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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 Fist Held High: White Paper on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Lao Kai


中国独立影像展,原称: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2003年创立于中国南京,2013年更用现名,其英文名称为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英文缩写为CIFF。因其发生及驻所于南京,故一般口语俗称为“南京独立影展”或“南京影展”。

其根本属性是一个民间电影节,在价值观上秉承“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之旧训,在美学本体上倡导前瞻、先锋、新锐的样态,提倡真实、开放的自由表达。

从2003年至2016年,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已经走过了十四年历史,本文主体框架将按照十四年的时间线,依据主体线索作出陈述性表述,基本取材于历史见证之第一手材料,再结合时间线上的重要坐标点,参考若干历史文献摘要补充。对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历史的整体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2003年至2006年为影展的创建阶段,2007年至2011年为影展的全盛阶段,2012年至2016年为影展的式微阶段。

中国独立影像展,在2003年创立于南京。之所以发生于南京,其中有着多种复杂因素,基本而言,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致性应运而生的。

南京作为一座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名城,在电影史上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孙明经创办的影音系,这也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开端。但是这一历史在1949年以后就中断了,之后数十年的电影艺术史的发展轨迹与南京这座城市几无交集,南京在中国电影领域是一个缺乏存在感的地域名词。

这样的形态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数字技术和网络传媒的迅捷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方式——网络公告栏(BBS),在当时依赖拨号上网的第一代网民中,南京网络社区“西祠胡同”是一个重要的虚拟社交地。而在西祠胡同内众多的公告栏板块中,由影评人卫西谛创办“后窗看电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电影专业BBS,这里不但聚集了南京本地各种电影与影像的评论者、爱好者、大学生,亦吸引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年轻电影人。其时正好是DV运动发生的初期,一批全新的独立电影作品在此间得到广泛传播,一群独立电影人也以真实ID参与其中,由此造成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文化形态,并逐渐吸引到大量南京本地的电影网民,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独立电影文化基础。

2000年前后,当代艺术工作者曹恺和传媒工作者王方等共同创立了独立影像机构——辟邪工作室,并开始在南京青岛路上的半坡村咖啡馆组织南京最早的独立影像作品的放映活动,先后展映了吴文光、段景川、温普林、胡杰、杨福东等人的作品,在被当地媒体作为文化活动新样态加以报道后,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气。2001年,辟邪工作室参与了北京实践社主办的“独立映像节”在南京的巡回放映活动,由此拓展了更多的独立电影相关资源。2003年初,辟邪工作室与南京艺术学院合作,邀请独立策展人李振华前来主持了“非纪录”独立电影活动,掀起了又一轮高潮,更多的年轻人被吸引到其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辟邪工作室决定集合南京各方面资源,组织一个更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独立电影活动。曹恺的这一构想得到了民营艺术机构RCM(南视觉美术馆的前身)的认可,馆长葛亚平决定作为主办方出资支持这一活动。经过与北京的独立策展人张亚璇、“后窗看电影”版主黄小璐(绿子)共同商议,曹恺决定以“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命名这一活动,以期待集合每一年度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独立电影作品在南京亮相。这一筹办的详尽过程可以参见文海著作《放逐的凝视》中的相关章节。

经辟邪工作室牵头,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于2003年9月26日在南京鼓楼大钟亭北侧的RCM展厅举行,并在南京艺术学院尚美学院报告厅设置了第二块放映场地。影展主要创立人为曹恺、张亚璇、葛亚平,共同发起人是黄小璐(网络传媒、现场主持)、王方(南艺方面的组织与策划),其他主要参与者有张献民(讲座与映后交流)、吴宇清(放映技术协调)。

因为一开始就决定要做一个高端的定位,所以入选的十九部作品由学术主持人张亚璇反复遴选而定,其中有第六代导演王全安和王小帅的新作《惊蛰》与《二弟》,几部剧情片处女作——宁浩《香火》、甘小二的《山清水秀》、唐晓白的《动词变位》;纪录片方面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三位资深独立纪录片工作者的“工农兵”三部曲,两位DV运动风云人物杜海滨和朱传明的新作,周浩的纪录片处女作《厚街》等;特别要提出的,是有两部因迟到而未被记录在案的短片——应亮的《回来看看》、卫铁《黄石大道》;在实验片方面有来自珠江三角洲的艺术家欧宁和曹斐、蒋志的新作,来自长江三角洲的艺术家周啸虎、金锋、董文胜的实验短片作品。

虽然真正能抵达南京现场与观众交流的作者只有王全安和周浩两位,但借助于DV运动浪潮的巨大推动力,可以用观者如潮来形容现场的盛况,呈现了一种文化乌托邦的燥动与盲动相结合的形态,而这种形态随后二三年在其抵达巅峰后,就很快地消退了。

在确立“年度展”之名时,葛亚平和曹恺就商议过将此影展逐年按届举办的意向,并一直在积极筹备之中。但因十分意外的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了RCM无法继续履行主办方职责,馆长本人也处于某种失联情境之中——这一事件后来成为杨弋枢导演的独立电影《一个夏天》的原型。

时间很快来到了2004年12月,如果不在年内举办,影展可能就此夭折。为此,王方和曹恺在紧急磋商后,决定动用辟邪工作室不多的积存款项,再以学术活动的名义申请了南艺现代教育技术部的部分资金。在十分窘迫的情况下,辟邪工作室紧急启动2004年度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因为时间的紧迫性,作品征集只能依赖于圈内人脉,为此得到了张献民和李振华的支持,前者推介了多部新人新作,其中两部位制作粗砺而鲜活动人的DV电影——符新华的《客村街》和耿军的《烧烤》;后者推介一些更具实验特性的作品,如崔子恩的《夜景》、刘浩的《好大一对羊》、乌尔善的《肥皂剧》、富钰、贾海清的《新闻联播》等。此外,苏晟组织了西安青年独立短片作品,董钧、周渔、李军虎等人的作品崭露头角;洪潇沂和林航组织了一批上海青年独立短片作品,也包括程裕苏的《目的地,上海》和郑大圣的《DV China》,另外一部来自上海的是周弘湘的实验长片《红旗飘》,这是当年度威尼斯电影节的入选作品。

在放映场地的协调上,南艺提供了新装修好的一个多媒体厅——即俗称的“白宫”,因为主要是服务于教学,所以非常不同寻常地安装了两个并置的投影屏幕,同步放映时多少会显得有些别扭。另外一个放映空间是临时启用的三楼摄影棚,在里面拉了一块投影幕布,虽然遮光和隔音效果很好,但只有很少的座椅,使得不少观者只能盘腿坐在地毯上。

在张献民的提议下,影展在南艺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参与者包括张献民、李振华、王方、曹恺、何敏文、耿军、周泓湘、林航等人。即便条件十分有限,对影展学术性的重视,开始成为南京的一个传统。

在度过了2004年的难关后,RCM在2005年搬迁至一个新的艺术园区,重新开馆并正式更名为“南视觉美术馆”。葛亚平与曹恺也开始讨论举办2005年度的独立影展事项,因为美术馆场地的装修,使得原本应该在当年秋冬举办的影展延至来年春天。

2006年3月,曹恺撰定了影展策划文案,顺沿前面两届活动,正式定名为“第三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并将英文名称定为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并且按照国际惯例,取其主要英文字母的首位,定英文简称为CIFF。

因南视觉美术馆处在重启的过程中,尚无工作人员能够协力,曹恺单枪匹马几乎一个人筹备组织了这届影展,撰写通告在网络上公开招募志愿者,包括编辑、翻译、设计等各个方面岗位。通过“后窗”BBS的有效推广,CIFF3征集到了历史上的第一批招募来的志愿者,其中一些人员为影展服务多届而成为资深工作人员,比如设计师张玮玮。与此同时,南视觉美术馆也招聘到一位综合能力超强的主管钱婷婷,她成为之后数届影展全方位的统筹和总管。

在作品征集上,CIFF3依旧延续了之前的内部精选模式,曹恺邀请了多位独立策展人推介优秀作品。在内部推选的过程中,张献民、李振华、朱日坤、董冰峰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事实上的一个选片推介委员会——在当时的被称做“学术委员会”,张献民应邀出任了学术主持。同时,葛亚平也特别邀请了王小帅前来担任学术总监。

CIFF3开幕影片是刚刚在法国真实电影节上获奖的黄文海作品《梦游》,其他重要的作品如刁奕男的《制服》、刘伽茵的《牛皮》呈现的个人气质,指代了一种独立电影的经典方向。在崔子恩之后,作家介入的独立电影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李红旗的《好多大米》、木桦的《失眠镇》是其中代表,为此,CIFF3邀请了一部分南京作家,围绕“作家与电影”的主题在南艺做了一场半公开的研讨会。

CIFF3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撰了第一本影展图册——这不仅仅是一本入选影片的档案图录,亦包含了多篇学术文章,撰文者有张献民、李振华、朱日坤、曹恺等,艺术家高世强所写的《关于杭州短片运动》一文,不但介绍了杭州实验影像群体的崛起,更是开启了之后几届CIFF所推出的“中国独立影像地理志”系列文论之首。这本图册的最后,附录了前面两届影展作品的档案资料,弥补了之前影展在印刷品出版方面的缺失。

CIFF3的成功举办,坚定了辟邪工作室继续推动这个活动的决心,为此在在2006年年底就开始和张献民商议来年的活动升级模式——按照一个真正的民间电影节的模式来打造CIFF。

但是,因主办机构内部的意外变故,造成了影展在2007年春天再度频临夭折的可能,为此,曹恺与主要合作方紧急沟通,经过多次长谈,加上张献民的远程协助,使得事态起死回生,并且由此为契机建立了葛亚平、张献民、曹恺的三人核心组织,这也是后来CIFF内部三人理事会的最初雏形。

张献民从这一年开始全面介入了影展内部的组织策划,成为学术上的引领者和外部资源上的贡献者,尤其是在他的主导下CIFF引入了电影节的构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开征片模式的建立,从内部推介制到公开征片制的升级。二是评奖机制的确立,建立了选片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的两级遴选制度;三是影展各个单元结构的完善与整合。

第四届CIFF由策展人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选片委员会:曹恺、卫西谛、吴宇清、张献民、朱日坤;邀请重要的电影学者和电影人组成评审委员会:崔卫平、吕效平、娄烨、刘勇宏和王宏伟,崔卫平成为CIFF史上的第一位评委会主席,这一评委阵容代表了整个CIFF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他们所提出了“四个维度”的评审标准——“自由精神、开放性、新样态、前瞻性”,准确地解释了CIFF的基本立场,为影展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赵晔的《马乌甲》获得了CIFF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奖,同样受到关注的获奖影片还有王笠人的诗歌电影《草芥》和甘小二的基督教电影《举自尘土》。这一届剧情片水准之高可排位在历史前列,一些入围作品质量已经到了相当的境地,如高文东的《西海村》、杨恒《槟榔》、应亮《背鸭子的男孩》等等。天琳是一家以独立电影制作、推广为主要业务的北京新公司,作为赞助机构之一,制片人崔红在之后投资了CIFF获奖导演赵晔和王笠人的新片,这种现象后来成为一种赞助与收割同构的模式的开始。

在纪录片单元方面,因为佳作实在太多,选片组设立了一个“十佳”展映单元,言下之意就是前十名是并列的第一,许多纪录片导演的处女作在这里被推出:林鑫的《三里洞》、刘高明的《排骨》、杨弋枢的《浩然是谁》、舒浩仑的《乡愁》等等。

除了郝建在南京大学主持的该届CIFF官方论坛之外,在影展的第三天深夜,参展导演甘小二和高文东发起了一场回应并致敬CIFF的研讨会,这种作者的自发形式意外创造了一种自由发声的氛围,并提出了与独立电影相关的许多尖锐话题,场面异常火爆、激烈,这也成为之后CIFF作者自由沙龙的最早样态。

CIFF在进入第四个年头时,中国独立影像展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节模式已经基本构架起来了,组委会、评委会、选片组以及一个由秘书组和志愿者构成的工作团队开始进入运行轨道,出现了钱婷婷、张玮玮、吴愚、蔡伟森等一群青年工作团队。同时,CIFF已经开始受到各种传媒的广泛报道,湖南电视台潇湘电影频道由副总监杨蔚然带领一个摄制组全程拍摄了影展过程,制作了一套多集专题片,这种官方电视台的完整报道在CIFF历史上是第一次,其实也是最后一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CIFF奖杯“铁拳头”的铸造,因为时间的仓促,由曹恺临时创意并绘制草图,请雕塑设计师曹磊义务制作完成了这一造型,至此,CIFF以一个高举的铁拳头作为标志,确立了自身的第一美学形象。

南视觉美术馆(RCM)是2000年代中国最活跃的当代艺术机构之一,馆长葛亚平早年是一位民间诗人,后从事艺术品经营,并介入当代艺术活动,南京三年展和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是当时南视觉美术馆两个最重要的常设项目。2008年9月是第三届南京三年展的举办周期,为争取更大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力,CIFF5决定将举办时间从4月份改到9月,与南京三年展同步发生,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到了最初CIFF1举办的时段。

CIFF5为期7天,在四个放映空间举行了75场放映活动。一些新的高校和艺术机构开始介入CIFF——东南大学成为开幕式和国际论坛的举办地,远在南部溧水的南京视觉艺术学院里设置了另外一个主场,而在东郊的仙林尚东当代艺术中心设立了一个分场,并成为终审评委的封闭式驻地。这种过于分散的场地,虽然可以借此扩大影展的传播地域,但也确实给观众和来宾造成了许多行程上的不便。

董冰峰、沈晓平、王方、卫西谛、周浩成为新一届的选片组,王小帅、郝建领衔的终评委把这届的CIFF大奖给了彭韬的《血蝉》,其余的获奖影片有高文东的《美食村》、王晶的《街口》等,张天辉的《七区病房》拿走了学生短片单元的奖项。

十佳纪录片单元依旧佳作叠出,冯艳拿出了她经典的《秉爱》,黎小锋的《我最后的秘密》也是打磨多年的力作,顾桃的处女作《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更是一鸣惊人,更多像范俭、邱炯炯、赵大勇这样的新名字开始被人记住。

实验短片竞赛单元是该届影展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了虽然也推出李凝、梅健、卢意等一批新人新作,但因缺少相对统一的评判标准,评委的意见也各不相同,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使得该奖项出现了空缺,王梆代表评委给出的意见报告也未能使参展作者们信服,并在事后造成了许多争议。也迫使CIFF在之后几届里只做实验电影展映,而取消了竞赛单元。

CIFF5最耗时费心的是张献民一手策划并主持的国际论坛,连同翻译时间在内,在东南大学国际报告厅开了一整天,论坛的主题是“国际影展之组织与推广”,发言者除了栗宪庭基金的朱日坤、云之南的易思成之外,还包括当时比较活跃的机构如北京伊比利亚代表张亚璇、广州“先锋光芒”代表曾彦斌、CNEX代表张钊维等人,还有来自香港、台北、首尔、纽约、威尼斯、法兰克福等多个电影节的策划人、选片人。这样的嘉宾阵容在一起讨论不同的电影节,交流和分享各自的经验,在独立影展领域内部尚属首次

南京青岛路上的半坡村咖啡馆一直是CIFF长期的合作伙伴,每到影展期间,咖啡馆就不再对外营业而成为影展的专场,每晚放映结束后,各地来宾和参展导演都会来这里畅饮探讨,占据了上下两层。楼上唯一的一个包间是“CIFF5场刊”编辑部,这是CIFF5新设的一个部门,影展之前已经在青年志愿者中筛选了一批编辑记者,撰写影展每日的新闻、影评、访谈、日记等,连同摄影图片编辑为一份8页的十六开小报,由美编组在每日凌晨送至印刷厂,在次日中午前送达各个放映点,以每份2元的象征性价格售卖。曹恺担任这份场刊的主编,主要的采编人员有黄石、杨城、吕甍、董莹莹、董若渔等人。其时,虽然网络媒体已经逐步蚕食了传统媒体的传播领域,但纸媒体在某种气质上更符合独立影展的民刊气质,这也是曹恺和葛亚平决定出版纸质场刊的一种内心美学倾向。

艺术家李继开是这届影展的主要赞助人,他的一幅以同舟共济为寓意的绘画被设计印制在CIFF的T恤上。此外,设计师张玮玮截取了一张铁拳头奖杯的图片,经过设计处理,完成了最早的CIFF铁拳头标志初稿,被刊载在“CIFF5场刊”上。而后来广为人知的CIFF标志,是另一位设计师苏航根据这个初稿制作的定稿——这是一年多之后CIFF6开幕之前的事了。

从CIFF诞生开始一直到后来走上民间电影节模式,主办方一直以项目报备方式上呈主管部门,获取某种形式上的合法性。而在对独立影像的定位尚处于不确定的阶段时,当地主管部门亦一直以相对积极的态度来对待CIFF,一方面将其纳入本地一个庞杂的大文化博览会系统内,给予了一个合法身份;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些实质上的协助,比如市政府下属的政府网站为CIFF官方网站的制作和运营提供了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乃至有数位政府官员应邀出席了2009年第六届影展的开幕式,成为许多当时的一个内部话题。而由此造成的一些深远影响,甚至一直延伸到当下。

因为一些2009年经济危机等客观因素,CIFF6在筹备的中途陷入了资金困顿的境地,主办机构虽然能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经费,但是水涨船高的惯性在继续推动着影展规模的扩展,资金上的捉襟见肘已难以避免。为此,曹恺和张献民想方设法拓展资源,为CIFF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为此,移动主场地、走向更远的城市周边去寻找生存空间,成为一个新的选择。

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在2009年10月开幕,地点是南京溧水的南京视觉艺术学院,CIFF的策展人之一沈晓平当时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加上学院高层的支持,给予了影展许多支持与便利。开幕影片是娄烨的《春风沉醉的夜晚》,这部以南京为拍摄地的影片是娄烨在禁拍期的一部难得的作品,在戛纳电影节获奖后,将中国首映交给了CIFF6。

一部分入选的作品(主要是纪录片)因为多少涉及敏感因素,而未能被写入排片表,而是做了午夜场的内部放映,这也就是后被戏称为“秘密单元”的来由,其实,这些作品也都是光明正大地录入了影展图册,即便某些时候某些页面稍有删节或留白。

午夜场放映的同时,CIFF6的场刊部借用了学院一间动画教研室,开始了夜班工作。沈晓平接任了每日场刊的主编工作,一支CIFF史上最强的采编设计队伍开始运作——胡颖、孙浩然、吴小初、娄晓媛、王科等,通宵达旦地工作后,还要把排版好的文件网传给在市区印刷厂蹲守的美编,在次日中午再驱车一个多小时将刊物成品送至溧水小镇。影展主场遥远而且交通不便,但全国各地的来宾并未因为影展移至郊县而减少,自驾者固然有,搭乘各种公交工具辗转而至的更多,甚至还出现了帐篷背包客。

此外,尚东当代艺术中心作为影展的一块飞地,继续存在于南京东郊仙林,张元、吕新雨、杨福东等终审评委继续扎驻于此间,日夜兼程地观片、评议,CIFF的前评委娄烨此次以参展作者的身份夺取了大奖,评委间较真的争执使得应亮和张涧赤并列分享了评委会奖,来自香港的长发青年导演郭臻意外地夺走了学生短片单元的最佳——这是CIFF的最后一个学生奖,为了有别于当时层出不穷的各种名目的学生DV大赛,之后CIFF取消了以学生身份设置的竞赛单元。

为期六天的CIFF6在南视艺、南艺等五个放映空间举行了58场放映活动。CIFF一直缺少一个能满足基本视听的放映空间,即便与各高校的合作,也大都借用其讲堂、多功能厅、阶梯教室等替代空间,观影条件相对比较差,虽然大多数观众可以谅解,但还是受到了一些外界的议论,因当时现象工作室一篇对比南京与北京独立影展的文章而引起非议,事后在现象网上掀起了不少争执评说。

影展的最后两天将主场迁回了主城区的南艺,场刊编辑部也重回半坡村,在这届影展结束后不久,半坡村咖啡馆就被转让了,也由此终结了其南京独立文艺聚集地的属性,CIFF6在此间留下的最后喧哗也意味着2000年代的结束。

在进入2010年代的时候,CIFF也进入了第七届,“七年之痒”之类的词语也成为一个内部机制调整理由的戏称。从这一届开始,张献民与曹恺议定彼此不再担任策展人工作,而改为邀请其他专业人士轮流任职,这是希望把CIFF打造成一个更为公正、透明的学术平台而做出的努力。新一届的策展队伍由董冰峰、杜庆春和卫西谛三人组成,“带有某种历史回转的暗示”,这三人都是早年实践社的“首届中国独立映像节”的主要策划人和组织者,而此刻他们三人的身份分别是当代艺术策展人、电影学者、独立影评人,他们的加入使得CIFF在学术的建设性上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新的策展组将CIFF7的整体结构进行了调整,分为“放映”、“展览”和“论坛”三个板块。“放映”板块的“10部竞赛电影”、“十佳纪录片”和新加入的“瑞士电影”;“展览”板块下安排了两个展览,其一是李振华策展的“热的·张元”个展,其二是董冰峰策展的由八位(组)影像艺术家参展的“录像艺术新作展”;学术论坛的规模得到了扩展,设置了两个论坛——周凯主持的国际青年电影高峰论坛、杜庆春主持的学术论坛。

2010年代的到来,似乎开始了一个对未来展望的新时期。杜庆春主要负责学术论坛,他为论坛定下了一个未来感十足的议题——“下一个十年的中国影像和中国想象”,“希望可以释放出更多有创见的思考来”。此外,由周凯主持的青年国际电影高峰论坛成为CIFF的一个重要项目,由于他的介入,也使得CIFF开始了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三年合作,影展主场地也因此迁移到了位于鼓楼的南大费彝民楼。

CIFF7于2010年10月在南京大学开幕,为期5天,在4个放映空间举行了52场放映活动,与前几届相比,放映场次有所减少,这主要是去除了学生短片单元,将展映单元也做了相应缩减,实验片单元改为场地展览。这样的目的是基于CIFF现在的自身能力和状况,以便在有限能力范围内更从容地组织影展,在内在的质量上有所提升。

选片组人选做了一些更迭,蔡萌、彭姍、王笠人、卫西谛、王小鲁组成一个CIFF新的选片班子,并且第一次离开南京,在北京的影弟工作室完成了选片工作。而韩东、崔子恩、宁岱、胡昉的评委阵容组合显得文学性十足,自始至终未能抵达参加评审的评委是吕乐,他的缺席,评委依旧扎驻在南京尚东艺术会所,与以往不同的是因为“录像艺术新作邀请展”在尚东艺术空间展览,使得这里变得热闹了许多。

南大的影展放映主场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视听要求,这里是古老的金陵大学旧址,浓郁的人文气息也给影展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位于南大附近的“雕刻时光”是具有电影文艺传统的老牌咖啡馆,早年在北京黄亭子就与独立电影有过不浅的缘分,此次再度与CIFF结缘,成为每晚电影沙龙和酒会的驻所。

CIFF7已经展现了一个中国民间独立电影节在学术性之外的更多的电影嘉年华的属性。开幕式上参展导演李凝带来了他的肢体艺术表演团队,以颇具先锋色彩的跨媒体方式展现了身体与影像结合的魅力;在南视觉美术馆举办的“热的·张元”是张元的个人多媒体展,展现了一个第六代导演在电影之外更多的创作方向;其余如国际青年电影论坛、瑞士电影单元等都极大程度上丰富了CIFF的构成。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赞助资金的保证,除了南视觉美术馆提供的基本保障外,这届影展因为进入了本地文化博览会的目录,因而得到了一些来自官方的实质性支持。而最主要的的,是张献民入主北京新成立的“天画画天”电影公司后,以独立电影生产为主要方向,成立了“画天独立电影基金”,除了扶持新晋导演,也将支持独立影展——CIFF成为了其首选,这使得CIFF未来三年在运营资金上得到了一个坚实的后盾。

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于2011年10月在南京大学开幕,为期6天,在6个放映空间同时展开,是CIFF历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代表着民间电影节历史上的一个巅峰。

新一届影展由沈晓平和王小鲁联袂担当策展人,杨城出任助理策展人;栗宪庭、吴文光、孙甘露、章明和司徒安组成了一个黄金配置的跨界评委会阵容。此时,经过数年经营,CIFF的工作团队已经十分强大,从组委会秘书长钱婷婷以降,各个部门分门别类、岗位齐全,志愿者更是蜂拥而至,无论工作效率还是工作成效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状态。

“独立电影的历史需要自我的书写”,为体现这种积极营造的努力,CIFF8特别设立了独立电影十年贡献奖,这个奖是针对为独立电影工作者而设立的。经过内部的反复讨论,这个奖项授予了一向卓尔不群的王兵导演。另外一个奖项是授予独立纪录片当中的拍摄客体,称之为“年度真实人物(原型)奖”,结果是被颁给了徐童纪录片里的主人翁唐小雁,虽然学界对这个奖项的设立抱有一些争议,但是就主办方而言,本意是希望它能深化纪录片的本体研究。

CIFF8新增了一个单元,专门面向有“龙标”(公映许可证)片头的青年艺术电影。这个单元是与广州“先锋光芒”合作的,特邀了其主持曾彦斌作为CIFF的策展人,由她选择了一批具有独立形态的“龙标”电影,与南京大学对面的卢米埃影城进行联合放映。这个单元作为 CIFF8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独立影展的空间向校园之外进行延伸,期许着带来一些新的格局变化。

国际青年电影高峰论坛继续由周凯主持,这是CIFF与有关主管部门合作的一条有效通道,绕开一些非电影属性的其他性质,单就电影本体作为出发点,得到一些更为广泛的认可,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策略。同时,基于CIFF关注实验影像、和当代艺术领域密切互动的传统,CIFF8邀请年轻的实验电影人炭叹策划了“实验短片邀请展”,并由她主持了实验影像研讨会。

真正引起独立电影圈内轩然大波的是CIFF8纪录片论坛,策划及主持人王小鲁认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理论研究处于一种断裂状态,或者说空白状态”,所以他期待在论坛上的讨论使大家认识到独立纪录片的理论价值,为此确定的论坛主题为“中国纪录片之路——政治、伦理与方法”。王小鲁邀请了数位学者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发言,相对全面地涉及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各个方面,主要发言人是吕新雨、郭力昕、郭熙志,以及特邀的CIFF8评委司徒安(Angela Zito)。

但是,学者关注的纪录片伦理研究方向,并未得到纪录片工作者的认可,相反引起许多质疑,对于纪录片工作的方法研究,彼此之间观点的差异性更大,而这一观念矛盾在论坛次日被公开化——在CIFF8闭幕之日,主放映场南大费彝民楼演播厅门外,部分纪录片作者及影展参与者张贴了一份小字报,标题为“萨满·动物”——这就是之后所谓的“南京宣言”。在宣言发表的当晚,参加CIFF8闭幕酒会的导演、嘉宾在“雕刻时光”咖啡馆再度聚集讨论,沈晓平和王小鲁一起主持了这次对话会,积极地正面回应宣言的签署者,并再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学术讨论。

“萨满·动物”南京宣言是中国独立电影史中的重要事件,作为一个导火索燃爆了独立纪录片界、乃至整个独立电影领域,造成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从现场延续到网络的大讨论。一部分纪录片工作者深切地感受到了纪录片理论研究的薄弱,决定身体力行地投入其中,这也是后来民刊《电影作者》创刊的缘由之一。

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原计划于2012年11月在南京举办,将在三座电影院的7个标准放映厅进行,并同时举办超规模的EXIN亚洲实验影像论坛。其中有为期7天、多达126场的放映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场次有导演到场做映后交流;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包括EXiN实验影像论坛和CIFF纪录片论坛;而且出版物也史无前例地达到四本之多。

这一计划的设定,是建立在CIFF8的成功举办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在以往几届活动所得到的主管部门的支持,使得影展组织者有理由相信,只要小心谨慎地行事,规避一些众所周知的风险,应该可以达成上述计划。

但基于独立电影在中国生存环境正在逐步恶化的社会现实,该届影展主席曹恺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是把当届重点定位于纯艺术色彩更重的实验电影,设置了一个和CIFF的平行项目——EXiN亚洲实验电影与录像艺术论坛;二是把龙标单元比例加重,把一些具有独立电影气质和内涵的龙标电影推出来,作为CIFF对外的说法。

但是,这一切在2012年10月以后出现了急剧变化,大气候突然急转直下,国内有些独立电影活动被中止举办,有些综合文艺活动中的独立影像单元被临时删除,有些当代艺术活动因设置独立纪录片项目而被整体停止。而CIFF似乎也无法躲过这次厄运,在10月下旬,影展组委会忽然接到有关通知,要求即刻停止筹办影展,并且收回了之前发出的批文。为此,曹恺和影展另一位组织者一起求见了上面有关具体负责人,进行了申诉和解释,但这些努力是徒劳的。

很快,作为协办机构的各家影院接到了通知——不得与CIFF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甚至包括CIFF影展框架内的龙标单元在内。这样,原计划中的七块放映厅场地全部不复存在了。

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CIFF还希望退一步能保全影展——退回到大学校园内。为此CIFF立刻调整了计划,联络了几所有以往的合作高校,做出了一个新影展方案。但是,这一计划也很快被宣告破产,有关院校在随后接到有关通知后,告知CIFF原定场地因故无法提供,并退出了影展协办。

即便到了这一刻,曹恺、沈晓平、钱婷婷等还是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在紧急磋商后,决定将影展收缩为一个内部活动——至少可以满足各地来宾的观影和交流。曹恺紧急联络了另一所私营艺术空间,这所艺术空间是前几届CIFF评委的驻地和分会场,十分熟悉和了解CIFF。但是,追查的电话又很快接踵而来,使得这一个最后的危机计划也无法实施了,几乎所有的退路已经全部被堵死。

最后,在原定开幕式前的48小时,曹恺在办公室里宣布中止CIFF9的举办,为避免事态失控,决定暂时用“活动延期”为由,以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一一通知正准备来宁的参展导演和嘉宾们。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延期,其实就是遥遥无期了。

作为活动的影展被中止了,但是评审工作依旧在进行中。终评委主席谢飞老先生,在得到影展被停后的消息,依旧以七十岁的高龄飞赴南京,和其余四位终评委——李振华、张律、毕飞宇、欧宁一起工作了四天,完成了CIFF9各个奖项的评审。

一个月后,在秘密状态下,由策展人王小鲁安排,CIFF9在北京“猜火车”电影酒吧举办了小规模的颁奖仪式。EXIN策展人张海涛联络了元典美术馆,将未能实施的活动做了一次场地展映,虽然因为仓促安排而导致效果差强人意,但在危难之际已经实属难能可贵。这些都成为CIFF9在北京的余声。

按照葛亚平与曹恺的原本的旧计划,CIFF十周年将是一次独立电影嘉年华式的大庆典,将邀请所有以往的获奖导演和历届评委一起来到南京,一起度过难忘的一周。但事实上,在遭受了2012年的全面重创后,当来年的CIFF10的启动周期即将来临时,CIFF在南京几乎几近无容身之地。

数年前《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访问曹恺时,记者戴章伦提出了一个问题——CIFF一直都以南京为根据地,将来它有否可能会“漂移”呢?

曹恺当时的回答是——“我不排除这种可能,虽然CIFF的中文名是“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电影节。如果按照独立电影节模式来操作的话就要有一个地域标记,比如戛纳也好,首尔也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必须有“南京”作为一个地域定语。“

事实上,CIFF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离开过南京,一些圈内人士也习惯地称之为“南京独立影展”,但是,在它举办十周年之际,却不得不思量着离开南京,到外埠去寻找一席容身之地了。

因为受到某种压力,在CIFF9流产之后,CIFF的主办方南视觉美术馆被迫放弃了继续冠名,葛亚平在将影展托付给曹恺之际,表达了深深的无力之感,为此,曹恺也曾致函张献民,就CIFF是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一命题进行了讨论。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开始积极寻找让影展走出南京,在外地举办的可能性。

在这样困难的时候,CIFF得到了厦门MT影视空间和大连蛋生艺术空间的支持,前者接纳了影展的实验片十佳单元、短片展映单元与龙标剧情片单元,并且举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浅表层考古”实验影像论坛;后者接纳了影展的纪录片十佳单元,也在回声书店举办了一个纪录片研讨会。

为此,曹恺和沈朝方、胡颖、水怪、王飞等组织了一支CIFF工作团队,与厦门MT青年电影季的团队一起合作,在厦门集美MT的放映空间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活动。张献民先期负责接洽了大连的活动,之后,沈晓平与选片人赵珣赶赴大连现场,与高文东等CIFF在当地的代表一起主持了大连的影展活动。

从2013年10月至11月分别落地厦门和大连,是CIFF第一次在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主体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拓展了CIFF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传递了CIFF的独立电影理念,让更多的人群了解电影之外的电影。当然,这也离不开像曾云辉、韩琳琳这样的有识之士,在危难之际给予的实则性帮助,这些其实还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才能发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曹恺和沈晓平也再度联系了新建成的南艺美术馆,商议合作事宜。新落成的南艺美术馆是为百年校庆而建的,馆长李小山观念独立、思想开明,在他的支持下,南艺美术馆成为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新的主办方。

在12月来临之际,CIFF10在南艺美术馆组织了剧情长片单元的放映,并邀请了六位评委完成了评审工作。在更多青年创作者投入微电影创作的潮流背景下,CIFF新增设了“短片竞赛单元”,所以新一届的评委阵容采用了3+3的模式,三位长片评委是欧阳江河、杨荔娜、张培力,三位短片评委是曹斐、曹寇、赵晔,而评委会主席却是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人选——曹恺在网路上邂逅了客居大洋彼岸的周传基老先生,邀请他为CIFF十周年写句话,热情的周老不但题写了赠句,而且还提供了一批他著作的赠书送给参展作者,德高望重的周传基也成为了CIFF史上唯一一位评委会名誉主席。

事实上,因为有限的条件和各种仓促的因对,依旧有五分之二的入选作品没有能公开展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说在厦门的开幕式多少还有一点勉强的话,那么,至少CIFF10在南京完成了一个颇具亮点的闭幕式和颁奖典礼。

在这一届艰难举办的过程中,除了曹恺、沈晓平、张献民这些资深的组织者依旧在岗,一个全新的年轻的CIFF策展工作团队开始逐步建立了起来,其中包括杨城、王飞、郑闻、水怪、胡颖、孙浩然等,新一代的策展团队开始逐步接手CIFF的具体工作。

十一

在CIFF10之后,一些几乎胎死腹中的旧计划,也意外地出现了转机。为了庆祝中国独立影像展十周年,并且在海外对中国独立电影进行更多有效的推广,CIFF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合作,决定在纽卡斯尔举办一次海外的CIFF十周年庆典活动,

活动的策划者是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博士生吴丹,她也是一位独立电影的研究者,在CIFF9停摆之际,她恰好是一位现场的见证者。在她的热心接洽和周旋下,2014年5月,CIFF代表曹恺和张献民以及导演冯艳、万马才旦赶赴英国参加了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影片放映、导演交流、CIFF十周年文献展、电影节工作坊等。除了在纽卡斯尔的主会场,也在诺丁汉设立了一个活动分会场。

研究华语电影的海外学者余琼是这次庆典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人,她邀请了一些英国的华语电影研究专家,如Chris Berry、Luke Robinson、Tony Ryans等一起参与了工作坊的交流探讨。此外,CIFF还参与在伦敦国王学院举办的伦敦中国视像艺术节,为其提供了一套CIFF动画短片集锦,视像艺术节策展人谢晶晶主持了两场与CIFF有关的讲座。

为配合在英国的十周年庆典活动,在曹恺的主持下,CIFF编辑出版一本题为《独影志》的十周年纪念图册,浓缩了十年来影展的各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参与编辑的有孙浩然、胡颖、王一舒、吴丹等,设计团队包括顾雅珏、林邮清等。这其实是原计划出版的十周年大画册的一个微缩版,是CIFF十年文献的一个初步整理。

十二

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是2003年初创时曹恺与张亚璇议定的名称,也得到了葛亚平的认可。在第十一届影展筹备期间,新晋策展人杨城提议删减掉名称中的“年度”二字,经过内部的讨论后,决定采纳了这一建议,更名为“中国独立影像展”,但英文名称和英文缩写不变,依旧以CIFF指代之。

在度过了2012年重创、2013年复活的艰难转折之后,CIFF在2014年似乎迎来了一个中兴的时段。除了上半年在英国举办的十周年庆典活动,中断了一年多时的“CIFF青年电影双周”活动又开始在南京先锋书店恢复,并由此吸纳了一批新的志愿者如刘磊、马睿、吴叶、温梦晨等;王飞和孙浩然与南京其他文化机构合作,举办了第三期青年电影讲习班。在张培力先生的支持下,与上海OCAT当代艺术空间合作,CIFF也举办了一系列获奖影片展映和讲座。

厦门MT青年电影季也继续与CIFF合作,接纳了实验电影两个单元的展映,曹恺与曾云辉一起再度主持了题为“重构序列”的实验影像论坛,两岸重要的实验影像创作者和学者到会发言,颇具规模。

南艺美术馆继续作为CIFF的主办方承担了主场的责任,在美术馆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开幕式,各地嘉宾纷纷赴会。到闭幕酒会觥筹交错之际,一时间尽然恍惚回到了黄金时代。

一个以80后为主体的青年策展团队基本上接替了第一代核心,杨城总体负责选片和学术把关、影展构架,王飞负责日常运作、展务统筹,郑闻负责实验影像部分、以及场地协调,陈平负责终评委评审和学术讲座、研讨会,孙浩然负责图册主编和映后交流。

评委阵容采用了5+3的模式,即五位长片评委:林旭东(主席)、曹恺、唐晓白、谢枫(Shelly KRAICER)、张真;三位短片评委高文东、舒浩伦、中山大树。与上一届相比又有了变化。与短片创作逐渐进入井喷期相反,剧情长片的评奖选择显得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情境下,CIFF剧情片竞赛单元是否要对龙标开放,逐渐成为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

CIFF11一个重要变化来自奖杯的重铸。当初在CIFF4期间仓促间制作铁拳头奖杯粗砺、狂野、张力十足,但本身体积对于一个奖杯来说稍过于大,且因为条件有限,材质是使用的仿金属制品,难以做到永久的保存。因此,曹恺邀请了青年设计师李岩重新制作了铜质的铁拳头造型,另一位设计师沈刚完成了奖杯底座设计,使新的奖杯整体显得更为坚定、沉着、凝聚力更强。

十三

第十一届中国独立影像展的顺利举办,展现了一种可以重新进入黄金时代的假象,事实证明,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时代大气候不可捉摸的变故,将在随后降临到一切异端的穹顶。

2015年9月,作为CIFF第一责任人的曹恺意外地接到南艺美术馆负责人的通知,委婉地表达了无法继续作为CIFF的主办方介入即将启动的新一届影展,这一突然变故也使得CIFF再次进入了进退失据的境地。之前,无论是南视觉美术馆还是南艺美术馆作为CIFF的主办机构,都尚可以维系一个十分勉强而脆弱的合法性,而一旦失去机构屏障,CIFF就此将彻底成为一个无所依托的自我组织,其存在的外部形态也仅仅是几个对外发声的网络自媒体,除此之外,已经是一无所有。

但是,这时新一届的CIFF征片通告早已经发出,9月正是最后的截稿期限,各地投送的作品纷至沓来,原定于国庆假期间的选片计划亦无法更改,如何将CIFF12继续进行下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基于在南京临时寻找合作机构的选择面受到局限,因此决定把方向再度转向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因为一些之前的铺垫,CIFF在短时间内接洽了沪宁线沿途的几个主要城市,试图以一个苏南多地联合展映的模式来尝试一种新的可能。为此,在国庆假期,与无锡国家数字电影基地内的那美艺术机构合作,王飞筹划了第四期CIFF青年电影讲习班,以先行尝试这种近距离“漂移”的把握性,同时,CIFF12的选片也被安排在此间同时进行。至此,CIFF12的落地似乎又出现了某种转机,苏南多地联动的展映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之中,前景看到了一片隐约的光明。

但是,事态很快急转直下,在一个CIFF原计划的某个特定时刻,各个还在洽谈合作之中的场所都遭遇了不可抗力的打击,或遭到训诫、或被迫停业。同时,CIFF的第一责任人也被再度约谈,遭受到空前压力。按照从有关方面隐约获得的信息,此次CIFF遭遇的厄运来自某一两位独立电影象征性人物在海外媒体发表的被访文字,其中对南京独立影展的正面推介触动了某些部门的神经,其结果就是此次突如其来的联合行动。至此,CIFF12被正式逐出了其诞生的血地,开始了之后向北的漂移。

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CIFF依旧没有放弃让影展变为现实的冀望。一方面,策展人郑闻在策划另一个国际实验影像活动时,将原本的CIFF12实验影像竞赛单元纳入其中,从展映、评审到颁奖仪式,给予了完整的呈现;另一方面,策展人陈平争取到了部分赞助资源,在南京某处会所完成了终评委的评审工作——需要提及的是,CIFF12的评委阵容是其历史上最庞大的,因为内地其他独立影展先后的关停,使得众多独立影像作品的展示平台受到挤压,为此,CIFF组委会决定扩大评奖面,增加了纪录片单元和实验片单元的奖项,使得总的获奖数量增加到9个。为了保证纪录片和实验片两个方向的专业性,特别组成了两个学术委员会,邀请了业界的顶尖专业人士出任学术委员,而从中产生纪录与实验两个竞赛单元的三人评委会。这样以往5+3的评委格局也增容到5+3+3+3一共14位评委的阵容,王兵担任了这届评委人数众多的评委会主席。

与此同时,策展人杨城和水怪筹划了CIFF三个主要竞赛单元节目在北京的放映——真正的地下放映,将节目排片表打碎,安排在多个不同的替代空间里以各种名目实施,各地导演来宾在志愿者引导下分赴各个放映场地进行映后交流。以往那种集会性的电影节模式已经彻底化整为零,成为游击队式的散点活动。

CIFF12并没有能有一个开幕式,但是在众多年轻人的努力下,还是在北京798某处举办了一个完整的颁奖仪式暨闭幕酒会,众多的来宾见证了CIFF一个光鲜而荣耀的时刻,这也是多难的CIFF12得到的一个颇为难得的结果。在北京的所有活动都得到了黑鳍影业的资助,黑鳍的创办人王子剑也因此加入了CIFF的工作团队,并成为策展人之一。

十四

CIFF12几度频临覆没而又几度挣扎着浮出水面,似乎已经耗尽了全部力量。从2016年开始,一向活跃的CIFF自媒体基本上陷入了沉寂,除了维持一个尚属正常的征片选片通告的时间轴外,各种日常性的活动和运作基本上处在停摆的状态。

造成这样的局面,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十三届中国独立影像展未能如期在2016年举办,这里面同样充斥着各种主客观因素。就客观因素而言,这是CIFF被逐出南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后的的必然反映。离开南京后,CIFF失去了机构支持,彻底成为一个仅仅存在于网络自媒体上的自我组织。因为政治社会环境的制约,CIFF无法得到任何法理上的依托——哪怕是类似于南艺美术馆这种象征性的依托,而彻底成为一个没有工作基地、没有活动场地、没有资金来源的务虚单位。其中,尤其是资金募集的逐步枯竭,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来自主观的因素亦不可忽略,最重要的原因是CIFF自2012年以来长期依赖的人力资源出现了问题:一方面,自2015年CIFF被迫离开南京后,未能补强以青年人为主的人力资源,而是继续依赖一个相对固定的小工作群,发展新鲜力量停滞,失去了以往的工作活力。另一方面,这一工作团队的长期透支(自身资源和人脉资源),也到达了一个极限点上,加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自身精力分配的局限性,使影展走到了一个几乎频临崩溃的境地。

在这样主客观双重危机的情境下,第十三届中国独立影像展被迫延期到了2017年元月才得以举办。为了挽救危机,几乎所有的组委会成员都贡献了自己的私人资源,加上挪用内部其他项目的最后一笔公款,勉强托住了摇摇欲坠的影展。至此,CIFF完全进入了颗粒无存、弹尽粮绝的境地。

值得欣慰的是CIFF13依旧保持了极高的征片能力,作品的公开征集创造了高新,尤其是短片和实验影片,水准质量极高,一批海外学子的作品更是显现了不一样的美学语境。而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CIFF依旧维持了一个高水准的评委会,资深先锋评论家朱大可出任了评委会主席。CIFF13的评委的阵容是5+3+3,相比起上一届过于庞大的评委会,已经将剧情长片与短片两个竞赛单元的责任都交给了五位评委,三位纪录片评委与三位实验片评委的构架也保持了足够的专业性。

CIFF13基本上是以一种秘密状态在北京举办的,在模式上沿用了CIFF12的游击行为,把一个完整的电影节拆分为多个小放映活动,分散在多个场地进行。没有通告、没有完整的排片表、没有统一的媒体宣传。因为无法做到充分宣传,每场观众人数也很有限,能抵达现场基本上都算得上是独立电影的铁杆观众,就放映规模而言,与一些民间放映联盟的活动基本相当。只有在影展的最后一日,在京城某偏远地区的艺术空间举办的颁奖仪式上,当大屏幕打出CIFF的大字,排出一溜高擎的铁拳奖杯时,大家终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CIFF作为一个民间电影节的存在。

时间进入了2017年,艰难跋涉了十四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展似乎也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对一个背负着文化使命感的民间电影节而言,在现实层面上,其实已经处在一个一无所有、几无可为的境地。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境下,如何面对现实,如何走出困境,如何继续CIFF的进程,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继续维持一个地下活动模式,当然可以依照这种既往的操作惯性勉力而为;而壮士断腕,留住一口气、保住一线血脉,以全新的模式继续、以更为有效的方式更替之,亦可为一种匪夷所思的选择。当年,CIFF历史地选择了南京,如今,历史又会给出CIFF一个怎样的抉择?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独立影像展的铁拳从高举起的那一刻,就从未想过要松开这只握紧的拳头。肉身可焚,内心不改,在时代的黑暗背景下,我们唯一的力量,就是将铁拳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