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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Jishan’s 1980s: The Prequel of 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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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e Economic Observer in January 2014.) 一 我在这个冬天(2013)与米家山导演相遇。岁末呈现的文化方面的公共议题,多与他有隐约的关联。例如王朔、冯小刚模式、文革武斗、忏悔,都是最近文化热点,而米家山参与了1980年反映文革武斗的电影《枫》的制作,他前年又有一部关于文革武斗的电影项目被叫停;他的《顽主》则曾经在银幕上最准确地诠释了王朔精神⋯⋯书写电影史的这些部分,都绕不过米家山。当然笔者急于和他做一次长聊,则是因为在和他之前的一次谈话中,他无意中说到80年代被毙掉的两部电影:《不沉的地平线》和《你没有16岁》,虽然两部片子已于1994年解禁。 我们谈禁片,多谈独立电影出现之后也就是1990年之后的禁片,视野很少向前延伸。禁片之所以重要,因为他明确显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边界和社会控制的秘密,但是让研究者为难的是,这些控制信息很少对外公布。一方面也许有严肃的原因不能发布,另一方面则可能害怕对外发布,会让人觉察到审查的随意性。当我多次在不同场合看到电影审查员宣传自己如何审判电影,如何让《无人区》里的车牌改换的时候,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一种让人无法舍弃的权力快感,笔者也从中看到了一幅蛮荒景象:那是一个生命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无端压制。他们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的力量,却以抽空他人主体性的方式满足自我权力的欲望。 而笔者最近的研究,则是关于80年代中国电影主体性,以80年代电影人的主体性作为研究的主要指标。有人对这个课题表示质疑,认为主体性研究类似于电影的作者研究,而中国电影在80年代的特殊的制片厂体制下,如何能形成电影作者?又如何体现主体性?!虽然电影作者并非不能从制片厂体系下产生,但笔者仍然有过类似的自我怀疑——80年代的小说作者可能实现相对充分的主体性,电影则不仅仅受到其工业本性的控制,还要受到来自于80年代中国制片厂体制和社会主义文化管理系统的制约,当笔者说到主体性的时候,其实是将我在这些年所从事的独立电影的研究方法带到80年代的电影研究当中来了。 但这并非一个错误。我强调这里的主体性研究不是大师研究和传统意义上的作者研究,而是对80年代电影人的主体、自由和创造力实现度的一种考察。纵使主体是完全被压抑着的,我们也要勾画其中的轨迹。同时,笔者重新去和那些电影人见面,交谈,越来越愿意相信,即使有行政命令干预,有内化到潜意识深层的体制压抑,但是这一切强制性力量,仍然要经过创作者身体的转换。另外,80年代强烈的新启蒙运动,已经让一些有相对强大自我的创作人员在其电影作品中留下了主体性痕迹。笔者找到了很多案例,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个性,获得了电影史上的新材料,并发掘出80年代电影格局下面有一个隐藏着的电影自主化思潮。我愿意强调在老制片厂体制下,主体也曾有一定的发挥空间,这就让我们不把80年代电影仅仅看作一个体制内的被动产物,而是将之看作一个个体与体制禁锢奋斗的战场,这也是在说明,当时的电影人对中国电影文化的成长和电影主体人的进化、对于突破意识形态枷锁,负有一定的责任。 而最近笔者仍然用主体性这个指标,去衡量当下电影文化。米家山此次自川来京,一个原因是为张国立过生日。他说:“冯小刚这次当着很多人的面跟我说,《顽主》才是冯小刚《私人订制》这种模式的祖师爷。” 冯小刚多次表达《私人订制》让他赖以自豪的,是他认为此片至少讽刺了权力。恰好笔者也参与了关于《私人订制》的讨论,数周前一位周刊记者采访我,让我评价今年的几部电影,我认为郭敬明《小时代》是90年代以来以消费主义压抑批判性力量的政治文化的嫡生子,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青年的不革命性”,而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则是“讽刺了权力,讨好了权力者”,《私人订制》恰好是对《顽主》这种电影模式的背叛。当然这都是题外话。重要的是这次,我在和米家山的接近四个小时的聊天中,对于当下某些电影娱乐现象,获得了更多的历史眼光。而米家山,正是笔者一直想去找寻的关于80年代中国电影人主体性抗争的最佳标本。 二 […]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From a Modernity Perspectiv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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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27, Lu Xun created his famous imagery of “wild grass” in the preface of the same titled essay volume: […]

Film as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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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is a review written for the 5th Yunfest in March 2011 at the invitation of Heyuan. 注:本文是2011年3月,应和渊之邀,为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所写的一篇述评,基于那一年度的选片,谈那一时段的创作状况。多年以后回望,对独立影像而言,那是一个堪称巅峰的时刻,不仅是作者和作品序列呈现出的丰富和力度,也包括“云之南”作为一个影像活动――实际是电影节的建制,在策划,组织和执行上,显示出的效应和活力。一个通过纪录影像连接起来的文化社群正在形成,并稍具规模,其间自由交流的气氛极具感染力,而令人伤感的是,它没有能够延续。之后两年,第六届“云之南”努力过,但并未能成功举办,再之后,它和其它独立电影节一样,在这个国家的文化场域中,被彻底删除掉了,且无从恢复。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记述的,可说是一种déjà vu,曾经来过的场景。 […]

Can we ask fo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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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Contemporary Art and Investment in the 10th issue of 2008. 国内现在定期举办的独立影像展,除了南京,还有北京的宋庄和云南。宋庄一年两次,云之南两年一次。云之南是专注于纪录片的。此外在北京还有吴文光主持的草场地工作站,也是观看和讨论独立纪录片的重要场所,它现在越来越以培训青年作者的工作坊为重点。在这样的分布格局当中,南京CIFF的位置显然举足轻重。 组织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谈及过去,他们总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主要的策划和组织者曹恺自己都感慨,“居然就撑到了第五届,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南京在民间影像的传播和推广上是一个有传统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末,卫西谛和几个年轻小孩就已经把“后窗看电影”的放映活动组织到了新街口的电影院……CIFF在今天能成长为中国独立影像的一个重要阵地,不是毫无基础和来由的。 坚持到现在,CIFF的规模与过去相比,自然已不可同日而语。首先它从去年变成了竞赛性的,其次整个影展结构,包括评委的组成,也昭示出主办方希望将影展做得更加专业和国际化的企图——或者这并非哪些个人的企图,而是大势所趋。独立电影自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在一个国际化的语境当中被展示和讨论,在差不多20年后的今天,本土的推广活动与这个语境对接,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对于CIFF,对其它的推广机构和平台也一样——它更是独立电影的发展态势所提出的内在要求。 […]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nd 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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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in Japan is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in Asia and one of […]

On Get it Louder: What Can We Expect from Independent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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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In response to Ou Ning’s invitation,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in May. 2007 and published in the catalogue of […]

Interview with Wang Bing: I’m a Conser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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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at the invitation of Capricci, France in the spring of 2012. Capricci is a film production […]

On Three Sisters: Burning Som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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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LEAP in March 2013.) 王兵坦陈,把他带到滇东北区域的,是已故作家孙世祥的《神史》。经一位朋友的推荐,他2005年就读到这本小说,2009年他去到这位作家的墓地,途中遇到了他后来电影中的人物,英英,珍珍和粉粉姊妹三人;当时他就拍摄了一部18分钟的短片《喜洋堂》,提交给西班牙的一个电影项目;之后2010-2011年再次回去拍摄,才发展成了现在的长片《三姊妹》。 这部影片在国内显得无声无息。但实际上,自从它在201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力挫一系列剧情片,获得地平线单元的最佳影片奖,王兵的这部新作在接下来的电影节游历中,几乎就成了一部所向披靡的作品:只要它获得了竞赛单元的准入,必然是无往不胜,有时还不止一个奖项,从里斯本,南特到迪拜,弗莱堡,都没有例外。得奖当然只是一种旁证,彰显了这部纪录片的力量。但如果说《三姊妹》必然会在当代电影序列中获得一个鲜明的位置,那是因为它自身的品质——哪怕这一点在中国电影的语境中,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三姊妹》是一部简单的电影。它没有王兵之前的作品,如《铁西区》那样的庞大和复杂;也没有《和凤鸣》和《夹边沟》那样直接或深厚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它拍摄了三个孩子,她们分别10岁,6岁和4岁,在滇东北大山深处,一个海拔3200米高的村庄里,独自生活。她们的妈妈走了,爸爸在城里打工;她们在大伯家吃饭,也帮忙干活儿;有一天爸爸回来,走时带走了两个小的,只留下英英一人;英英去学校读书,也拔草和放羊;一个晚上爷爷带她去邻村做客,村民们谈起了“新农村建设”……爸爸负担不了城里的生活,带着两个孩子,以及另外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回到村里,六个人一起,又开始了循环往复的生活。 《三姊妹》的叙事,遵循日常生活的节奏,如流水一般展开。它没有试图去建构更强烈的故事,比如引导人物去解释他们的处境,或诉说他们的感受,他们只是活着,劳作,如他们所是。王兵和他的工作伙伴置身于这样一个现场,只是沉着的观看。他们看到的,主要是吃饭和劳作的场景,除此以外,似乎没有更多的内容,因为这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这中间的停顿,或是那些孤独的时刻,摄像机也以一种作者的敏感,把这样的气息描绘出来。其叙述方式类似于文学中的白描,小说《神史》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它叙述了30年间一个村庄庞杂的家族关系变迁和一个个人的成长史。《三姊妹》犹如对《神史》里面若干章节的影像诠释,带着王兵自己的感性。它的笔触聚集在一个家庭里的几个孩子身上。如果看过小说,就不会对她们的境况感到十分意外,令人意外的只是,书中描绘的场景至少已在20年前,这种境况显然在今天并没有任何改变。唯一不同的只是,如果从他者的角度给她们命名,有一个新生的词汇叫“留守儿童”;但这个与一个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相伴生的词汇,用在她们身上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因为她们所在的时段与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一再论证的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如果不是看到,便不会通过想象达到;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她们并非特例,片中出现的另外两个男孩,大致相同的年龄,也是同样的处境。 如果谈及伦理,这也正是这部作品,以及王兵其它的作品,还有这个时代大量独立影像作品所秉持的,他们在观照那些被忽略,被遗忘的人,他们的存在通过影像被确认;这种观照,并不因作者感情的收敛,就变成旁观,“旁观他人的痛苦”(苏珊・桑塔格的话语,在放映现场被一位观众用来质疑作者的拍摄伦理),恰恰相反,它是在传递。它试图通过摄像机逼真地再现另外一个世界的形象和轮廓,让它在电影里被再现和打开,因为那并不 是一个我们了解和习惯观看的世界。 这种再现对于王兵而言,没有感伤,也没有愤怒或者悲悯,这些感情在那样的现实面前,似乎都太容易了。这是他作为一个作者的气质。他只是进入现场,诚实地看,试图看到深处。他常常使用中景,从一种不远但也不十分亲密的距离,来描述他所看到的生活。他试图在一个画面里,尽量完整的再现人物关系以及人和环境的关系,这一点无论在光线暗淡的室内,还是人物穿行的村中间,或是干活儿的山坡上,都有所贯彻;也正因为如此,当这样一种镜头语言被打破,摄像机从更近的距离,更专注和清晰地看到英英脸上的神情,那种神情,就仿佛隐藏着她生命的全部秘密,无法解读,却又令人久久不忘,它赋予画面光彩与活力,就如同光亮会从敞开的門口透进屋内,或是从屋中间地面上拢起的火堆里燃起,《三姊妹》自始至终,几乎每一个镜头,都是这样的美感与痛感交织。它是导演看待这样一种存在的视觉方式和情感态度,也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感性。 王兵并不掩饰,他的拍摄其实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另外一个独立电影导演黄文海作为摄影师和他一起工作,两个机器,两次去到那里,加起来可能一共也不超过20天。但作为影片的《三姊妹》,却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实际工作时间的电影的时间感。它开始于漫山都是绿色的季节,结束于冬季,灰黄的山坡上还有未消融的积雪。人物的生活,也经历了几次阶段性的演进。仅仅从影片内部,其实看不到影像构成的仓促,相反,它在从容的描绘这些人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像电影里呈现的,这种生活没有变化,也看不到转机,其中的人们,只是在浑然不觉地承受。 《三姊妹》的确呈现了一种困窘不堪的现实,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一部描述贫穷的电影,那显然太局限了,也近似于曲解。作为一个纪录片文本,它包含着王兵对于电影的理解和理想。他并没有强调这个作品可能具有的现实针对性,而是遵循另外一种途径,把一种人的存在,从那样困顿的现实里面提取出来,让它成为一种美的形式;当这种美的形式成为作品的质地,它与这个现实本来具有的属性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三姊妹”,尤其英英,是在这种对比当中,获得了动人心魄的力量,甚至变得不朽,这就是影像赋予她们尊严的方式。

A Portrait of Wang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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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ext was contributed to Mousse 58 for the feature on Documenta14 in 2017) Wang Bing gained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

Interview with Wang Bing: To be More Inclusiv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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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Paris in April 2019.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e “Single Reading” after the premi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