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February 2021
“影像写作”工作坊之“热身谈”，谈了“立意”、“指向”，意识到有一个话题不能绕过去，此时此地展开的“影像写作”实践与探讨是有所指的，或者说是有具体背景的。意思是，这里挑起并展开的影像创作实践案例与探讨话题，不是发生在——南美一个影像训练工作坊，或美国一个大学纪录片课堂，或这个国某影像爱好圈。
一句话，不是泛指不是概括不是普遍真理，是落在实处双脚踩住的民间记忆计划。
此为“道路”。再具体落实下去，即回村，采访，记忆，拍摄创作贯穿其中。就我个人来说，被认作应当放在创作首位的“方法论”。
谈“道路”不可避免又会掉入说过N次车轱辘话中。这大概是没法避开的事吧。只希望这是一个“正在时”发生，碰上再谈可以谈出些新意。
民间记忆计划十年实践里，我无数次碰到疑问/质疑：为什么非得回村？艺术创作不是多元多种方式的吗？继续质疑就是诘问：一个人持续回村创作或若干人一样方式回村创作会不会导致作品“趋同/同质”？
回答第一疑问我先说一个作者例子，一个典型草场地例子。王洪军，邮件组“老人”应该都知道他，江苏金湖县人，80版，当过兵读过中国戏曲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说王洪军是“典型草场地例子”，即2005-2010草场地头五年间到草场地参加纪录片工作坊并拍出片子之人，王洪军是其中之一。
2008年草场地五月艺术节期间的纪录片工作坊，是历来参加者最多一次，当时用“开门”方式，即不问出身和来处也不挑选，报名即入，80余个报名者全部在场。王洪军也在其中。
工作坊主持是我和荷兰纪录片导演弗兰克（我和他在年初孟买纪录片电影节做评委认识，我和他一说草场地工作坊，他就说愿来，自费也要来）。布置给工作坊参与者的一个创作练习是五分钟短片“公共空间”（工作坊前完成）。王洪军带来的“公共空间”短片是“贾医生诊所”，镜头支在诊所看病墙上，正对坐医生面前患者，五分钟短片是一个个患者轮流进入画面，陈述病情，大概有五六个患者。弗兰克慧眼识珠，王洪军短片在工作坊放完即大叫：我想看四个小时！
弗兰克的这声大叫也叫出我的心声，接着引出王洪军夏天回老家县城继续拍摄两个多月，这期间我和王保持联系，保证两个多月拍摄都是“同一个镜头位置及景别构图”，之后王到草场地，吃住并用剪辑室两个多月，完成《贾医生的100个病人》，105分钟。片子在当年十月草场地交叉艺术节放映，之后在我策划的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从乡村到都市纪录片论坛”和广东美术馆摄影三年展纪录片专题“针孔”放映。接着又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
王洪军那期间算是草场地“模范生”，满面春风，前途广阔（看似）。接下来该拍什么？又是纪录片导演的常规问题摆在王洪军面前。如果选题正确并答题正确，等待着王洪军就会是一个电影节接一个电影节，可能获奖，再可能是提着钱包奔过来的人。王洪军的难题是，《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片子，可称“观念影像”，非常刺激，但也挑战王洪军接下去怎么弄。
和王洪军商量接下去拍摄是“县城婚礼”，他有一个哥们开影楼，婚礼拍摄不断，影楼有一个背景是西湖玄武湖紫金山等等风景留影处，对对新人或西服或长袍马褂（复古风）或军服依次进入画面，手法与“病人”一模一样。谈到再往后的题材选择，王洪军说，他还认识妇幼保健院、法院、殡仪馆，我们兴奋讨论，找到定点位置继续不断拍摄。我当时兴奋想到，王洪军的未来影像创作之路，就是独树一帜成为一个县城记录兼观察者，将一个县城的生老病死一网打尽。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县城纪录片人”。
王洪军的故事后来走向是，回到金湖县城开始还有些消息，后来渐稀。某天发来封邮件，说头天晚上和一帮朋友吃饭喝醉吐了一夜，醒来恼怒自己拍片懈怠轻易向现实低头。再隔一久，又收到邮件说去朋友公司做副总经理，说等生活落定就专心拍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消息，但人还在邮件组中。
2010夏，民间记忆计划开始。我想起王洪军和我说过，他父母是从村子里挪到县城的，民间记忆计划会不会有可能把王洪军“捞回来”，我和王洪军写了封邮件说这个事，他回复说愿意的。但之后没有进一步具体信息传来。
这样就到了2012年底，南京独立影展把民间记忆计划片子作为专题放映，我和四个作者去了南京。王洪军知道消息，从金湖到南京，见到，脸圆了一圈肚子大了一圈，真的是一个“王总”。王洪军在南京和我们待了两天，沉默，寡欢，心事。说起他的生活，结婚，生了一个女儿。
南京一别再没见到王洪军，也音信全无。这是王洪军的道路，不管是他选择还是“被逼”，总是他自己的生活，旁人没必要评价。只是因为王洪军和草场地和我2008有过这么一段交集，并有过《贾医生的100个病人》这么一部曾经让我觉得觉得脑洞大开的“观念+实验”影像（以后在国外影展还碰到人问“那个拍Dr. Jia的人怎么样啦？”）。有时会假设地想，王洪军影像创作被阻，问题出在：王本人？我？草场地？
问题是，“王洪军”不是孤例。类似王洪军（参与草场地工作坊并完成片子然后消失）者，数下来还有：
宋田，《天里》（2006，获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处女作奖”），《花朵》（2008）
谢丽娜，《妈妈》（2007）
刘衡，《回到达县》（2008）
刘洋，《光头》（2008）
……
以上是2010之前，不包括之后，也不包括草场地之外和我有过交集的其他拍过片子的人，这个群数量更大，拍过一部片子即消失，或两部或三部后消失，总之“消失”就是跟下来的结局/命运。
九十年代初至今30年，多少曾经相当活跃勇猛影像创作者尔后消失者（各种原因或不详），我熟知部分并交往过密，才华超常，自信满满，目光炯炯，感觉未来的中国塔可夫斯基戈达尔大卫林奇正在冉冉上升……后来是，石落深堑寂静无声。
学者朱学勤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大意是，万马齐喑文革年代，民间底层暗藏一些思想者，虽人数极寡但真实存在过，思想传递一律在私底进行，比如谈论，信件，传单。这些思想者的存在是顶着坐牢甚至杀头风险（如“出身论”作者遇罗锦），可见那个年月的冰封雪冻，但“思想者”并没有被赶尽杀绝。九十年代至2000年左右思想界相当活跃并有影响力（自由知识分子类）的朱学勤说，当年他被启蒙就源于那些“民间思想者”。
朱学勤写这篇文章起因是八十年代过后进入九十年代，那些曾经的“思想者”几乎是集体失踪。朱感慨，文革那种严苛到风声鹤唳时代这些思想者都扛过来了，怎么冰消雪化（当然不是彻底）时反而消失了呢？朱在文中说他有一个冲动是“寻找思想失踪者”。
读朱文我也被唤起冲动去“寻找影像创作失踪者”。我还想过，我可以端起摄像机边找边拍边写，完成一部“寻找”片，可能还有一本书。
这事后来没有变成动作。原因是，我觉得费力伤神去找那些“失踪者”不如往前去“发现新生代”。“发现”不是荒野沙漠乱石滩中去“找”，是铺出一条路，道路逐渐延伸（建立）中，踏上路者一个跟一个，“发现”即在这个过程中。这就是民间记忆计划发端。
补充一句。我曾经也差不多跌入“失踪者”之列。前几天为《南方周末》写稿来采访的余雅琴说到2000年后我的影像创作跌入谷底，对之前的“纪录片”方式厌倦远离尚未找到新路，这个半沉半浮（实际是濒于沉没淹死状）持续差不多快10年，除一部告别从前纪录片路数的《操他妈电影》，就没拿出说得出口的片子。
所以我也几乎靠近另外一个“王洪军”。最终我逃避王洪军结局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民间记忆计划，我也成为“回村者”之一，回到云南我18岁（1974）当知青四年的村子，并完成《治疗》一片。我十年沉落后创作苏醒，唤醒者就是民间记忆计划。
这是我的影像创作沉落挣扎史。
2010是一个关键年头，我，水面挣扎，不甘心“沉没失踪”；他/她们，新一拨想踏上影像创作路的年轻人（80版居多）。
聚在草场地，比我年轻20多30岁人问我：应该怎么选题？
我问自己：我该如何跨过“继续影像”这道坎？
相同创作问题，落到新人和我这个濒于沉没“老人”头上。
2010之前，草场地与瑞士电影协会合作，每年两次瑞士纪录片导演带片子并做纪录片工作坊，巨大优点是，专业提升并带来开阔视野，定居日内瓦的以色列裔导演恩娜的“历史观”与“记忆点燃创作”是一个典型例子。草场地常发生的有开始但无终止时间的马拉松工作坊，有一天竟然持续到凌晨三点，焦点问题来自恩娜对面前中国年轻人的质疑：你们对中国最近60年（1949后）历史知道多少？
土改？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革？父母出生村子在哪里现在变成什么样？爷爷叫什么名字生于哪一年？奶奶呢？外公外婆呢？……大片空白，大面积沉默。
那天持续到下半夜的工作坊显露出“饥饿感”，对历史的饥饿，对记忆的饥饿，对寻找从前寻找前辈的饥饿，这种“饥饿”超过了对创作的饥饿，继而铺垫出当年夏天的“回村”之路，并命名“饥饿计划”。说法是，因为饥饿，所以我们上路。
以上是说了N遍的故事。是的，创作路无数条指向罗马。民间记忆计划明确的是脚下踩的这一条。所以每当碰上欲上车者都会被告知：这是一辆驶向“村子”的车，不会直奔戛纳威尼斯。就是告诫：别上错车，彼此不要浪费时间。
备有最大自由度的个人影像实现手段，身置历史悠久人生事态丰富广阔深不可测之村子，一个影像作者可以走多远并多深？
现暂无答案。不过路在走着。
我们这个创作群有在村子生于斯长于斯（最长70年）并拍了10多年的老村民作者（比如70高龄邵玉珍），有跟随民间记忆计划回村采访并创作10年（比如章梦奇）、8年（比如胡涛）、2年（比如郝永博）、1年（比如俞爽、高昂）……作者。每个人都可能是提供答案的人。
挑出若干个案说下——
邵玉珍，今年70，土生土长北京顺义沙子营村人，2005年参加草场地工作站村民影像计划，拍出自己的第一个短片《我拍我的村子》，以后持续拍下来，至今15年，以“我的村子”为题完成7部长片。她刚刚完成的新片《我的村子2020》，又是一部鲜明“邵氏影像”标识。“恐怖疫情”以它最日常方式潜入“沙子营2020”，邵玉珍以她惯有方式“打开镜头”记录，一种最日常人生和最普遍人性露出本来该有的样子。这是典型的“我拍故我在”之“邵氏影像”，片子看下去，在貌似“超自然”影像中，我感悟出一种“邵氏表现主义”
章梦奇，持续回村10个冬天，她正在自己回村第十部“47公里系列”影片剪辑中。或许十年是一个注定“转折期”，或许2020疫情“逼迫四季在村”并产生一种催化剂，2020的10月，在47公里有天晚走路，梦奇说她想到她未来的村子拍摄会是一种“编年史”方式。听到这种思路我脑子有爆炸感。
回村两个冬天并拿出处女作《告别19岁》的21岁美院毕业生郝永博，意欲挣脱“美院怀抱”走上回村创作“道路”，接下去“104岁太姥姥”是他的第二个创作攀爬台阶。让人乐观想象的还有，小博有想法在村子建立“郝赵庄博物馆”，利用自家闲置房子做场地，看得见摸得着的动作实现。“以行动带动创作，让自己的创作与村子现实改变卷入一起”，这是民间记忆计划的“在村实践与创作并行”方式。
还有一个创作案例特别值得提到，身处四川米易县城的洛洛，人过中年，退休，和影像和创作无关，照顾90岁父亲，疫情期间对病毒攻击担心害怕并至恐惧，表现为：父亲出外回来消毒鞋底，和外地女儿电话叮嘱；不敢去市场，不敢出门，不敢打开窗户，夜里睡不踏实，被各种恶念缠绕；恐惧发展到神经紧张，担心自己，担心父亲，担心家人，担心一切要担心的东西，并没完没了……洛洛是2020病毒攻击处境下普通人之一，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和洛洛有类似处境与心境。身处病毒攻击下的洛洛，与民间记忆计划相遇并学习用影像创作来帮助自己“跨越非常时期”，之后完成人生58年第一部影片《洛洛的恐惧》，一种“洛洛式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