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Contemporary Art and Investment in the 10th issue of 2008.
国内现在定期举办的独立影像展,除了南京,还有北京的宋庄和云南。宋庄一年两次,云之南两年一次。云之南是专注于纪录片的。此外在北京还有吴文光主持的草场地工作站,也是观看和讨论独立纪录片的重要场所,它现在越来越以培训青年作者的工作坊为重点。在这样的分布格局当中,南京CIFF的位置显然举足轻重。 组织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谈及过去,他们总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主要的策划和组织者曹恺自己都感慨,“居然就撑到了第五届,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南京在民间影像的传播和推广上是一个有传统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末,卫西谛和几个年轻小孩就已经把“后窗看电影”的放映活动组织到了新街口的电影院……CIFF在今天能成长为中国独立影像的一个重要阵地,不是毫无基础和来由的。
坚持到现在,CIFF的规模与过去相比,自然已不可同日而语。首先它从去年变成了竞赛性的,其次整个影展结构,包括评委的组成,也昭示出主办方希望将影展做得更加专业和国际化的企图——或者这并非哪些个人的企图,而是大势所趋。独立电影自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在一个国际化的语境当中被展示和讨论,在差不多20年后的今天,本土的推广活动与这个语境对接,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对于CIFF,对其它的推广机构和平台也一样——它更是独立电影的发展态势所提出的内在要求。
这个要求正在获得不同方面的回应。今年CIFF的表现,则是组织了一场有关中国独立电影推广的论坛。论坛长达一天,国内和国外的代表一一介绍了他们的机构和电影节,最后以观众的提问“什么是独立”作结。他们的疑问并没有获得满意的回答,这个论坛也实在不比当代艺术圈里那些开幕展上的研讨会更具实质性内容——可能在组织者看来,这些人能坐在一起本身就意味和预示着一些东西吧。
但这还不算最尴尬的。本届南京影展,最令人觉得尴尬的是观片条件的差和放映场地之间的远。所有的放映都安排在大学校园里,南大的两个主场地就是两间课室——其中一间酷似练功房,都是已经很老化的投影,影像和声音质量根本无从谈起,DVD放映也非常不稳定——有些碟就碰到读不过去的问题……有的影片安排在江宁和溧水,去那里看基本不可能——太远了,除非当作郊游。
坚持当然需要一种精神。独立影像的推广,至今已经快要十年。从最初的酒吧放映到组织电影节,这中间包含了不少人持续的努力。那时候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东西?至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暂时就不用讲究了(很多放映其实条件并不差)。但今天,当一个电影节可以有几十万的预算,已经做到这样规模的时候,要求给观众和作者提供一个基本的质量保证,算是过分的吗?可能这些并不影响半坡气氛的热烈,毕竟这些独立电影工作者们能聚在一起的机会很少;而且谁都知道组织一个电影节头绪纷繁,有时很难做到兼顾;但在南京的观影感受还是让人非常迷惑:组织者对此到底有多重视?这么大的一个南京,找到一个过得去的场地就这么不可能吗?
这不是细节,而是一个电影节立足的基础。但这不是南京CIFF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也不是最复杂的。不惟对南京影展,对其它类似的推广机构和平台也一样,可能更加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找到并建立一套恰如其分的模式,更加有效地介入到中国独立电影的生态当中并促进它的发展?或者更简单地说,每一个电影节或推广机构,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份?这其实是这一阶段的独立电影推广工作,无论自觉与否,都必须要去面对和回应的问题。
又或者,建立一套模式并不困难,正如现在的南京影展,从海选到评奖,已经有能力在一个基本确定的架构里运行;那么接下来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是组织者贯彻到这个模式当中的方法和理念,尤其是,这些方法和理念是否来自对中国独立电影现状的准确判断同时又可以对这个现壮作出有力回应——从近一两年开始,它正在生发出更多层次,制作到发行也正在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电影节的追求,不仅停留在放片,那么它就有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提示并参与到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描述出一种处境使人自觉也同样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南京独立影像年度展显然还有丰富余地。如果有些问题属于细节的确可以不谈,组织者自己肯定也有意识;那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关于选片和影展结构其实可以有另外的思路。曹恺是有当代艺术工作背景的,好像是作为CIFF的特色,他常强调这里的选片人不固定,而作为主要的组织者,他和张献民也放弃了这种权力——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这是一个时髦的概念,产生于当代艺术领域对策展人权力的反动。但独立电影展不是当代艺术展,对现时的独立电影来说,那还是一个相当空泛的词语——不空泛的是,相对于充满活力的创作实践,这个领域缺乏尺度,缺乏判断,尤其是坚定而且鲜明的。影展是表达这种判断的重要途径,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态度与倾向。一种带有明确判断的本土视点,不仅对创作有意义,也会与西方电影节代表的西方视点构成平衡——独立电影的生态,因此才可能是健康和完整的。因此最能够体现一个电影节趣味和倾向的,首先不是竞赛单元评委,而是选片委员会成员;这些成员固定,一个电影节的方向才不会摇摆不定。
CIFF给人留下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对剧情片的侧重。它的竞赛单元,没有包括纪录片。这种安排也许是本能地考虑到了宋庄和云之南都有针对纪录片的评奖,从激励剧情片创作的角度,也并非不可理解,它也因此可以在策略上与国内其它独立影展有所区别。但无论如何,一个事实是:独立影像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被排除在了这个影展的评价体系之外。然后这个事实背后透露出的电影观念,依然是局限老套有区别的:它其实是在加深作者和观众对纪录片已有的成见,而不是试图去打破它。但实际上最近两三年的国际电影节,不区别剧情和纪录,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都作为电影去观看和评判,已经不是一个多么有创造性的新思路;如果承认生活有时就是电影,纪录片只是在这个现场里经营和调度,它最后一样表现视点和观点,那这种做法其实无须更多解释。 现成的例子就有法国的马赛和南特,以及韩国新生的首尔数字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刚举办两届,都把大奖给了于广义的纪录片,去年是《木帮》,今年是《小李子》)——它们都在与时俱进,试图顺应当代电影的发展找到新思路,这里却还在墨守成规,而中国的观众,包括所谓专业人士又是最需要纪录片教育的——可以想见这样操作可能激发出的讨论吗?呈现那些呈现了当代中国现实和生存经验的影像, 努力超越各种有关电影以及那些影像的狭隘理解,都是需要勇气的,也是对一个独立电影节具备何种视野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