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自述

我没想到会拍二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街上的供销合作社变成卡拉OK和桑拿时，整个社会变得陌生。我想知道故乡还会陌生到什么程度。 对渡口三个下岗家庭的跟踪拍摄，在我离开故乡之后，变成一年四五次的返乡记录。我在故乡的各种空间中行走，和三个家庭的老少相处，而和贺国平在一起吃饭的时间最多。

一开始的拍摄动机是“转型期的人生和人心”。在一个大家都下岗的危机时刻，对事件的记录就是对人心的记录，而时间让人生绵延。如果说一开始的观察方式主要是社会学的，那五六年之后，我开始对“人的状态”有了兴趣，这是一次改变。

实际上，这二十年“拍什么”没有变，而“怎么拍”一直在变。本世纪初，大量类似我的直接电影出现后，我对自己的方式产生疑惑。又过了五六年，在思考“怎么拍”时，我开始反思直接电影，对电影新的可能也有些琢磨，开始对诸如私影像、家庭影像、散文电影与论文电影有了开放的态度，但要形成自觉的方法尚需时日。一方面，我对生硬维新保持距离，但同时，我相信来自内部的革命更有意义。 很明显，作为方法的阶段性，《渡口编年·贺家》是一部片子的内部存在。而关于贺国平，我想应该有一篇关于他的长文。《渡口编年》是一组电影，现在的贺家只是其中的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