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Interview with Pan Jianlin

 

Lao Zhu’s Notes

四五月份的时候因为现象网一个关于汶川5.12大地震的专题,我想起了、十年没联系过的潘剑林。潘剑林曾经在地震发生后很快就去汶川拍摄,很快完成了一个叫做《谁杀死我们的孩子》纪录片。这是当年最早完成的关于地震的影片之一。我在同年的第三届北京独立影展上放映了这个影片。影片直接对导致当年四川地震的众多学生死亡的原因发出了追问,很有批判的意识。为了避免刺激当局,老潘让我在影展上把片名修改《孩子孩子》。最开始老潘对在中国放映这个影片还是有疑虑的,我还跟他谈了许多,最后他同意了。

大概是因为主题的敏感,这个纪录片在中国被放映的很少,即使是谈及的也不多。潘剑林的其他影片的经历也类似。他在2010年之前拍摄过好几个影片,不少都在重要的电影节上放映或者参加竞赛,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洛迦诺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反而在中国的独立影展或者放映活动很少有他的影片露面。以前他也跟我提过他为了拍片把在北京昌平的房子卖了的事。他说的这个房子我还去他那几次。他经常会谈一些耸人听闻的经历,我常有一种少见多怪的惊奇。

老潘谈到的最有意思的经历,是跟当年在中国流传的一批欧美经典电影的关系。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从一个卖打口音乐的人那买到几百张包括伯格曼、基士洛夫斯基等导演的复制VCD的时候的惊喜。我一直好奇这一批电影是如何传到中国的。那时我还整理了一个名单,以这批影片为基础,加上当时的地下电影和纪录片,我把这个名单一直更新持续了好些年。认识老潘之后,他说起这批电影是他通过特殊渠道从台湾买回来的。我大为惊讶,对他另眼相看。老潘很有江湖气,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搞定这么多的环节买到这批影片。他也曾经说过跟以前的北京电影学院的社团实践社的关系和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这次重新联系老潘,背后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当我跟他说起5.12地震电影专题时,他的反应是对我比较有质疑,大概怀疑我是西方敌对势力阵营来的,想找点机会抹黑中国的党和政府。他教育我要更多正面的看待中国的事情,当然他还没有否定自己的作品,虽然他可能调整了部分看法。我能感觉他的想法的变化。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不变的只有变”嘛。

老潘再次找我谈起一些事情,大概跟他看到某篇文章有关。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个文章的链接,是王小鲁写的关于实践社的一篇文章。可能是2010年左右的旧文,但是作者或者其他微信电影媒体编辑后以“电影民主化的开始”的标题重新发布。文章比较简单的提起了老潘,都是在很配角的角色,比如说起实践社“遇到一个叫潘剑林的人,他有一套从台湾搞来的艺术电影”,以及实践社从老潘那里“高价买来了两百部电影”之类。对于老潘的介绍是“甘肃临洮人,学经济法的,后来搞过运输和房地产”,并没有介绍到老潘在电影方面的相关经历。老潘对这样的介绍有些不满,大概因为这些描述听起来老潘在电影这个江湖里是投机商人。至于老潘跟电影的关系在里面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关联。据老潘描述,他看到文章后对小鲁表示了不满,小鲁表示文章再发表时将会把“高价”两字删除。

大概因为这几次的关系,最后老潘就同意我最早说谈谈他的电影经历。也算留一个资料,以供以后有考据癖的人考据使用。这就是这个文章和采访的由来。我有些不太喜欢“采访”这个词,究其本质我做的还是一个聊天记录吧。郑重其事的采访我一向是很不屑做的,感觉水分太多,常有为了外宣而装腔作势的成分。聊天,固然不一定聊得合适,好歹是真实性情的体现,即使其中也不一定都是百分百的真实,但是读者或者观众都还是可以自己去辨识的。

内容方面,我相信总是争议难免,但这不是我关心的目的。我感谢潘剑林先生的信任和慷慨而跟我畅谈,他强调不要让人误解他的本意,包括误解他对体制的信心,我当然也尽量予尊重,并希望字里行间努力贴近他的表达,不做歪曲。

余琼跟我谈起一些电影和人的事。我就随手发了这个聊天的录音整理给她。她认为挺有意思,建议我在她们资料馆的网站上做一个专栏发表类似的文字。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反对的理由,就请我的同事们帮我整理,我简单校对,并加一个小说明。因为需给这个所谓的“专栏”起了一个名字,我想就叫“废话”。我本一废人,故言之为废,而也因人而废,并无任何贬低我的谈话对象的意思。废话是我的,而他人的依然是沧海遗珠,这点希望明辨。


2020年6月29日

被采访者:潘剑林

采访者:朱日坤

朱:我们先把那批录像带的历史聊一下,然后谈你拍电影什么的。这是挺重要的一段历史。你当年那一批录像带是怎么样来的?你为什么会去买那一批影片?以及后面是怎么使用的?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你开始拍片。

潘:说来这话就长了。

朱:慢慢聊不着急。

潘: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有时候就不知道说啥了。

朱:没事,比如说你当时的这批片子,是哪一年开始买的?怎么买的?为什么会想到买这批片子?

潘:这批片子具体的年代忘了,应该是在1999年、2000年左右。就像小鲁写的那样,我原来在北京是想搞个影视文化公司,想着搞个电视剧的栏目,拍电视剧挣钱的。后来无意中认识了我那个算命的朋友。到他家里以后,他家里边的架子上摆着很多录像带。那时候已经有VCD,DVD好像还很少。我说现在都看VCD了,怎么还有录像带?我都没见过那东西。他说你错了,好东西都在录像带上的。他就给我介绍了几盘录像带。这个算命的哥们是一个深度的电影迷。他比我懂得多。他那时候就知道伯格曼等等很多大师。我根本就还不知道谁是伯格曼,谁是费里尼,还包括安哲罗普洛斯。他第一批给我的片子里边就有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贾樟柯的《小武》,还有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

这也可能就是人生的命运。这三部片子一下就把我打动了。像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那么简单,就是记录生活的纪录片方式嘛。《小武》也是那么真实那么自然。生活中的这些东西彻底打动我的心了。我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电影。《雾中风景》也是很艺术化的一部电影,很多普通的观众是接受不了的,但是每一个镜头,每一段音乐,电影里边的意境,就把我吸引住了。

我就开始疯狂找他借电影。他也给我推荐类似的片子,我一直看。我说电影这么简单,我有这么多生活的经历和感受,我也可以拍电影。从那一刻开始就自己想拍电影,但是我没有一点专业的知识。

他那还有一两盘录像带,是台湾的一个文化公司可能叫三映传播发行的。里边有中文字幕,繁体的。他告诉我台湾有这种片子带字幕的,但是他也搞不到。

我就想办法,这个台湾的东西怎么能搞到手。通过什么朋友我也忘了,最后找了他一个国家安全局的朋友。听说是个安全局的同学,他有一个在全世界购买资料的任务,包括买这些电影,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这哥们就找他帮忙,说能不能帮我从台湾搞点带子。他问你需要什么?我说只要三映传播有的全部买给我就行,帮我买过来。因为这种文化公司品位挺高的,他们的片子里面没有差片子,我也没给列名单。后来这哥们人家通过什么渠道我就不知道,过了一两个月成箱成箱一批批地我弄过来几百盘录像带。我就高兴疯了!我算命的朋友一看,哇,太牛逼了,他都没见过。

从这批片子里边就接触到了好多大师。费里尼的就几十部片子,法斯宾德的、安哲罗普洛斯的、艾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等等,还有侯麦的,还有南美的很多没见过的片子,具体数字我也忘了,应该是有四五百部。但是录像带的时长好像一个小时,最多一盘录像带的时长最多是两个小时,好多片子都超过两个小时了,超过两个小时的话,就分成上下集,人家也不是按照一部片子卖的,是按照两部片子价钱卖给我。

大概花了十来万块钱吧。我记得一盘录像带应该是人民币 200多。然后还有给人家的感谢费用,还是就给台湾三映传播的钱。就这样得到这部分片子的。这部分片子在北京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全中国可能都是绝无仅有的。后来认识实践社的杨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认识他的,他知道我有这些东西以后特别兴奋,他们正好在搞实践社想要放映些影片。他问我能不能提供片子。我说没问题,他们在电影学院旁边的黄亭子酒吧不是搞放映活动么。当时除了放杨荔娜吴文光这些人的片子之外,大部分时候放的艺术电影的都是我这里的。每次我开车给他们送过去,放完了又拿回来,包括他们当时有什么活动,我请他们吃饭等小小的赞助,都是义务的。

后来杨子把我的录像带一次就借几十盘的。他说他回去看。我也没防范,算好朋友嘛就借给他了。有一次好长时间了他们不给我还录像带,我去找他去了。我到他们租的一个房子,进去一看,放着几台录像机,他们在复制这个带子,给我气坏了。我说你不是借着看的吗,你这复制干什么?一看就明白了,他们在倒卖,复制完了以后刻成光碟。那时候还是VCD,刻成VCD以后卖。

然后就吵起来了,他们也觉得也挺丢人的,也不想让我说出去。当时好像他们说想把这些带子买下来。我也不想卖。最后他说帮我复制一套。我家里也有录像机,我自己也可以复制,复制完了以后把原版卖给他们。我一想反正这个东西他们已经复制了好多了,这还不如让他们流传出去算了,我收个成本就算了。他们当时也没给我钱,他们介绍给北大图书馆,最后那里收藏了这批带子。北大图书馆按照我的原价一盘带子200块钱收藏了。后来我留了一套复制的带子。他们达成目的的、把带子全部复制完了以后,刻成碟以后卖赚了多少钱、发行了多少量我也不知道也没问过。我其实不想跟那些人打交道的。

朱:你当时怎么这么有钱?

潘:我90年代在北京开一个小公司,最后把公司卖掉赚了点钱。赚了钱以后就不想再做生意了,就想搞文化,就注册了个文化公司。那会也不懂什么叫文化,就想着跟朋友撺掇着说是搞栏目、冠名、搞电视剧来赚钱。

朱: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做算命先生的那个朋友;后来他是不是在你哪个片子里面还出现过?

潘:《夜未央》里边演算命的就是他,叫宝通。他现在在中国的易经界还是算命界还挺有名的。他是真正带我进入电影、认识电影的启蒙人。中国影史上这个人也是必须要提的一笔。

朱:我之前听你提过好几次他名字。

潘:真正的名字不重要了,反正他的法号就是宝通。然后那时候就成天黑夜地看,每天在家就陶醉在艺术电影的氛围里边出不来。因为受《小武》的影响,受《樱桃的滋味》的影响,我就觉得我也能拍电影。因为我这个是人生的经历,从小到大都不太平凡,童年也受了很多苦,生活也比较丰富,所以感触比较多,感情也比较丰富,所以觉得有想表达的东西。

这样就想拍电影,然后第一次拍电影就是个笑话。我设计了一个短片,那时候拍电影的概念,脑子里没有什么DV什么录像,就认为只有胶片才可以拍电影,完了直接就拍了。

我设计了一个叫《鳗鱼》的短片,因为我在家里杀一条鳗鱼的时候感觉特别残忍。鳗鱼的生命力太顽强了,不给它水,放在池子里好长时间都不死。我心又比较软,很少杀这种动物。我杀鳗鱼的时候,那条鳗鱼在厨房里活蹦乱跳,我用刀怎么剁,打它的头都打不死。后来特别残忍地把鳗鱼用开水烫,就活烫,也没烫死。我说怎么办?心里难受,这不知道怎么办了。它还在挣扎的情况下,我就用刀把那个头直接砍下来。没想到砍下来的头还活了好长时间,张着嘴在那。我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这鱼最后也没吃,连鱼带头全部扔到垃圾桶里。鳗鱼还挺贵的,几十块钱一斤。

从这么顽强的一个生命和我自己对动物残忍伤害的过程中,我联想到普通老百姓在生活中痛苦的挣扎。于是我打算拍一个短片。其实短片的意境各方面也都还不错,我花几千块钱租了上千条鳗鱼,那时候不知道什么特技抠像,实打实地用真鳗鱼和我的男主角裸体放在那一堆鳗鱼里边拍。

还有一段在一个空荡荡的菜市场里边,夜晚一个小女孩拉一段特别优雅的小提琴,特别像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那个短片可能花了大概10万块钱,初期花了5万,后来胶片洗印乱七八糟又花了5万,但是最后没做完。

找的是电影学院的一个摄影老师给我当摄影师。开机的那一天,来了以后剧本啥都没有,就按照我构思好的那几个镜头拍。结果人家来了以后,从几个面包车拉下几车的灯。我说怎么要那么多灯?我以为的灯就可以了。没想到拍电影还要那么多灯,胶片也没见过,电影摄影机也没见过。第一次冲洗完16毫米胶片打开以后,摸着胶片的感觉比触摸世界上任何东西的质感都好,终于见着胶片的那种幸福感。那时候就觉得拍电影就是胶片。

素材拍完洗印完了以后我就剪辑。当时我的朋友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剪辑大腕,好像是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剪辑过《周恩来外交风云》这个纪录片。那时候剪片子还是在那种手动的剪片机上摇着剪,我第一次见,过程中就闹了个笑话,人家剪辑师直接问我,她说潘导你这地方没有剪接点。我说“什么是剪接点”?你看,这就是我拍电影,第一次拍电影,就这么生猛地上了,连剪接点都不知道。人家有点不太相信。她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说姐你告诉我,我真不知道什么是剪接点。她才告诉我一个镜头和下一个镜头怎么接叫剪接点。我说我明白了。完了那个东西剪完以后自己就觉得不理想,看不上。

那些洗印完的原片放在新影厂还是北影对面地洗印厂,资料都没拿回来,挺可惜的。我就把它放掉了。放掉以后我就觉得这还有很多可学习的东西,不然这样不行的。

在那之前我已经买了DV了。那时候DV也挺贵的,一个大概要2万块钱,在当时也挺时髦的,很多人都没有。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拿着DV去拍纪录片了。当时也没有纪录片的概念。反正生活中碰到的事碰到的人,不管是妓女,流氓还是政府官员还是干啥的人,我就跟他们沟通聊天,问各种问题,就开始慢慢拿DV拍记录素材。这个过程中后来就发生了第一部纪录片《新娘》的故事。

朱:《新娘》是哪一年拍的?

潘:都忘了。我这个人做过的事过了就完了,就再没想,是哪一年到时候查一下。

《新娘》那时候我就到处记录生活,然后在北京的一个工地上,好像是个江苏的工程队,但是片中的男孩是安徽人,我记录他们的生活,想从他们身上发现故事。这个男孩主动凑上来,他以为我是记者,那时候手里拿着摄像机的人出去别人都以为是记者:“潘记者,我有个事能不能报道一下,帮我找一下。”我说怎么了?

他说老婆失踪了。这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兴趣了。然后他给我讲了他老婆失踪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事挺蹊跷的,就陪着他一直找。他老婆失踪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北京有暂住证的制度,外来人口必须办暂住证。经常公安部门就会随机去查这些民工、外来商户的暂住证,发现没有办暂住证的人就直接集中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拘留还是收容。关几天以后,就把他们遣送回老家。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个产业链,派出所把这些人拘留了,也不是拘留,好像就收容。收容完了以后,比如说在是安徽的某个地方来的集中了几十个人以后,就通知当地的政府来接他们。当地的政府就订好火车票到北京站,公安还是收容所就把这些人押到火车站,送上火车,当地的人接上就把他们带回去了。我以前也不知道这种事。

这里边还有一个买卖就是,有一帮二道贩子就是黄牛在火车站的站台底下等着,也不知道是公安的通知他们还是当地政府接通知他们,比如说人已经上火车了,你可以花一些钱就不用回老家了,当时好像是200左右,最少二三百多的五六百大概。这些人肯定不想回老家,回去他还得回来,所以二道贩子就把那个钱给车上来接的那帮政府相关人员了。钱一收,直接就把人从火车上又放下来了,就这样一个循环,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觉得还有这事,我想就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因为在火车站没法拍,这些是朋友给我讲述的。

这个男孩和他老婆两个人都被这样要遣送回去。他当时身上没有钱,但是二道贩子会给他垫资,相当于短期贷款一样。比如当时需要520,二道贩子直接给火车站管他们的人500块钱把他买下来,然后这些人去借钱或者取钱以后再给这些二道贩子。他老婆不懂得这些方式可能也没钱,最后没下来,火车就把他老婆拉走了,他就留在北京了,然后他老婆就失踪了,从此以后这个老婆就失踪了。

这是一个挺蹊跷的事,我挺愤怒,也觉得挺怪异的。我就想跟踪这个男孩找他老婆,就产生了《新娘》这部纪录片。他们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不定期地陪着这个男孩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肯定不承认,当时《新娘》那个片里也有一点偷录派出所的镜头。我们到处贴寻人启事,到处找,找不到。

最后我说你老婆是哪儿的?他说是云南的,我说她们家在哪?他都没去过。我说这就奇怪了,我说你连老婆家里都没去过,你这个媳妇怎么接过来的?他就说在老家当地别人介绍的就结婚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后来我给他建议,说咱们去云南找一下。但是他又不想去了,他说找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去,还要花钱干啥的,他也没这个钱,就不去了。我说我给你赞助你去吧,他也不去。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性,一个人的两面,其实他心里可能有鬼,他老婆是来路不明的,但是他不好跟我说。社会里边各个层面的好多东西,不光是政府的问题,政策的问题,上面的问题,还有下面的这些人的自身问题都有。我就下决心,我说平时去可能不一定在,但过年的时候一般都会回家的。

我是在那一年的春节,一个人带着摄像机杀到云南去了。一路上坐火车、坐汽车、倒三轮车、倒摩托车,到处打听,最后慢慢到了。快到女的家里边的时候还没有车,什么都没有,一片泥泞还得走上去,费了好大的劲自己步行。最后真的找到那个女的的家了。

结果就像那个地故事里面讲的一样,那个女的还是没回家。她家里还有个老公,早就生了个小孩。我没想到这种结果,挺有意思的。原来这女的就是专门出去放鸽子骗人的。这个社会都在骗你,下层上层都在骗。这么有意思的事,我最后把它拍完了。这个女的在老家早就有老公,早就有孩子,但她说自己是没结婚,那时候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也没法查。可能几个人贩子把她们接到光棍多的地方去,一次一次地卖。这就是《新娘》。

朱:你好像还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回家》?

潘:《回家》是一晚上拍完的,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也是个春节,我一个人在北京过年,这也很孤独,我就想看看街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人。于是大年三十晚上,我就一个人开着车出去溜达,环路上突然看见一个最少有70多岁的老太太,无依无靠。环路相当于高速公路上,可能都已经半夜了,因为放花火的话正好是12点左右。

我小的时候跟我奶奶感情特别好,奶奶去世已经很多年了,你看见一个老人心里边就特别心酸。这个老人是迷路了吗,还是下不去了,找不到家了?还是没人管?我想跟着她看她往哪走,如果最后实在没招了,也想帮助他一下。我就把车停在高速公路边上,拿着摄像机跟着老人一直走,就记录了那么一段是十分钟,就是个短片。你不说我都忘了这片子。

最后部分没往镜头里记录,我问老人需不需要帮忙,她也不吭声,她说她家就在附近,但是她找不着,也不让人帮忙。后来来了一个公安的车,因为三十晚上我在环路上一直拿摄像机拍,有监控可能看见了,好像是公安部门的车过来了,以后也没让我管,就把老太太接到车上走了。我也不知道去哪了。就是一种人生一个老人无依无靠的那种孤独,让我感觉挺同情和难受的。我想去帮助她,但是也没帮上。就记录了一段跟着她走的过程。说啥我也说不出来一个东西。这是专业影评人说的,我自己不会说这些事。

朱:然后你下个片子就是《夜未央》是吧?

潘:不是《夜未央》,下个片子是《早安北京》,第一部剧情片。《早安北京》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里边讲了一个男孩他女朋友被绑架了,然后去解救的过程。

我和算命的朋友们经常在一块聊天,聊电影、聊人生、聊社会,啥都聊,相当于一个文艺青年的茶话会。有一个细节是电影的主角是是个私家侦探,原来他好像是个警察之后犯了错误被开除了,但是他去当私家侦探了。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在聊天的时候,这个男孩就接了一个电话说他女朋友被绑架了,私家侦探就把那个男孩叫到算命朋友的工作室里边,当时就说算一命。因为匪徒说了不让报警,那个男的也唯唯诺诺的,绑匪好像要几万块钱,他也有点舍不得出。这就是人性,女朋友被绑了,几万块钱他也舍不得拿,说不报警他就不敢报警。我朋友就说正好让算一命。我当时也挺好奇的。这个过程我都记录下来了。

我其实不太信我的哥们算命,这还能算出来被绑架的人在哪吗?就真算了一遍,说你老婆在北京城南边的方位,不用管,过几天自己就回来了。这个男孩已经信了。后来绑匪又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跟着私家侦探,几个人就拿捡的报纸伪装成钱,开了两辆车准备自己私下去抓这帮绑匪。还真在南边,在大红门那一带,交接的地点约好了以后我们去,把那绑匪差一点就抓住了。

交接的过程中我们就追,把车堵住了,最后人家又疯狂地拼命开,跑了没抓住。我心里就想完蛋了,这绑匪恼羞成怒非得把这女的杀了不可。绑匪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警察,晚上黑咕隆咚的,他以为有人抓他了就跑了,也没再打电话,也没再要钱。过了两三天这女孩真回来了,回来一说还真在南边。也没事。有没有被强奸、有没有受到伤害,她什么都没说,在北京也不呆了,她跟她男朋友直接分手就回老家了。

我觉得这个事挺有意思的,一个是绑架的事比较离奇,一个是绑架以后他男朋友钱也舍不得花,又听信一个算命先生的话。那时候没啥素材,没啥故事,我就准备把这拍成电影。 那个私家侦探是个特别好的生活中的演员,口才特别好,人在镜头面前特别自若。你也看到了《早安北京》是他主演的,但那时候我也没什么钱,不能给钱。拍了两三天以后他就不耐烦了,这个男主角就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他吵架的原因是钱,我说我也给不了你什么钱,就是朋友帮忙。大家都是票友。最后我们俩吵起来还打起来了。他连讽刺带挖苦我:你一傻逼一个小烧,你还拍电影,你拍个鸡巴你!我好像以前说过我电影里有裸体的镜头。他说你就是个拍毛片的,你连毛片都不会拍,你丫就是个拍毛片的傻逼,你还拍电影啊。把我气的,我提起摄像机三脚架,就直接和他打。他也是人高马大的。我们就在朝阳公园门口打起来了。

这就是独立制作人的困难,五六个人的剧组,什么都不懂,用DV拍的。拍了一半也没办法了。我跟他说,操你妈,就是没有你,再换人再花多少钱,怎么样我都要把我的片子拍完。算命先生因为特别喜欢电影,看见有一个朋友这样义无反顾地去拍电影,就特别支持我。他又把那个主角拉过来,就给他解释、劝劝劝又开始演了。最后就把这片子就拍完了,但也是非常粗糙的,很多地方光线特别暗,连灯都没有,没钱,也不懂得去布置那些灯光,都是自然光。当时在DV的监视器上看得很清楚,但是大画面上一看画质都很差了。

拍完了以后也不懂得什么电影节,但是知道柏林、戛纳、威尼斯这些大电影节,心里幻想着刚开始拍电影就拿个金棕榈,捧个小金熊什么的,马上成为大师,让自己的电影在全世界让大家去感动。然后在网站上查到那些电影节的报名方式,好像是刻的光盘就寄出去了。没想到第一个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就选上了。后来才知道那影响力挺大的。现在导演去个不知名的小电影节都吹牛逼,网上炒得一塌糊涂。我们当时直接就进了柏林青年论坛,其实份量挺重的,后来是温哥华电影节,Tony Rayns选送过去的,然后是香港国际电影节,还有韩国全州电影节。

这就是《早安北京》,背后就是每一部片子都要打仗,吵架,这就是独立制作人的困境。把演员打完骂完,最后还把电影坚持拍完了。

朱:你很厉害,没有中间拍废就已经不错。

潘:《早安北京》完了是《夜未央》和《流氓的盛宴》。《早安北京》拍完以后,基本上穷的都过不下去了,那时候已经借钱过日子了。但是出去挣钱和每天要看电影和创作之间存在着特别大的矛盾,我特别不想出去,心里边陷入了一个特别痛苦、迷茫的阶段。每天在家里看的全是伯格曼、费里尼这些大师的电影,觉得好多电影就特别简单,但是自己拍不出来,没有那种感觉,剧本也写不出来,特别痛苦。遇到了创作的瓶颈,持续了好长时间。那时候写剧本,写出一个故事否定一个,又没有钱去拍,创作上自己思维又打不开,大概痛苦了几个月。每天看着那些大师的电影,就想一夜之间成为大师。不知道是虚荣心作祟还是干啥。肯定是虚荣心,急于想把三大电影节的小金熊、小叶子、小狮子全部抱回家里边去。有一天晚上我顿悟了,就像刚才跟你讲过的一样,分析了一下自己是为了什么拍电影。第一肯定不是为了钱是吧?既然自己放弃了挺好的商业的公司钻到电影里边,肯定不是为了钱。要是为了挣钱,我做生意干什么都比这挣钱对吧?

第二个也不是为了名,要名有什么用,我对这个东西看得就比较超脱,在中国我们就枪打出头鸟,人要那么多的名声干啥?要那么多的虚荣为了什么?那就是因为自己童年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曲折痛苦的经历想表达。既然你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益,你是为了表达,只不过是通过影像这种方式来表达。有的人可以写书,有的人可以通过日记,有的人可以通过音乐。你喜欢的是电影,可以用电影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你表达就完了,把你喜欢的,把打动你的事情,你想说的事情用正常的影像方式表达出来不就可以了吗?一下子就顿悟了,从此就轻松了。排除了名利这些东西以后,创作的心态就正常了,这只是为了表达,你干嘛把自己弄那么累? 你为什么要成为大师?你拍出来哪怕只有10个人、20个人看到,但他们喜欢你的作品不也就够了吗?这是我的思想的一个转变。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创作上就特别轻松,然后就产生了《夜未央》这个故事。我家里边经常有好多朋友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直,别人有什么毛病,或者发现他心里有什么龌龊的东西,我当面也能揭出来,刺穿他说,掰开了分析。所以朋友们对我这种人的性格是又爱又怕,喜欢的是因为生活中他们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中没有人说真话,很多人是自己有痛苦,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痛苦在哪,因为他也不敢面对,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特别是自己内心有丑恶的时候,他不敢面对,所以他很痛苦、很郁闷。

所以跟我聊天的时候,当我给他揭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很舒服。跟我每聊一次,他就相当于面对心理医生一样聊。一晚上在我们家,喝着酒、听着音乐、看着电影、聊完天以后他们很舒服很放松。过几天他们就要想再来一次,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我那时候也一直单身,家里边又收拾得很浪漫,干干净净的,有好音乐,有钢琴,有好吃的,所以都愿意来。碰上我这个人可以毫无遮拦地把他们内心世界我能看到的全说出来,其实像心理医生治病一样。这也是我做电影的需要,需要不同人物心里真正的故事和他们的想法,这样的话我拍出来电影可能会更真实。

有一个女孩在我们家聊天的过程中,就给我讲《夜未央》里边她自己真实的故事。聊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关于性骚扰这方面,能不能讲讲你有什么经历或者感受?这个东西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东西。你看很多强奸案发生以后,特别熟人之间的强奸发生以后都不会说的,还有很多女孩从小到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我回忆起来我小的时候也骚扰过别人,十几岁那时候根本就不懂,因为没有任何的性教育。我就会给邻居家四五岁的小女孩糖吃,哄过来假装跟我玩,但是会偷偷摸她们,我自己就干过这样的事情。你看这种事情谁敢说,没人敢说,没有人去面对这些事情。男的女的都会装在自己肚子里。

那一瞬间那个女孩眼泪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她稍纵既逝,特别巧妙,她马上把眼泪一擦,装作没什么事的样子,她说没啥事没啥事,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她就否定了。但是我很敏锐,我说你肯定有啥事,要不然你刚才为什么突然眼泪出来了,又瞬间擦掉了。我就跟她说,我听这些故事就是为了了解女性,因为我不是女人,我没法身体力行地去体会女性的感觉和她的经历。我说我绝对给你保密,我希望你把你的经历讲给我。我就慢慢鼓励她,过了好久这个女孩把她的故事讲给我了。

《夜未央》拍的原原本本就是这个女孩的经历。那天晚上讲完这个事情,特别刺痛我。因为从一个男人角度来讲,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见了女性我也直接想把她操了是吧。大部分男人是性冲动这种动物,其实动物的本能也不是男人的错,是动物的本能驱使他在性上见了异性就冲动。只是人类有道德法律舆论把这些东西约束了。青春期的也好,老年的也好,只要有性能力的的正常男性,见了适合的女性对象百分百都会产生性冲动,除了gay,他们是另外一个群体。但至于去不去实施、用什么方法去实施,是威逼利诱呢,还是拿钱买,还是强奸,还是诱奸,还是半推半就,这就是具体的各种方式了。但冲动是都有的,这是人性改变不了的东西,基因里面就带给你的,也不是男人的错我觉得。

男人的错在于就是说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如果给点钱也好,你哄着请她吃两顿饭也好,这样做了就无所谓,这是顺其自然。但是如果你用你的权力胁迫、强迫等等方式,对方又不同意的情况下给对方造成伤害,这肯定是不对的。不光是道德层面,也可能涉及到法律层面的责任。所以这个女孩给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特别冲动,我就想把她原原本本的方式体现出来。

恰巧我给朋友们讲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就像《夜未央》那样讲述的过程中,我说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朋友们,还没拍之前的反响:有猥琐的、有好奇的、有谈笑风生的把这事说出来了,又给了我一个震撼。那些反应就是我身边采访到的朋友里真实的反应。

我就决定把《夜未央》拍下来,但是那时候也没钱了,啥也没有了。老早我就把好车卖掉了,开一个破捷达。最早我开一个美国车水星,8个缸的,水星在美国挺有名的,叫老胡爵,国内那种车很少,就是三个坡折那个车你见过吧?那时车已经卖掉了。借钱也不好借,没地儿借,我就决定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那时候我在北京住的是回龙观的经济适用房,也不值多少钱。买的时候是2600多一平米,卖的时候房子刚涨到五六千,还是个按揭的房子,还欠了银行十几万。最后我就决定把房子卖掉,然后在河北涿州买了一套房子,900多块钱一平米,加上装修差不多20万。把贷款还掉,涿州的房子搬迁,可能也就剩了个几万块钱。

然后我就开始拍《夜未央》了。拍《夜未央》的过程中发生了好几件有趣的事。首先是女演员,一听这样的故事都不愿意,因为这像纪录片一样,他们觉得好像老潘你这样拍出去,是不是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最后是贾樟柯的助理管娜,她也是编剧,还比较理解,义务给我演出了。

拍的过程中请了个摄影师,我说了只能给2000块钱去拍一个礼拜。摄影师是个好朋友,名字我就不点了,也特别卑鄙。人家要挣钱,只来了一天,第二天找了个理由不来了。他和灯光师就这样走了,没人了。我说我自己掌机,自己打灯,简单的几个灯。美术也是个好朋友,干了两三天也不干了,2000块钱嫌少,找了个借口说潘哥不好意思,我又接了个活儿也得走。采访郑璐篇的那一段虽然不用美术,但是管娜的那个戏,房间里必须要美术。我说不是答应好的事吗?你怎么会这样呢?你实话跟我说,你是嫌钱少么,找了个钱多的活,你就甩了我是不是要走?他就承认了,他说确实活钱多,不去的话也不合适。

我就像黑社会一样发火了,我说摄影师走了,你也是个穷样子,操你妈!我说你狗日的,你必须给我干,我现在一分钱不给你,你给我把这个美术接着干完,不干完你在北京城里别混了,你明天就给我滚出北京去。在北京城里你见到我,你看我他妈怎么收拾你。把他给吓住了,我一分钱没给美术就被迫给我干了一个礼拜,把事干完了。管娜的戏拍完以后,剩下的戏是我一个人完成。等于说编剧、导演、摄影、灯光到最后剪辑、配音乐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完成。这就是一个人的电影,这是独立电影的难处。

我就像刘邦一样,像黑社会的方式骂着、威胁着把他狗日的,包括像《早安北京》一样,把那演员让我打着,然后打着给我拍完了。包括《早安北京》这边好像有个裸体的戏,也是找了个不知名的演员,本身答应好的给两三千块钱拍裸戏,最后到现场不拍了,我就直接把人控制住,拍也得拍,不拍也得拍,不拍你就走不了。用犯罪的方式把那女的逼着拍完了。

拍《夜未央》的过程中,采访的戏就出现了好多问题。首先是我那算命的先生,因为他说的话特别重要,是对人性的总结。平时我们聊的时候,天南地北畅所欲言啥都聊,真正要采访他、拍他的时候,他在摄像机面前变得特别虚伪,说的都是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话,一句实质性的话都不说了。把我气坏了。多少年的朋友了,我说你这么支持我拍电影,你那镜头我还不知道你那什么屌样吗?你算命大师在我面前就摆这个样子?我们俩就吵了一晚上,连骂带吵。摄影师只有我一个人,灯光也我。就我们俩人。吵了半夜最后他才妥协了。基本上说的是真话,我的目的这个达到了。

还采访了另一个也是导演的人叫吴师友,也是道貌岸然的,平时说话特别透,一对着摄像机就不说真话了。所以纪录片里边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其实我们看纪录片拍到的所谓的真实好多都是表象的、假的,摄影机一对准人,这些人考虑他们的名声、所谓的荣誉面子,怕别人看到、怕别人误以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全部改变了。这些道貌岸然和虚假,我把这些人全看透了。那个导演也是这个样子,让我骂了半晚上以后,最后才开始被逼着说了几句实话。这个电影里采访了宝通大师、一个导演,还有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心理医生,他是个大腕级的,我想让心理医生在这个片子里边分析一下男性不停地去骚扰女性的行为到底是个什么理由。女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这样片子可能会好一点。

我通过心理杂志的朋友找到个很有名的心理医生,我们约了一个茶馆见面,这个心理医师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还带着个助理。我把我的意图给他说了以后,他就说小潘这个我不太方便,我是个有名的心理医生,这样的东西说出去是不是会对我的声誉、对我的职业有一个影响,对我是个冲击……

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你是个心理医生,你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受侵害的女孩,还有男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你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其实他一听导演要拍他,他本来是想扩展他的名声,很想去参与;但是一看我是个独立导演,又是拍这样一个片子,他马上就缩了。这种人他有资格当心理医生吗?还是个有名的心理医生,我说中国的心理医生太猥琐了,太可怜了,我就看不起他。

过十几分钟他就看一下手表,感觉心理医生跟病人看病都是按照时间收钱的。然后过一会他助理进来提醒一下:某先生,咱们差不多了,我一看就一肚子气,我直接说,大师,你们心理医生跟客人的关系是不是跟婊子和嫖客的关系一样,是按小时收费的吗?我说今天你就跟我聊,你说你一个小时300我给你800,你说一个小时800我给你2000,我把你买断了行吗?我把你当婊子一样买断了行吗?这是我跟他说的原话。说的他特别尴尬,特别不好意思。他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人。我说我是一个做真实电影的人,有这样一个案例来请教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些素材、从心理医生的这个角度,帮我丰富这部电影的观点。你一会儿看这个手表,一会儿助理帮你催一下,我说你值多少钱,当时就给他翻了。最后等于说我把他丑恶的小心思给揭穿了,他都不好意思了。又给我解释半天,最后让他助理也别叫了,手表也不看了,就陪我聊了一两个小时。但是他还是婉转地拒绝了出镜,他说你的电影里我就不出镜了,但是有些东西从他的角度给我讲。最后就没拍成他。最后他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潘,虽然没帮你拍电影,但是今天你给我上了一课,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挺棒的,转身就走了。你看这些东西是电影之外的更真实的电影。

如果再有一台摄像机把我拍下来,可能比《夜未央》、比《早安北京》更精彩,这就是人性。你看,他道貌岸然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好像是在给别人指点迷津,要揭开你的心病。其实他自己的心病,他个人的心病解不开的,面对一个女孩不停受伤害的过程,分析一下这些男人的心理和女人的心理,是不是一个心理医生应该做的?他都不敢面对,你他妈有什么资格当心理医生,我能看得上你吗?

就在这些情况下,我还是一个人把这部电影完成了。《夜未央》虽然很简单、很粗糙,但是我到现在认为它是永远有意义的东西,你看后来从韩国开始的MeToo,这个运动你知道吧,就是女性勇敢地站出来讲自己受性侵害的经历,实际上我就早了10年MeToo的运动拍了,但是因为咱们没有发行的渠道、没有播放的渠道、没有舆论去炒作的渠道,没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你现在想想我的《夜未央》是不是MeToo的一个再现,而且不光是女性用MeToo的方式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还把周围所有这些观众猥琐卑鄙的心态全部给表现出来,他们就觉得有些女性活该怎么样,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这些女人不敢说呢?哪个女人把自己被强奸的这些经历说出来以后,她就是笑话,身边的男性更想着他也参加,会幻想把她强奸一下会怎么样。女性们会看不起她,站着说话不腰疼,会侮辱她,会耻笑她。谁敢说呢?

所以就像那个宝通大师在电影里说的一样,只要有男有女,有公有母有阴有阳,这种事情永远会发生下去。所以《夜未央》是个非常有意义的电影,但是我们没有合适的渠道,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的媒体这么发达。国家要限制,你就没法把它传播出去。

我拍电影以来到今天最大的遗憾就是作品不能够让中国更多的观众去看到,从中间去反思。反正我从《夜未央》这个故事里边,自己对男性和女性的理解有了很多转变和改善。大多数有过很多性经验、成熟的男人看到这个片子,绝对会刺痛他的。我就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自信,我那个片子永远不会落伍的。

到涿州以后,我买的房子要装修所以我就租了个房子。租房子的哥们是个喜欢拍照片的人,喜欢摄影,他还不太懂电影,但是比较喜欢搞艺术。后来我说要拍《流氓的盛宴》,他给我拿了20多万块钱。你看巧不巧。他是我的房东,一个民间的又不懂电影,又不是制片人。我说拍这个电影没钱,他说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说估计大概有20万差不多了。他说行,我给你弄20万,我说这20万现在我可没有来源还你。他说没事你拿着用吧,如果将来有收入能还就,还不了也没关系。你看这也是搞电影的一种幸福,这是我拍电影以来唯一得到的一笔资助和投资,这也是我花预算最多的一部电影。

在那之前还是之后我忘了,反正那一年两部片子,还有一个是纪录片。先说哪个?先说《流氓的盛筵》还是先说512的?

朱:《流氓的盛筵》也是08年完成的还是?

潘:对。《流氓的盛宴》也是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这是个真实的案子,就是河北有个人好像是为了钱,把一个有点傻的人骗到郊区的房子里边给杀了,上来把尸体扔到一个废井里边,然后好像把肾给掏走了,但是卖没卖成,肾能不能用我就不知道了。就是这么个事。

后来又知道咱们国家的器官都是死刑犯的。我就开始先调查了解,找法院的朋友聊天,找警察的朋友聊天,找医生就是参与过割取肾器官的朋友聊天。咱们不能拍虚假的东西,最后了解完以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但是大家都比较隐晦,而且国际上一直指责中国在贩卖死刑犯的器官。但对这个事情我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我觉得也不是中国政府这样去做,而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具体执行的法院。因为这是由法院参与的,死刑犯执行是法院带着法警去执行的,有武警、公安配合,正常应该是这么个程序。执行不是说公安局执行的,也不是检察院执行,而是法院的行刑队去执行,但是武警配合。一般都是武警执行,出枪手;公安配合维持治安;法院、检察院要验明正身等等做这一系列的东西。那这种利益的驱动是因为市场有需求,一个快死的人器官不行了,他需要挽救他的生命无可厚非,对吧?谁得的病也想花钱买到一个器官,延续几年的生命。谁都舍不得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中国这种捐献器官的观念又没有形成,中国人讲究一个死了要全尸而死,还要完整地埋葬,这是个传统的民族风俗,不愿意把自己哪怕是尸体割得七零八落的。这些形成了一个困境,这就是道德的困境,也是现实的困境。这个人已经死了,器官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因为观念和法律手续的问题,他的器官是不能用的。

但是需要挽救生命的那个人,他想花钱,他要挽救自己的生命也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正常。他拿不到器官,在这中间只能产生灰色地带,可能医生就联系法院花钱买。其实这个钱共产党绝对没有收,不能给共产党背这个黑锅,任何事情都要有依据。在任何一个法院的公共账户上肯定查不到任何一笔是把死刑犯器官卖了以后的钱,肯定不会把这个钱打入国家的账上,你相信不相信?共产党再坏,绝对不会缺这点钱,也不会干这个事情。你说对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也是我的猜测,我想我这个猜测不会有错的。而且我跟我法院的朋友也聊过,人家都是私下收钱的,这个东西不是国家行为,是灰色地带下困境下的个人行为。

我在江湖上经常会遇到各种事情,上至高的省部级高级官员,下至妓女、流氓、地痞、农民、民工,这都是我实打实接触交往的人。所以我了解的社会层面和人性比国内好多拍独立电影的导演们丰富得多,世界观全得多。咱们的独立电影好多还是以片面的角度去拍,背后的东西他拍不到。比如他只知道政府来阻止他,这样的事情肯定有或者不让他放。但是为什么呢?后面要是怎么样运作的?拍得到吗?有这些东西吗?你看到过吗?

所以我为什么后来不拍这些东西了,我们也有我们的片面性,你不能拿一面之词去说。现在我们独立电影都是一面之词,都面对的是穷苦的普通的下层的受害者,而镜头是拍不到反面的、背后真正的东西的。就只拍到了某个政府官员的个人或者个人行为,但是最后政府是怎么规定这个事情的,怎么运作的,怎么开会的,怎么商量的,让他们怎么去办,你拍到了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管你什么立场,你如果觉得我潘先生说得有道理,将来你做文章写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希望尽量客观全面地去写这些东西更有历史性,这才是更真实的更全面的,你说对不对?因为历史不能是在野党。朝廷的正史是一个角度,民间野史是一个角度。如果你能把正史和野史都了解到,真正地综合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

就像人体器官的事情一样。当年我也没有这个思路,没有这个观念,但是后来我多少年以后回想这些事情,包括我了解到的信息和朋友们的聊天,我就发现这只是医院配合、法院私下配合、病人需求这么综合下产生的一个生意链。说残酷也不残酷,那个人已经死了,割成什么样无所谓。有多残酷?其实不残酷,只不过是家属不知情,对吧?家属没拿到钱,你现在制定一个政策,比如说哪个人死了,他的器官可以卖100万,明码标价家属可以拿到这100万,你放心,捐器官的人哗啦哗啦就多了。如果国家把这个事情合法化了,如果是任何人发生交通意外、或者急性死亡,你自己主动愿意把你的器官捐出来,医院里边公开地按照病人的排序,每个地方的排序,比如说我是甘肃人,兰州人死了是兰州的,按照兰州的排名需要器官的人有多少个人?血型配上,就按照排名第一的血型吻合的人,直接给他装就行了。完全透明化美国也没做到,全世界都没做到,谁做到了?包括西方文明国家发达国家都在器官移植和买卖方面存在争议和法律上的纠结。

甚至安乐死这样一件事情,全世界都统一不了,个别国家才合法化。我不想活了,我想死了当众公正一下,为什么不让人家死?你看连死的权力都没有。这部分在中国在西方一样,美国也没有,只有几个州有安乐死的权利,对吧?所以碰到这种需求和传统观念、道德、法律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只能走灰色地带。美国的富翁们还是非法从印度、越南、南美、非洲找人家的器官买。

我看过这样的纪录片,卖的是非法的,买的也是非法的。国际关于人体器官的条例里边就不容许贩卖器官,这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中国这样实施就成了国家的问题、就成了政治的问题?

你要做我的文章,我这些观点你必须全部给我如实地写出来,要不然我就不会授权你做这些东西。而且都是我发自我内心的。以前我们也很少这么实质性地聊天,今天你跟我聊天,你知道我一如既往的动物凶猛,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吧?敢做敢当。你应该从《夜未央》那些片子里看到我的力量,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电影里就敢呈现这些东西,那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就关于人体器官的事情,当时我了解了以后发现确实是这样的,需要挽救生命的这个人他需要,他只能花钱找医生打听。医生去想办法找法院的人私下送钱,大家分红,中间人是在这样赚钱,给卖器官的人一部分,死刑犯就不用给他钱了吧。就保密。因为这就保密阶段。卖肾的人就是另外一回事,能得到一点钱只是比较少而已,几万块钱。多了十几万、二十万。但是卖给人可能四五十万七八十万一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

但是卖肾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像我电影拍的它是要配型的。很多人讲这些故事,说谁在宾馆里睡觉着被人下了药,把肾割走的,这些故事百分百我估计都是假的。为啥?没抽过你的血,化验过你的血,而且肾脏最多保持24~48个小时,配型需要很长时间的。还要找病人,适合的病人。要不然就是排异,装上以后那个病人也很快就死了,不行的。受体和供体之间是有排异的,他只能讲找排异,通过血液化验以后做对比,受体和供体之间卖的叫供体,接受的叫受体,它们之间排异最小的才能做手术,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莫名其妙地绑架一个人把他肾割下来,你卖给谁去?没地方卖。

这里边都是有科学的,我把这些东西都调查清楚了以后才能写这个剧本,才能拍电影。然后这是真有其事,我那个朋友他没参与过,他们医院里的医生参与过。那个过程是法院要执行死刑的提前几月几号之前,具体有多少病人提前他们都会化验,然后直接给监狱里的死刑犯抽血。人家早就把你的型配好了,看你有没有艾滋病,有没有其他病,还要考虑这些因素。

你不能片面地写我这些东西,那就麻烦了。但是我跟你讲的是我听到的故事完整的过程,你写这个故事就要把我前面对人体器官的这种困境写出来。而且国内某些法院的个人行为及医生的个人行为,不是这个国家的和这个政党政策的一个行为。不能借着这个东西来攻击共产党,攻击这个国家是不对的。

他们把死刑犯提前配好型、通知好了以后,这一批枪毙犯人一般不是枪毙一个人,可能同时要枪毙七八个或四五个,这些器官也不会卖给一个医院。可能枪毙这几个犯人的时候,同时有几辆救护车到那。不同医院的救护车在那儿,大夫们就等着。然后在不同的犯人的身上要绑一个标签,写上名字或者编号。比如说这个医院是一号,那个医院是二号,那个医院是三号,提前编好的。

犯人枪毙之前可能要打一种释血凝剂,就是因为人死了以后血液马上就凝固了。所以一个死刑犯身上可能要注射一种血液不会马上凝固的药剂,这个药剂打上,把犯人枪毙完了以后,他的血液不会凝固那么快。肾脏是摘下来的腰子,应该是红的,因为里边有好多毛细血管,里边都充满了血。他们稀里哗啦把把肾脏摘下来以后,在里边的血液还没凝固之前,用一个高压喷枪,像喷水一样清洗车的喷头,使劲地冲这个肾脏,尽量的把毛血管里边的渗血全部冲掉。冲出来以后肾就变得死白死白的。同时提前已经把那边的病人在手术台上等着了,这边摘下来以后放到有冰的小冷藏柜里,救护车呼地就走了,到那边就直接上手术台了。提前把这些配型,包括有没有病菌这些东西全都已经弄好了。一切都安排好的。

所以这种器官买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枪毙了拿走谁都能用的。而且不光是肾脏,还有角膜、胰腺,实际上能用的器官全部割走了。现在有没有这种事情不知道了,反正以前确定有这种事。但就是法院和医院二道贩子串通了一切了以后,这是一种私下的行为。这就是人体器官买卖的内幕,绝对不是共产党同意说法院你们可以把死刑犯去卖掉。咱们国家会傻到制定这种政策吗?领导人缺那俩钱吗?我这么说一说你觉得明白了没有? 但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一例,就变成政党和政府的问题。政府不可能监管到每个人的行为,哪个政府吹牛逼说我能把每一个犯罪行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能监控到给他管控好。

那哥们还给我讲了有意思的故事,他说参加过的医生中有一个年轻人回来还吹牛呢,身上穿了一双雪白的耐克鞋,说今天死刑犯家属给死刑犯送了一双雪白的耐克鞋。把他身上的器官割完以后,回头一看脚上的这双鞋上血啥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这不挺好的,别浪费了,我穿起来吧。那么耐克鞋他取下来,回头自己穿上了。

记录者在真实的生活中能够得从朋友那里得到很多珍贵、永远想不到的故事,谁能想到把一个死刑犯切的哗啦的,器官都割走了,浑身的血,那还能把他的耐克鞋拿下来自己穿上。我就根据这个拍了一个卖肾的故事。

朱:拍摄过程顺利吗?

潘:这个拍摄过程挺顺利的。这个我写了个剧本。写剧本写了一个礼拜,完了翻译完寄到鹿特丹。鹿特丹有个剧本基金,一年从全世界选10个人,一人给1万欧元,我获奖了,得了个剧本奖,拿了1万欧元,前期拍摄就我那朋友给20万,拍完了,但是没有后期做声音上的十几万没钱,正好剧本获奖的钱就够做声音了。这是唯一一部电影里边专业做了声音的,就做得还比较可以。这就是《流氓的盛筵》,还有一个是器官被卖了以后上当的,我把它结合起来了。

朱:这片子好像当年是去了洛迦诺电影节。

潘:对,洛迦诺当年从全世界选了18部国际竞赛单元的片子,亚洲这两部,中国就我的一部,然后是韩国的一部。大奖就是金豹奖,二奖是银豹奖,然后就是评委会奖又叫特别表扬奖,自己给自己贴金就叫评委会大奖。然后韩国釜山、土耳其的什么电影节、澳大利亚悉尼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反正好多电影节都放了。我都没去。香港去了。在法国还获了几个奖,那叫什么电影节我都忘了。他们自己把奖杯给我寄过来,人也不用去。意大利里昂电影节,还有法国的电影节给我给了两个奖,一个是最佳观众奖,还有一个什么最佳导演奖我都不知道,反正寄过来手工制作的奖杯现在不知道扔哪去了。

朱:当时你这些片子去了很多电影节。

潘:洛迦诺放完以后,好多电影节就直接选我入围了。所以我这些片子所有的入围获奖经历加起来,国内都没有几个导演比我多的。真的是这么多,而且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朱:像洛加诺国际竞赛还是挺不容易的。

潘:你看网上连我的宣传都没有,你搜百度潘剑林基本上没东西。

朱:还是有不少,但可能比较……

潘:很少,因为我从来自己没做过,你自己没补充谁给你做呢。其实我这个人已经对名利是很淡然的,不是说跟你吹牛,而是真的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时代谁不希望把自己在互联网上炒得红红的,把十几年前的那东西曾经拿出来,全部放到上面,你看我到现在都没做过,最近我才想着把它补充一下。 因为好多人笑话我说你居然是个导演,你是个骗子,你吹牛逼。人家是这种态度,弄的我很尴尬,就为了这个原因。

朱:其实你电影方面的经历确实挺丰富的,你也做过很多片子,参加过很多影展,参加过很多的活动。

潘:对,那影展咱们又不是花钱进去的,是人家主动邀请我的,影展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你是知道的,你把片子送过去,人家从成千上万的里边挑着选上你才能进去。不像有些威尼斯、戛纳自己花钱就弄个房间弄个海报自己吹,说走过红地毯是。那是两回事。

朱:把参加电影节当作宣传的也挺多的。

潘:之后汶川大地震的片子也是无意中拍的。我没想到去拍纪录片,但职业习惯自己带了摄像机。当时地震5月12号的时候我在北京,当时也没有概念,因为咱们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地震以后只是听说倒了好多房子,死了好多人,也没想到拍纪录片。我的几个朋友说捐助点东西送过去,去拉了两三车的东西,大概是矿泉水、方便面什么的。5月14号我们从河北出发,带着车队说一块送救援物资去了。

开到四川广元以后,当时听说离最近的地方是青川,我们就去青川送救援物资去了,但顺手就带着摄像机。我们到灾区的时候,木鱼中学受灾最重,孩子已经都全埋了,只看到一堆残砖砾瓦,还有救灾的帐篷都已经撑起来,人们都在帐篷里生活已经很平静了,你知道吗?没啥事了,没什么可拍的,惨烈的救援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我无意中看见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农村妇女,夕阳下坐在帐篷边上的一堆废弃物上,眼神特别忧伤,她那双眼睛打动我了。我这个人很敏锐,你看她那双眼神,我说她一定在地震中有非常悲痛的事情。我就去跟她聊天,一说她眼泪扑唰唰就出来了。她说她的孩子在这个中学死了。我特别难受,咱们也有女儿。我说你孩子埋在哪?她说埋在那山上很近。我说咱们去看一下,结果我一去坟墓上把我就震撼了。

我一看小山丘上埋得很浅,我当时看到的应该至少有一两百具尸体,没数过。看到那一个连一个小坟墩一想到就是孩子,我的心就碎了,我就想拍了。这学校里建筑物的质量难道没问题吗?地震是天灾,建筑物的质量没问题吗?就这样我就开始拍这个片子了。完了采访了很多家长,拍摄过程中每天就以泪洗面,人哭得稀里哗啦,眼镜上眼泪流的都没法拍摄。

过了两天我去山上拍那些孩子的坟墓的时候,发现好多尸体埋的特别浅,它可能土层浅,四川的山上。孩子尸体都露出来,至少我看见了六七个尸体是露出来的,还有两个被猪和野狗在吃。我当时就愤怒了,我说这边的灾情又没这么严重,就这一个学校的孩子,那么多的志愿者,那么多的军人,那么多的政府工作人员,那么多的灾民家属自己都在那闲着,把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埋好,特别愤怒。

我就拍了照片,但是当时我没往外发,为啥呢?我觉得这种照片发出去以后,对当地政府、对四川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恶劣的。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救助中国,中国人也在救助四川。你把这种照片发出去,恶劣的影响有多大?而且这就是当地政府的行为,是他们处理不当,也不是共产党。绝对不是共产党授意他们,就这么草草地埋了就算了,对吧?肯定不是。还是跟刚才道理一样,就是当地慌了,这么大事一出去以后,领导害怕自己免责,就是胡乱处理。

然后我就碰到了一个青川县的副县长,搭他的车,我就把照片给他看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样做,我就把刚才那些话给他说了,我说什么后果什么影响。他吓坏了。他说潘记者麻烦你了,这照片千万不要发出去,我们马上整改。我说行,你们赶紧把这些孩子妥善处理掉。但没想到他这傻逼采取的方法,他挖了一个大坑把那孩子全埋那里了。我半夜里拿着摄像机偷拍拍不到,他都有值班的解放军。我找了一个突破口,半夜里一个人冒着被蛇咬的危险,四川5月份的天气爬到山里边去。最后也看不见他埋人的,只能拍一个挖掘机在上面挖。

这事把我也惹怒了。这个东西你重新找地方,把这些孩子全部一个一个地埋了建立一个纪念碑就完了呗。但共产党绝对不可能让下面的人这些去做,你觉得会吗?在当今这个年代,你说会不会?

朱:他当然也不是说上面下令让他干这个事情。

潘:对呀,就是这些执行者觉得为了方便简单,挖掘机派上直接几个大坑,把那所有的尸体刨出来,填到一个坑里完了。我那时候也因为激动没拍好,没完整地把它静静地拍下去,很匆忙地走来走去,好多家长都上去找孩子找不着,慌慌乱乱拍了那么一点镜头不太完整。

这事让我特别痛恨,当地政府就这么做事。我就觉得家长太可怜了,心里也太难受了。 而且当时他们说学校里只死了200多个,但是这个学校一共有800多个孩子,但是到校的时候到了二三百个,那这中间差的四百多个孩子去哪了?

我当时就想调查这个事情了,想建立一个慈慈基金会,我也不信任那些红十字会。我说我的朋友们自己大家能捐多少,我们完全透明在网上,我们要把这个学校里有多少个孩子统计清楚,给多少个家庭去赞助。我就开始搜集这些信息了。这个过程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可以透明地给每个受损害的孩子家庭捐助到,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学校到底死了多少孩子弄清楚了。

那麻烦就来了。当时我在县里边已经搜集了大概一二十个孩子的照片名字,约了他们互相传,因为都在山区,电话也不通,互相要通知。第二天约了十几个家长来给我交孩子照片。我说每个孩子一个照片,我在网站上要把这些孩子照片要放上去。这时候当地公安部门就把我控制了,也没有不礼貌的行为,还有另外两个朋友陪我一块去的,把我们相当于软禁了,软禁到县政府院子里的帐篷里边不让我们走。

那时候整个四川这是国家的政策:不经共产党允许、中宣部容许的媒体已经不能进了,刚开始全部开放的,这是大概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除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主流媒体和国家允许的电视台以外,其他的媒体都不让进来。

我第二次进去还是农民把我的摄像机背在他们篓子里边背过去,然后把我人从值班检查口绕道绕进去。当天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把我们赶走,让青川市公安局来接我们。二十多个家长已经已经到了,要给我送照片啥的,都没让送。我车走的过程中,家长们还追着车,想阻拦那个车也没拦住,照片也没拿到。到青川以后把我们软禁了大概两三个晚上,就在广元市公安局的院子里边。因为怕地震,楼里边也不能安排,招待所外边也不能安排,他们就让我在警车里睡觉,在警车里睡了两三个晚上,警察就在外面守着。反正我在院子里出不去,也不打我,也不骂我,也好吃好喝,他们就逼我把拍摄的材料交出来。我一共拍了20多个小时素材,当时我中间回了一趟北京,绝大部分的素材我已经放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家里边了。

公安局的几个人就有唱红脸的有唱黑脸的,有来以后威胁我的强迫我的,一会又进来一个就给我讲道理的,说好话。就这样红脸加白脸哄着我、威逼利诱,反正就要我把这些素材全部交出来。我坚决不交。不交的过程中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在拖时间,因为他把我身上的一个手机都搜出来了。但是我裤兜里像导演裤一样,裤子还有兜里面一个超薄手机没搜走,他们不知道。晚上我就乘他不注意在车里面偷偷打电话把素材转移到我北京的叔叔家里边了,我这个叔叔家里是比较有名的人,他们是叶剑英的女儿的亲家,等于说叶帅的亲戚,谁也不敢去他们家拿。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这个材料反正在北京,在叶帅的亲戚家,有本事你们自己拿去,他们一听他们也不敢去,叶帅家里亲戚谁敢去,而且是叶帅女儿的亲家。谁敢去?那是真的又不是假的。

他们居然也不知道什么渠道,他们把我大学的老师班主任也找着了,把我家里电话也找着了,让我爸妈给我打电话。我姐姐在公安局工作,让我姐姐给我施加压力,让我的班主任老师给我施加压力,电话全来了,这就没办法了,父母亲骂,班主任劝说,姐姐说,你怎么办?但是我又不甘心,就又连夜打电话,把这批材料转移到我一个哥们,有机房的,我说你赶紧把这批素材给我复制下来,录一套。但是那个时候采集是一个小时就要一个小时,我记得总共要24个小时。

所以他们拿到素材前的过程中,我就又开始给他们拖。我其实我想交了,但是没复制完之前我不能交,就跟他们斗智斗勇。他们一天都跟着我陪着我聊天做工作。过了大概三天,素材已经复制完了,我就假装说那行了算了,我也配合你们的工作,给你们吧,在什么地方你们去取吧。他们的人也没去,他们就派了一个北京的同事,到我朋友那把那笔素材拿走了,才把我放走。把我那两个朋友好像第二天就放了,把我单独软禁了三天,也不是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这批资料。但是我已经复制完了。

回去以后没到几个月这个片子就在釜山上映了。是10月份吧。拍完快7月份,8月份剪辑,9月份就很快拿出去了。釜山国际电影节刚一放完以后,贾樟柯就给我打电话。广电局找不着我,就给贾樟柯打电话,让贾樟柯找我。老贾就打电话劝我说老潘你赶紧回来,片子也别放了,广电局找你,说是非常大的领导说的,没办法,不光是广电局的事,是中宣部更高层的事。老贾跟我说何苦呢。

我说那行吧,釜山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电影局就叫我去了。他们一个制片处的处长就跟我谈话,也没说啥过分的话,说潘导,你的片子我也看了,政治上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如实拍摄了一点地震的情况。但是你看你的片名叫《谁杀了我们的孩子》,这血淋淋的“谁杀了孩子”呀,谁杀的你说,这不就是个地震对吧?有啥问题你说。但是你国际影响整个放出去以后,对我们国家,对很多东西,对我们体制、政府,包括对我们电影局都特别不好,我们压力特别大。其实我们拿你也没办法,我们最大的措施就是限制你,给你一个行政处罚,5年之内不许拍电影,像田壮壮、姜文这样。他当时举的是田壮壮的例子,类似给你这个处罚政策就完了呗,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也没有压力了,也没有责任了,我们又不能把你抓起来,你又没犯法,但是确实是对国家的民族的形象不好,是吧?你可以把这个真实的东西放几年,改个名字再拿出来。

其实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当时我就觉得何苦呢。那时候我已经是山穷水尽了。欠下人家朋友投资电影的20万,还有其他朋友10多万,总共欠了30多万块钱,生活费都没有了。那时候我就真正颓废了。我说自己拍的电影,光在国际电影节上那么少数的一些观众能看到,而且人家都是反向利用这一点东西来攻击你的祖国,自己的人民又看不到真相,政府又不会看到这个东西有反省和整改,自己又搞得穷困潦倒的,吃力不讨好干啥呢。老人也老了,孩子也大了,你一个男的你责任在哪呢?你为了自己的爱好,能让自己的家庭和周边的人身边的人都要承受你的你的这些灾难和痛苦吗?

我绝望了那时候。绝望的有两点,一个是没有经济收入,片子不能卖不能放,肯定没有经济收入。你要创作就要专心,不能挣钱。再一个最关键是你去了那么多电影节自己的片子在国内不能让广大的观众看到,因为你像汶川大地震的《谁杀了我们的孩子》,如果中央电视台能放的话,那是个多好的片子是吧。最后那个老头念的那一段话,“尊敬的温家宝总理”,都是对政府的肯定,呼唤,对吧?这么有良心的一个东西,不能让人看到,你说我绝望不绝望?这是我最大的绝望。我的心理上、精神上、经济上都支撑不下去了,也觉得没意思了。所以从那天开始放弃不拍了。

从那天开始我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剧本一个字也不写了。你该表达的表达完了,该倾诉的倾诉完了,没有什么值得让我去冲动去发自内心表达的东西了。我作为艺术家,我不是为了挣钱,我不是图利,我就是为了去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自己感触的事情。没有表达的东西了,我干嘛要做那些虚伪的东西,说不干就不干。从那天开始到现在10年了,我那么爱电影的人根本就没动过再拍东西的心思。

其实我绝对是个另类,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冒着生命危险、冒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冒着所有的财产做了一件自己想表达的有追求的事。跟物质没有关系,从精神从善意。但是我的作品不能宣传,不能传播,起不到任何作用它就失去意义了。没有读者,我写东西干啥?给我自己看吗?所以这一点其实是体制的问题是时代的悲哀。

我有时候想说共产党中宣部或者广电局的这些领导们,你们怕什么?这么强大的国家,这么强大的体制,老百姓有什么怨言,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就让他们说出来。体制里边发现有错的问题,你们改就行了吧。我就不相信放上几部真实的电影能把这个国家颠覆了,跟政治有关系吗?我们又不是像藏独、又不是疆独对吧?又不是东突,是吧?我们没有颠覆国家,背叛祖国,是吧?这样的一点点心思就是国民的责任和良知,对吧?一个普通公民对国家的情感和热爱和良知,希望我们的国家非常牛逼、非常公正、非常民主,人民安居乐业政府、安心执政,大家和和睦睦。我们多幸福多骄傲,走出去,我是中国人。现在政府做了很多好事对老百姓不会宣传。

个别部门个别地方稍微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引申到共产党身上去了,遮遮掩掩地不敢放。你大胆地放,疫情死了3万个就3万个,死了30万就30万怎么了?这是个病。我不是说疫情数据有假,我的意思是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就死了多少人,20万就20万。沉痛的教训,是吧?查!建筑物质量全部化验,有问题的追究责任,商人的责任和政府的责任全部追究。没责任的,那么地震的,将来我们建筑物质量,怎么样更提高建筑物的质量,怎么样防范这些自然灾害。你看政府也有面子,国民也高兴,老百姓也没有纠结,脑子里也不用猜测,没有障碍。

共产党现在到今天应该有这个自信了,特别是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手里边这么伟大,说实话给老百姓、给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完全有自信,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去探讨,放在网上大家探讨。探讨能把你颠覆了吗?手里有枪杆子吗?他们有组织吗?我看新闻上还说什么,美国人放什么屁,英国人放什么屁。人体器官这样的事情的确有,但是是个别法院串通私下干的事情。但是如果现在政策出来了,是死刑犯自愿捐献,所得的钱给人家死刑犯的家属,医院也不能走后门,按照等待换器官的人的排名顺序,由先往后走。谁的血型符合了,第一个先接受。我要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我现在全部放开这些东西,几个导演拍几个电影,拍几个纪录片能颠覆政府吗?

但是你的作品不能虚假,你不能光对着受害者的一面,那谁是施害者?真的施害者他就是施害者吗?是个别部门的原因,还是国家的问题,把这个弄清楚你再放出去。电影审查如果只审查电影是不是具备客观性和真实性,只要客观真实,ok全部放,这个时代就到了真正的时代了。

广电局的处长也没办法,上司给他下了指示:潘剑林的作品你给我控制住不能放了,他能怎么控制?我又没犯法、又没偷、没抢、没强奸。我就是个音乐家,写了一段音乐放出去了;我是一个歌唱家,唱的是歌,你不让我唱歌了;所以他只能去劝我。他明确说了,我看了你的作品,因为按他们的渠道釜山一放映他马上就有了。他说我们看了没啥问题,没啥东西,你那个片子里本身也没有啥,就讽刺了一下中央电视台摆着孩子们唱国歌做假的东西,然后说孩子死亡数据含糊不清。但最后我也没有结论,我的拍摄没完,没法拍了。

这就是我的经历,从一个偶然的冲动看了几部电影以后,从热爱电影喜欢电影到想表达到连打带骂克服一切困难拍了这么五六个小作品以后,最后绝望而归。

朱:那你现在还有继续拍电影的冲动吗?

潘:现在想拍我没有完成的愿望。我不想再拍这些苦哈哈、超级漫长无趣的东西了。因为生活总还要需要爱。我特别想拍一些反映家庭、伦理、情感、孩子成长的片子,类似诗枝裕和那样温温柔柔、清清淡淡地反映一个家庭的故事。最近我在攒素材,素材弄得差不多了,写好了看,这是一个正规的投资,正规的拍也不那么累,不用再强迫人家美术、骂着演员、绑架演员拍。

朱:挺好。过了10年了重新拍,应该是不一样的东西。

潘:对。该愤怒的还是愤怒,该冲动的还是一样冲动。但是我觉得人的生活需要温情,需要真正的情感,这是对你最大的支持和力量。如果生活失去温暖了,生活失去情感了,一切都没意义。名利钱啥都没意义。

所以我给好多新导演讲一句话,就是想想你拍电影或者拍纪录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做这个,想清楚了再去拍。别以为自己拿个摄像机很高尚了,你就是法官了,你就是道德的裁决者了,不是那么回事。记录一个东西,如果是你认为相对真实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的里外都弄清楚。共产党为什么要限制好多这些作品,因为它们真的是片面的。 这些作品出来就是体制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政党的问题。在中国政府就是政党,但实际上政府的政体,政策措施很多东西不是这样的。只是当地具体部门的这些人,因为他们穿着制服,拿着共产党人民的俸禄和薪水,那就只能把脏水全部泼到共产党的身上。我的说的这话,你说客不客观。

朱;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客观,但起码是你自己的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看法。

潘: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能够把我这种思想用更精妙的语言跟刻画的方式好好地写一篇东西出来,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这是我愿意跟你聊的原因,而且这些话全是发自内心的。共产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对吧?那么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对吧?你像电影审查就是共产党体制的问题,它应该自信大胆地去改良、放开,这些东西颠覆不了你。你从这个角度把它写出来,发到全世界给大家看。这是我个人全部的心路历程。

朱:心理脉络很有意思,你过去肯定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有机会你可以补充。

潘:再也想不出来,大概10多年了能想起来的就这点。这数据量已经很大了,你先整理吧,整理完了以后要是看需要什么补充的,还有什么合适的不合适的,我再给你讲吧。

朱:可以,好,我们先弄这一部分。

潘:我个人觉得我的经历是有意义。对从事影像的人来讲也好,励志也好,反思也好,怎么样去拍更好的作品也好,我觉得这些角度方面都是有意义的。

朱:对,是。

潘:还有一点就是在我拍电影的过程中,确实因为有很多喜欢电影的人无私地帮助我,对支撑我起到很大的作用。一个是算命先生宝通大师不停地鼓励,还有一个是著名剪辑张一帆,从我第一次《早安北京》开始,我那时根本就没什么钱,他已经是个有名的剪辑师了。我到他工作室去给他看了一点素材,我说你看就这点素材能不能帮我剪一下。他根本就没有提任何钱啥的,就义无反顾地帮我提供工作室、帮我提供剪辑室,他自己亲自指导剪辑,一直帮我完成了《流氓的盛筵》、《早安北京》、《谁杀了我们的孩子》。他不要钱提供工作室,去了以后还管我吃管我住,就这样支持,因为他喜欢电影,他欣赏我这种独立追求的精神,所以这也是让人生都值得非常幸福的事情。

朱:对是的。

潘:但是拍了这10年的电影,虽然最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未亡,但是我精神上这辈子干任何事情,永远心里充满了力量和正能量,和自信。什么都不怕了,包括死都不怕了。对生命也超脱了,这就是我的所得,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划出了30多岁到40岁一个男人最青春的十年的时间,房子也卖掉了,车也卖掉了,钱也花光了。但我从来没后悔过,这些东西给我带来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财富和最大的幸福感。

从40岁拍电影到50岁这10年,我一直觉得很幸福。我做任何事情非常自信的一点来源于电影给了我力量。一个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就是为了表达,表达里面有情色的、有性欲的,有冲动的、有暴力的,有温情的。用你真正的内心、发自内心地去好好表达就行了,其他的一切顺其自然地就会带给你。

咱俩聊了一下午的天,这些也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的感受,但是完全都是真实的。如果觉得对大家有启示,整理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失为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