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自述

1997年，陈虻、林旭东在北京搞了个国际纪录片研讨会，第一次见到怀斯曼和他的片子，也见到了小川绅介的片子。我那时，满脑子“社会”、“历史”，决心和我过去的“形式主义”的先锋艺术告别，用纪录片这把刀子直捅“社会”心脏。于是，1998年有了《渡口》，1999年有了《迁镇》，我从来不承认这两部片子是“体制内”的，就像我从来不承认有任何片子是“体制外”的一样，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谁都别把自己洗得太干净，我喜欢自己身上的“赃”。

有关国企倒闭、城镇拆迁的题材在《渡口》、《迁镇》前没人涉及，而此后是一片狂潮。“反动是唯一的出路”，出于对纪录片作为一种“手艺”的尊重，拍完这两部题材激越的片子后，我在考虑朝三个方向突围：第一是从“现实主义”重回“形式主义”，于是有了《典型》；第二是从“向外”转向“向内”，于是有了《回到原处》；第三是保持“现实主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干一部片子—《渡口编年》，做干货。

我们这些从八十年代过来的“文艺中年”，都喜欢唱一支叫“新的总是美好的”歌。其实，看看曾经意气万丈的先锋文学，在今天已经“新”成咋样了，就该警惕纪录片界的维新运动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拍机构，还没有一部超过怀斯曼老爹，而德巴东和菲利贝尔的法国手艺，别看你手里拿了多少纪录片“奖杯”，还远着呢，兄弟！我自己就是个学徒，我愿做怀斯曼老爹“青藤走狗”，做德巴东和菲利贝尔的“跟风小弟”。至少玩一次吧！

在中国，拍机构，我不会拍街道，也不会拍中学，更不会拍医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新闻机构，这是机构中的机构。跟怀斯曼不同的是，我自己就在这个机构里。跟怀斯曼的“外科医生”不同，我自己就是“病人们”的一员，在人群中端着镜头，我会喊：让你们领导来见我！当人们说，电视台是婊子，我会说：这里有无耻也有无奈；看着那“一地鸡毛”的相互撕咬又相互拥抱、相互折磨又相互抚摸、相互监视又相互勾结，我在问自己：哪儿不是这样呢？于是有了这部纪录片。三小时十七分，占用大家喝酒和做爱的时间，真是太无耻了。 需要补充的是，我并不反对维新，“寻找纪录片艺术的可能性”嘛，我还想像自己像古代炼丹师那样搞一堆石头烧出仙丹来，真的，不骗你，眼下我正把镜头对着自己的屁股猛轰，我要拍一部叫《出窍》的片子。“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纪录片，谢谢！我也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