那么多钱。我真没有去玩,我确实想做作品。当时是因为这个素材也有点多,我的电脑硬盘应该只有80G。我是导出一点,剪一点,所以它稍微有点拖沓,可能和剪辑也有关。我是导出这两三盘带子,然后把这两三盘带子剪一个段落,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就把素材都删掉,再导一点,再剪一个段落,是这么一个板块一个板块来剪的。

王:这样的话,那些素材带都不在了吧?如果用带子继续拍别的,就将原来的素材覆盖了。

魏:对,带子也没了,带子拍别的了。另外,这个电脑放不了这么多素材,主要是电脑硬盘太小了,当时这种带子,一盘带子好像要11G、12G,我的电脑一次只能导两盘三盘,所以我就这么剪的。 

王:应该是MINIDV吧?我记得一盘大概4G、5G左右。

魏:还要多,好像十几G。当时这些设备都特别受局限。

王:当时你拍的时候,同学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魏:他们不知道我是在做片,他们觉得不可能用这个东西做成一个片子出来。剪的时候就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工作之余剪的。

王:那个时候对纪录片的普遍理解,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哪怕你们是新闻学院,但包括老师在内,似乎也都对你的行为不明就里。

魏:那时候老师不是学这个的,对这个东西基本上都不懂。然后我自己学的话,当时能够看到的书特别少。能够借鉴或者学习的片也特别少,书能看到几本访谈,国内的,包括吕新雨的,还有一本《被遗忘的影像》。

王:我看到片尾里面感谢了很多人,王我导演,胡新宇导演,我就在想,你做第一部片子的时候,这些独立电影人的作品你参照过吗?

魏:当时胡新宇把我弄到宋庄去,那是个纪录片交流周,应该是2007年5月份,我忘了,好像还没有毕业。我当时投稿没有选上,胡新宇就弄了一个外围展,就放我们这些没有选上的人的片子。特别好玩,这些人在一块,然后互相挑片子的毛病,还有吵架的。他们都觉得我的片子很烂,就是太装逼了,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发自本能的,所以对我还是有一些修正。

王:修正了你的观念?

魏:对,就觉得我不用搞得那么学术,好像特别装。

王:原来这是你们联系在一起的契机。当时的独立放映还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过,你拍的《业余》,也有很多跟胡新宇和王我相似的地方,就是拍摄的时候,你的荷尔蒙对你的机器的作用太大了,你们在男生宿舍开着各种玩笑,然后这个镜头就经常忽然推到对面女性宿舍楼的窗户里面去了。如果说你想做一个纪录片,还要送电影展的,当时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说,你这么主观地展示自己的冲动是有意识的吗?

魏:我当时是这么给自己辩护的,我们男生,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就那个年龄段,都会对女生还有女生宿舍产生那种很不正确的关注。我们在这边说着话,看着那边有人出来晒衣服,马上就会看,甚至会喊一声。这个我觉得都会这样,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把它拍成一个公共影像的话,可能会非常的不正确。但是作为当时在场的这个年龄段的男的,他确实就会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还是尽量的让这个摄像机像在现场的人一样不要去掩饰。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从道德,从性别这个角度,我很清楚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王:当时你剪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胡新宇或者谁的片子的鼓励?

魏:剪的时候也没让他们看,也没有被鼓励。剪的时候我还是想把这个东西放进去,让这个片子更有点刺激性。

王:明白了。你拍的时候也很坦诚,你让摄像机和你的视线保持了一致。没有说我很理性,我这个片子要出去播放,所以我要压抑自己,不能这样展示自己的视线。其实当年的文化氛围可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今天的女性主义话语等等更为深入,对于男性的行动要求比过去更加细腻了,所以说纪录片中的男性视线已经很少像当年这么粗粝和直率了。

魏:现在不敢这么拍了。

王:你早期的片子中,《五一、五二》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它非常完整地纪录了一个公共空间里发生的事件,特别生动。谈一下这部影片?

魏:这个片子有30多分钟的版本,还有一个70多分钟的版本,不如短版的热闹。我记得当时在宋庄放七八十分钟版本的时候,好像大家都看不下去,还有人起哄,一直在喊,还有几分钟放完!可能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家相对关心政治的环境状态,大家可能反而没有觉得它多么的好玩,或者对它里边产生什么兴趣。后面其他地方放映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在笑。这个片子在正式影展没怎么放过。

王:这个片子在宋庄什么地方放的?

魏:我记得是在地下室放的。

王:那应该是在现象工作室,应该是纪录片交流周。我看的是短版本,叙事剪辑还挺集中的,节奏很紧凑,在一个购物中心的下沉广场,很多人在抵制家乐福,各色人物一个个出来,很短的一个片子,但是将一个比较大的生态都揭示出来,层次也很多。有的人很坚决,有的人趁机去买便宜货。当时看的时候很被打动。

魏:这个片子拍得有些偶然,它不像我其他的片子,都要准备,都要思考很多,这个直接拿着摄影机就去拍了,是用本能拍出来的。

王:能否讲一下拍这个片子的前因后果?

魏:当时用的聊天软件是QQ,几乎所有的长沙的QQ群都在说,要去那个购物中心抗议,所有的群都在传这个消息。我开始觉得应该不会真的去,然后那天我就去看看他们会不会真的去,结果发现那里有好多人,就拍了。我把自己稍微伪装了一下,把这个DV上面贴上一些爱国的小贴纸,红心,当时很多人在发小红旗。我一个手拿着DV,一个手拿着红旗,混在革命队伍中。

王:大家都是觉得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所以你的拍摄没被干预对吧?

魏:对。

王:这个片子就拍了两天?

魏:一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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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来就是《渔湾市》,拍摇滚青年,这是你公开拿出来的第二部,这是你毕业后去长沙拍的吗?

魏:《摇滚青年》早就拍了,从2005年,没去长沙就拍了。株洲和长沙的火车距离只有四块五毛钱,一会儿就到了。

王:为什么要去拍摇滚青年呢?

魏:因为我本身就一直特爱摇滚,可能从初中后期,还有高中,都爱摇滚。在山东北部这种小县城,虽然很偏僻,但是我们那里的电台,我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好。晚上十点之后,会有很多电台节目,采访一些艺术家和摇滚青年,还有专门放这种特别极端的国内国外这种摇滚的。所以那时候我每天都会用收音机来接触这些,久而久之摇滚就是和我非常密切的一个东西。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也弄了把破吉他,就是想做一些和摇滚相关的事,也给这些摇滚杂志投稿,也看演出,所以拍的话好像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对这些东西本身就非常有兴趣。

王:纪录片《渔湾市》后来在哪儿播放过?

魏:这个好像放的还蛮多的,在北京独立影展放过,很多民间的机构也一直在放。

王:这个片子的价值是记录了当年长沙一带摇滚乐队的发展状况,以及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可以这么理解么?

魏: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但当时拍的时候,因为拍的太早了,就是2005年、2006年那个时候拍的,所以还是会拍一些大的东西,该拍的不拍,别人怎么排练,怎么吃饭,怎么在一起扯淡,这个东西当时是没拍的,拍的都是一些一本正经的问他,你对摇滚怎么看,你对自由怎么看,问这种大而空的话题。后来想补拍的时候,这个都已经过去了,这些乐队基本上都已经解散了,所以纪录片最后就变成了不伦不类的一个东西。

王:它拍了一个群像。在今天来看,就是看到很多的乐队和摇滚音乐人讲述了他们如何生存,如何演出,以及他们的社会态度。

魏:外国人看了,反而会觉得特别的好玩,就是一些留学生他们会觉得这个乐队是这样的,看着特别有意思。有些国内的观众,会觉得拍的不够深入,不够生猛。

王:可能有点浮光掠影,但我们能看到那个年代很多前卫青年的思想。接下来可以谈一下《北京》了吧?

魏:北京也拍了好几年,四五年。从我买了DV就开始拍。

王:是2009年剪出来的。其实这个片子很特殊,里面的人物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他。小镇青年,每天想着去北京,然后陷入了性的焦虑里面,同时又陷入了对艾滋病的恐慌里面,后来又得了严重的过敏症。

魏:他的这些表现,现在都有很明确的词汇,前一个是性瘾,后一个是恐艾。据说恐艾会达到像得了艾滋病的这种症状,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王:这在精神病学中叫“癔症”。

魏:但是他那些皮肤病都是真的,他确实是得了这些病。

王:这个片子基本就是一个小镇青年在讲述自己和异性交往的经历,从童年讲起,还有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忧虑。拍摄的时候,你是如何构思的呢?

魏:开始其实拍了很多素材,包括他去北京,还有他家里的生活,断断续续的拍了很多。我拍他,因为他跟我差不多,他在班级里有点另类,比如说喜欢一点什么话剧啊,艺术啊,在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你喜欢这种东西,就会让人觉得特别怪,他就是一个怪人,太奇怪了。后来他上了一个师范学校,他内心还是特别想搞这些和艺术相关的事,但是又实现不了,我最开始是想表达这么一个东西,“文艺青年未遂”的这么一个失落。

    他曾经想去北京,后来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北京也就那么回事,所以就更加失落,我最开始是想拍这个。但是拍着拍着,没想到他有那么多的其他方面的事,性那个方面又变成了重点。然后在剪的时候,我发现不好剪,因为有很多的采访,也有很多家里的这些场景,感觉就像一个专题片一样,这个结构不好,最后我就干脆把那些生活的片段全部删掉,用减法,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全是独白的四段。然后这四段独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所以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短的版本,60分钟左右吧。

王:现在这个形式反而显得更极致,它营造了一种很怪异的美学。他直接对着镜头讲,他对自己私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坦诚,其实他对你的拍摄也是有理解力的吧?

魏:对,他知道我要做纪录片。但是他又想和我聊,他中途也有后悔,后悔让我拍,也一直告诉我不要让别人看,但是后来还是让我拍。我说会做成片子,他也让我做片子,我说可能会投稿到影展。他说也可以投,但是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也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到网上,不要传播,偷偷的放映一下还是可以的。

王:这个人现在什么状态?

魏:现在状态特别好,现在已经是一个中专的老师了,好像还是一个小小的领导。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病也没了。也会在我们那里参加一些文艺活动,红色的文艺活动,干部活动中心的那种。

王:这个片子我看了之后还是挺震惊的,这个人物本身是一个有深度的人物。他一直在反思自己到底是咋回事。

魏:他没法克服自己的那种本能。

王:这个片子你没有把他的环境做过多的交代,让它显得很“现代派”。

魏:不敢交代的太多了,还是一个隐私的问题。

王:你不交代,反而有了另外一种感觉,抽去了背景,他就是一个人类的个体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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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能你的这些片子里,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的三部《生活而已》。《生活而已》第一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魏:从2007年,2008年,2009年,一直在拍。

王:《生活而已》主要拍摄了你和你的女朋友,从恋爱到结婚的故事。《业余》拍摄的大学生活里也有她。

魏:对,那就是她。

王:《生活而已》的起点是你们毕业,一起在长沙生活的时候。你拍的时候你女朋友接受吗?她是不是跟你是一个专业的?她应该对纪录片是有所理解的吧?

魏:我们是一个系的,但不是一个专业,我是广告,她是新闻。但是她毕业之后没有从事和新闻有关的行业。她可能对新闻或者纪录片没有我这么敏感,但她知道这些拍摄的东西可能会做成一个作品。

王:有一些镜头涉及到隐私的东西,她似乎并不抗拒。

魏:抗拒,都很抗拒。有的镜头不抗拒,可能心情好,其实她自始至终,到现在都是抗拒的。

王:那你拍的不是很辛苦吗?

魏:都是偷着抢着拍,挤出来的,怎么可能会让我一本正经地去拍!因为她看过《生活而已1》,她觉得我完全是在丑化她,我专门找了一些她不好的东西剪进去。

王:我们没法看到全部的素材,但是能看到你特别喜欢强调她喜欢钱的部分,她嘲笑你家里穷,说平时应该给她钱花,她的形象就是在镜头里面不停的谈钱,这是不是让她有点不愉快?

魏:每个镜头都不愉快吧,我觉得对她来讲,应该每个镜头都很尴尬。我自己也不敢看,我自己剪完了也不敢看,我自己在里面也无法面对。

王:你去放映的时候她有没有去阻拦你?

魏:没有,这个倒没有,因为她不在现场的话还好。

王:是因为她和你的感情,你们的这种关系,她有一种信任在吧?

魏:我只要别用这个片子干扰到她的生活,或者把她的隐私给公开了,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协调的。

王:但是你们做爱那个镜头她什么态度呢?

魏:很尴尬,也没什么态度。我当时胆子确实很大,把那个就放进去了。现在我可不敢那么弄,现在让我剪当时的素材,我也不敢把那个放进去。

王: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当时觉得可以呢?

王: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性也是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觉得放进去是理所当然的。

魏:而且我会觉得,有些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之间性生活也会越来越少,而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调节两个人关系的一种东西,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关系破裂,其实和这种东西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在电视台做过一段时间的情感节目,所以我很清楚,就是一个钱,一个性,这两个地方出问题了。那就不要回避,就把它剪进去。

王:《生活而已》前两部拍了你的婚前生活,第二部主要是谈婚论嫁,第一部算是恋爱生活?

魏:同居生活吧。

王:我很想问的是,你这些片子放映的时候,观众都说什么。批评多么?

魏:批评多了去了。这个片子最开始放,在“云之南”(纪录片节),放映的时候我在现场。观众都在笑,每次到我们最丑,最不好的地方,观众都会笑,我很崩溃,就出去了。从此之后所有现场放映,我都回避,我都不会去看观众是什么反应。映后交流的话,基本上没有几次是和谐的,都会有很多很尖锐的问题,比较集中的几个,比如说很多人从女性这个角度来谴责我。所有那种坏的词,直男,不负责任,中国男人,渣男,各种这样的词都会送给我。

    还有一些导演,他会质问我,你拍这个片子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不应该暴露自己的隐私,哗众取宠。好多人都会这么来问。在他们眼中,纪录片不应该这么拍,这个东西是一种哗众取宠,非常低俗,不登大雅之堂,不足以称为纪录片。还有一些人,比如在深圳那样一个经济繁荣的地方,会直接骂我,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挣钱挣的不多,没用,就直接这么去对骂。

王:这么直接?

魏:说我没有本事,还在家里骂人,就是一个废物,这些东西毫无意义,还有脸拍——有一些就是这样直接来对骂的。这是前几年。这几年我感觉会和谐很多,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最近的这么三四年,有时候也有一些放映,放映的时候会把这三部一块放,但是现场会特别的和谐。

王:也许是对一个青年命运的认识,随着观看的深入,会逐渐发现一些新的维度,增加了社会和外部的种种思考,你为什么是这样的?经济状况为什么拮据?这几年大家普遍对结构性的问题思考更多一些。当年经济环境相对宽松,那时候更强调个人奋斗,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大家可能更从大的结构来思考差异,贫富分化,城乡差异,工作环境的压抑等等。我猜是这样的吧。

魏:也可能是连着看三部,会逐渐的宽容。对有精神洁癖的人来讲,只看第一部和第二部的话,会觉得这些纪录片里没有正面的东西。还有一些人觉得这是爱情纪录片,带着恋人来看,结果可想而知。尤其是第一部,好多人都在骂。

王:《生活而已》这三部片子都在电影节放过吧?比如说宋庄的BIFF,南京的CIFF?

魏:都放过,《生活而已3》还在东京、台湾放过,放了蛮多地方。

王:记得FIRST也放过。

魏:《生活而已》的第二和第三部,都在FIRST放过。

王:我以前好像看到从FIRST回来的观众的一些反馈。他们对于《生活而已》2和3的质疑是什么呢?

魏:《生活而已2》好像没有太多质疑,你说的质疑是不是别人都说我们是摆拍的,都是我们自己演的?

王: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

魏:女性主义的批评一直贯穿着,这个我都没法去解释,哈哈。

王:但他们质疑的时候,你还是要解释的吧。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呢?

魏:我现在会说他们说的对,我也懒得去解释。如果非要解释的话,那我就是要呈现出一个坏人,一个有缺点的男性。我当然很清楚,我又不是不读书,我清楚呈现出来的人在道德、性别这方面有很大的瑕疵,我就是想呈现出这个东西。你故意把这个东西揪出来骂,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和她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最起码还没有上升到肢体的暴力,或者更加恐怖的情况,我们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协调的一种关系。其实很多人的生活,有更大的悲剧,比这个要更加的狠。我是想呈现出这种东西,而且试图探讨在这种关系中,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因为要让纪录片看起来正确,把这些不和谐的东西都回避掉,那最终的成品就不是《生活而已》了,变成了《生活万岁》。从我的角度——因为这个片子是我拍的,我来剪的,这个主角当然是我,我还是想来拍一下我和这个社会,或者我和他人之间的这种不可协调的矛盾,所以我当然要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了。

王:其实你在拍和剪的时候,你并不是确信说“我”就一定是对的。

魏:我很清楚我是错的。

王:这个反思的过程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魏:我拍的时候知道,剪的时候也知道,不用反思我就知道肯定是不对嘛,但是这种不对,又没办法去改变,冲突产生了,冲突还是要呈现出来,不是因为我们都变理性了,这个冲突就没了,哪有这样的好事!还有一个问题,年长一些的导演的成长会受到政治、大环境更直接的影响,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表达人和环境、社会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有一种先天的正确性。虽然我也快四十了,但和他们相比好像还是年轻一些。我的成长环境、阅读、生活经验会让我在纪录片里淡化那种宏观的冲突,而去呈现自我的、我和她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在的纪录片里并不多,它好像也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王:我觉得整个创作的过程,肯定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你的个人性格,做事的方法,在拍摄中有没有被摄影机改变?

魏:尤其是在剪辑的时候,看素材的时候,对我肯定会有些改变。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肯定会看得更加的清楚,用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自己。

王:你的意思是,剪辑的过程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过程。

魏:对,因为我拍的时候大多数是用旁观者的视角,我其实是把我当成一个别人在拍。不是像其他人拍自己,好像把自己拍成真的自己,我感觉还是在拍别人。

王:拍摄过程中,当摄像机架起来,你是不是也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调整。在摄像机下展现的你是不是比你本人要更好一些?

魏:没更好,当时拍《生活而已》1和2的时候,用DV带子拍,DV带子一盘是一个小时,我基本上开机就不关了,我有很多带子,我把机器放在那里录,完了我就不管它了。它可能录下四十分钟,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开始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机器的存在,后边基本上就是该干嘛干嘛。因为这种带子的数量多,旧带子数量也多,所以就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在意,而且我也不觉得每一个镜头都会用进去,反正就是能拍都开机去拍。

王:但是往往打算架起机器的时候,一般就是会有什么事发生,或者有一些生活的戏剧性的时刻,这个时候开机应该更多吧?

魏:对,可能会有一点。但应该和不开机也差不多,有摄像机和没摄像机没太大的区别。

王:或者说,人在生活中就是有表演性,你开机和不开机你都要表演。其实你不开机也要表演,这是我的体会,比如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哪怕和你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有表演性。

魏:对。

王:你说这三部《生活而已》片比特别大,拍了大量的素材。

魏:都是一两百个小时。

王:剪辑的工作量也是巨大。

魏:一个片子要剪差不多半年。

王:这些片子给你带来经济利益了吗?

魏:有经济利益,《生活而已3》,在台湾的公视放了,给了一万多块钱人民币。这可能是最大的一笔收入,其他的放映,三百,五百,两百。

王:你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其实回馈是很少的。

魏:对,我也不希望能有太多的回馈,而且不可能,我也很清楚。

王:咱们再回到刚才,你女朋友在拍的时候,有时候说了不少不得体的话,因为她不知道你在拍她,她看到摄像机的时候会大笑,原来你在拍我!你女朋友被拍的时候,她应该是很有意识的吧?

魏:有时候没意识,有时候可能会忘掉。在片子里,她哪个镜头是意识到镜头的存在,哪个忽略了它的存在,应该是明显的能看出来的。

王:你觉得拍这几部片子,对你和你爱人之间的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打个比方,如果你不拍这个片子,可能你们就分手了,我说的是一个假设。

魏:我觉得对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占的分量很小,我们的生活和这个没关系。纪录片对于我是我的一个像小世界一样的东西,这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存在感。

王: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纪录片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事,你爱人她并不介意这个东西。但我能感觉到,独立纪录片对你的精神世界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我看到片子里你的书房贴了很多影展的海报,宋庄的,南京的,感觉它是你精神世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魏:可能在七八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了,现在墙上没有这些东西了。

王:你买房结婚生子后,在《生活而已》第三集里面,墙上那些海报似乎都没有了。

魏:都没有了。

王:这很有象征意义。你和你的女主角现在关系怎样?

魏:我们有一个孩子,五岁了。我们的关系比以前好多了。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荷尔蒙,或者一些激素的分泌和这个有关,我感觉要缓和很多。

王:其实我看的时候,从《生活而已1》到《生活而已3》,其实你的性格在这里头也是有变化的,你在逐渐变得平和。

魏:年龄,还有孩子出生,和这个是有关的。还有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的穷了,《生活而已1》的时候,确实很穷,要攒钱,各种压力都很大,所以那个时候应该也和这个也有关,脾气不好。

王:能谈谈你现在的生活吗?

魏:我最开始是在电视台,后来辞了之后,一直自己做培训。单打独斗,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规模太小了,但是比之前上班要好一些。

王:你爱人呢?

魏:她在家待了五六年,从准备生孩子到孩子四岁都是她在家,现在上班去了,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你都是拍不到的,也都消失了。

王:我们看了你的三部《生活而已》,跨度七年,八年,其实我们也只是看到了一个皮毛。

魏:对,它属于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王:你现在面对你的这些片子,你之前说有的时候都不敢看,现在的心态如何?

魏:现在也不敢看,不能打开,打开都觉得不舒服。都是些不好的内容。

王:但是电影圈内的人,对你的认知,多是从这些片子看到的你。如果遇到完全了解你的这些作品的人,你和他交往会不自在吗?

魏:熟悉的应该也不会,熟悉的知道我也不都是片里那样。也有些人觉得我就是片里那样,见了面会和我吵架,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个也很恐怖。

王:因为片子为了它的戏剧性,它肯定是要剪一些比较激烈的片段。

魏:所以出去放映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个反差,就是我出来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发现我好像又是一个正常人。但是看片子的时候,他们又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正常,又邋遢,又脏,满口脏话这样一个人。

王:尤其是开始拍摄的时候,比如拍摄《业余》和《生活而已1》那段时期,是不是有时候摄像机一开,你反而要更加去表现自己满口粗话、骂人傻逼的那种形象,为了体现一种让人觉得“很过瘾”的状态。

魏:应该有这方面的东西,就是为了让这个片子看上去更坏一些。

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男性的特殊的生理期,我不是专指你,可能男性普遍都有的一个过程,或者一种病症,他们有时候感觉到自己越坏就越厉害,大概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当然有一些,也跟青春期对社会的批判意识特别强有关。

魏:我是想要让这个片更坏一些,因为我好像对这种坏电影更感兴趣,我不想让这个片子来讲道理,或者让别人感动。

王:所以还是有表演的成分,是为了自己片子的风格?

魏:比如说我听朋克,听Grunge(垃圾摇滚乐),我喜欢的这种音乐风格本身也是特别反叛,特别坏的,可能骨子里会有这方面的情结,所以在拍的时候也会让这个片子显得看上去更坏一些。

王:你说了音乐对你的影响,中国纪录片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魏:独立纪录片我喜欢的也是一些看上去坏坏的这种片子,包括刚才你说的王我、胡新宇,还有吴文光的,这些看上去有点恶趣味的。

王:你说的吴文光的作品,是指《操他妈的电影》吗?

魏:《操他妈的电影》,《江湖》也蛮有恶趣味的,这种蛮喜欢的。电影我喜欢日本一些老一点的导演,小林正树,深作欣二,。

王:深作欣二是暴力美学。

魏:有暴力美学,也有一些拍家庭的,拍偷情的,拍复仇的。口味相对重一点,很硬。

王:你已经好几年没有新片子了吧?

魏:明年会有一个《生活而已4》。我没时间剪,明年剪。我还没想好怎么剪,乱七八糟的素材,太多了,可能有五六年的素材。我可能会先剪一个简单的版本,就是把小孩每年生日吃饭的过程剪一个片。有五段。但还没想好。

王:你有没有想过以纪录片为职业?。

魏:我觉得很难,尤其是现在有孩子,要占用很多的时间,在长沙这样一个地方,感觉没有太大的动力,所以这几年就没有去主动申请一些项目,或者去拍一些更大众化的纪录片。

(首发于2022年9月12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