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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头接受从天而降的命运——纪录片《天降》拍摄缘起和导演阐述

编者的话 

《天降》(2009)已经问世十三年了,导演张赞波偶然间翻出当年写的这篇文字,觉得它保留了刚拍此片时的一种心境。该片对导演而言,不仅仅只是一部作品,也标志着他独立拍摄生涯的开端,以及将创作重心转向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顽强生活着的人们的开端。拍摄结束十余年来,张赞波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火箭残骸对落区民众生活影响的关注,在这篇旧文末尾附上了自己历年来收集的火箭残骸落区的信息,并将持续更新。

张赞波简介:独立电影导演,非虚构作家。长篇纪录电影作品有《天降》(2009年)、《恋曲》(2010年)、《有一种静叫庄严》(2011年)、《大路朝天》(2015年)。短篇纪录/实验作品有《得和路243巷28弄3号》(2010年)、《红白蓝》(2011年)、《当谈论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有名的火焰》(2011年)、《消失于青草、荒草与浮萍之上》(2011年)、《春山来客》(2022)、《春行即景》(2022年)。2014年8月在台湾出版非虚构著作《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2015年11月更名为《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记事》在北京出版,两个月后被中国当局封禁。

 

《天降》海报

 

诚如著名的“蝴蝶效应”所昭示的那样,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许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尽管有些事情看起来彼此无关,却暗自相连,相互影响。只不过在这些联系和影响中,有些是直接、显性、平淡无奇的,而有些却是如此潜性、隐秘,让人无比讶异。毫无疑问,湖南绥宁县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北京奥运之间的联系就属于后者。

在中国,几乎每人都知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知道北京奥运,但是,离西昌近一千公里、离北京近两千公里的绥宁却鲜为人知。那么,绥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绥宁县文化局提供的一份文件上是这么写的:绥宁县位于湘西南边陲,古属荆楚之地,宋元丰四年(1081年)建莳竹县,祟宁二年(1103年)改称绥宁;全县总面积2927平方公里,其中山地343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72.95%。全县辖25个乡镇,人口35万,其中苗、侗、瑶、壮、回等15个少数民族(主要为苗族)占总人口的61.3%。绥宁县是全省、全国的重要林区县,森林覆盖率达73.6%,因此被誉为“神奇绿洲”……

显然,单是以上文字描述出来的绥宁并不会进入我的视野,更不会进入我的摄影机。我之所以拎着摄影机从奥运气氛日渐浓厚的北京奔赴千里之外的偏僻的它,是因为我无意中获知了它隐秘的另一面。

2008年6月9日,作为一颗直接服务北京奥运节目直播的通信卫星,“中星九号”广播电视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上天。这也标志着“举国期待”的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对此,各类媒体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报导。我在六月底的时候意外地读到了其中一则,它就是供职于湖南某媒体的我的记者朋友非牛撰写的《天上落下这么大的把戏,还是小心点好》。这篇文章有着不同于其它媒体的视角和文风,揭露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发射“中星九号”卫星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一级残骸大部分降落在湖南绥宁县。

这篇报导彷佛给我打开了一个潘朵拉魔盒,让我更吃惊的事实接踵而至:这并不是残骸第一次光临此地,从1990年开始至今,来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火箭残骸曾十多次降落于此;它也绝非不能预料的偶然事故,绝大部分面积位于绥宁境内的一片长四十公里、宽二十公里的标准矩形区域,成为了航空决策者和科研者口中的“残骸落区”,从此,矩形区域内的近八百平方公里、十一个乡镇的十六万余人就集体背负了“天降残骸”的命运——让我忍不住想起那句著名歌词:“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只是这一次,究竟是谁、于何年何月何日划出这个危险的长方形我不得而知。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从天而降的火箭残骸打破了当地人贫穷而平静的生活,损毁了他们的田地和庄稼,击穿了他们的屋顶和横梁,砸死了他们的牲畜和树木。其中,最惨痛和最不幸的记忆,是在1998年5月30日(正是南方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之一端午节)的一次下落中砸死了他们的孩子——一位正在念初中二年级的十六岁少女。那颗带来死亡阴影的上天卫星,叫“中卫一号”通信卫星。这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成以来的第二十八次发射,也是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五十二次飞行,是火箭残骸第五次降落在绥宁。

砸破屋顶的火箭连接杆

被火箭残骸砸破的屋顶

 

个体的惨痛经历让人难以忘怀。但说实话,在看到报导的那一刻,集体命运更使我震惊和关注。它引起我的思考也远甚于那些个体和偶然。因为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火箭残骸是降落于空旷的“无人区”,比如荒漠和大海——官方就是这么宣传的,却万万没想到,它竟然会是降落在这样一片人类正常栖居的“有人区”——而且,绥宁就紧挨着我的家乡新邵县,两者同属一个行政市邵阳市,相距只有约两百公里,而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和我的家乡一样,这片土地属于官方口中的“老少边穷”(指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和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统称),贫穷而平凡,世世代代以来,人们聚居于此,鸡犬桑麻,婚丧嫁娶,生老病死。

但从某一天起,生活突然就变得有所不同,天上时不时会有奇怪而危险的“天外来客”降落。尽管对于每次卫星发射和火箭残骸降落,官方几乎都有事先通告,也会“疏散”民众(不知为何,在初次降落的1990年,官方并没有通告到位,导致谣言四起,引起落区当地民众“叫魂”般的集体大恐慌,在很多乡镇出现了全村举家逃难躲避的情景),但实际上,官方口中的所谓“疏散”,只是提醒大家加倍小心,不能待在屋内、高压线下或水库大坝下,更不能群体聚集以避免“群死群伤”,而并没有迁离这块土地半分,也没有任何专门的防护设施可以利用。从理论上来说,这片区域内的每一个人、每一间房屋、每一株庄稼、每一头牲畜……都有可能在每一次的卫星发射中被来自天空的残骸砸中。他们共同背负了这种奇怪的命运近二十年之久,而且,随着国家“航天实力”日渐增强,这种背负更为频繁而沉重,并不知何日是尽头……

想想看,这样的家园图景和现实境遇,完全是一则寓言,有着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般的魔幻现实色彩。我承认,除了那些具体而微的个体故事,就是这种集体命运中所透露出的魔幻现实性和寓言性深深地吸引了我,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和探究欲,让我立马想去那块土地一探究竟:那里的人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和秩序,去迎接和面对这种从天而降的命运?

在真正到达那片土地之前,所有的猜想和解读都难免显得虚空。于是,我迅速地结束在北京的工作,拎着从中关村数码城新买的摄影机,在2008年7月中旬的一天,奔赴近两千公里外的那片“神奇绿洲”。我一路蜿蜒颠簸,登上风景秀丽却一贫如洗的山村。尽管离“中星九号”卫星发射已经过去一月有余,火箭残骸在地面上依然留下让人触目心惊的痕迹:稻田中巨大的深坑、崩塌的田埂,倒伏的竹林、屋顶上的断梁、地面的碎瓦……尽管重要的大件残骸被政府和部队进行了回收,但很多当地民众仍然向我展示了他们从屋前山后捡来的“战利品”: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的像一口大水缸,随意地摆放在门口或屋旁,一群觅食的鸡鸭正从旁走过,一只看家小狗正躲在里面庇荫乘凉;有的像农家灶台上的圆筒烟囱,捡来它的山民用切割机切割下两截,做成绑在摩托车上放杂物的两个罐子;有的像一块滑板,一推它,四个滑轮便带着它在地面上呼啸地滑动;还有一件像极了一只铁皮鼓——一个山里小孩当着我的面用手敲打出阵阵空旷的“鼓声”……更多的是不规则的碎片,有着锋利的刃角,小的几两、几公斤,大的几十、几百公斤。不论哪种,都一律在我的镜头里发出金属的寒光,给镜头后的我制造出一种难以言说的钢铁的压迫感和沉重感。而山民们却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大费周章甚至冒着危险捡来它们,只是为了把它们当作废铁卖给废品收购站。如果运气好捡到“大家伙”的话,卖废铁的收入会高达数百元,远超他们以种田为业的微薄年收入。而如果他们的庄稼、竹林以及牲畜被它们砸到,也只不过能从前来负责“回收工作”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军人手里得到区区几十或几百元的赔偿。

捡到火箭残片的农人夫妇

一只小狗被铁链系在一块火箭发动机残骸上

当地民众把每次火箭残骸下落称为“落卫星”,把被“疏散”、等待火箭发射和残骸落下的过程称为“躲卫星”。对于那些从家园上空频频经过的卫星的各种奇怪名字,他们基本上说不清楚,更加不知道,它们中有很多只是为外国发射的商业项目,有着动辄上亿、甚至十几亿的商业价格。当满世界都在关注“神六飞天”、“嫦娥奔月”以及即将到来的“神舟七号太空漫步”和“北京奥运会”时,他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埋头于这片频频“落卫星”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偶尔,他们也会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暴露出宏大叙事的喜好,口里时不时吐出“综合国力”、“国防力量”、“大国崛起”等字眼,但真正让他们牵肠挂肚的,还是“化肥农药的价格又上涨了”、“暴雨过后的水灾会不会将稻田淹没”等等诸如此类最现实最迫切的话题。

对火箭残骸下落于他们家园,他们的反应里既有恐惧和忧虑,也有困惑和埋怨,但更多的,是一种对待命运的无奈,甚至是一种“无所谓”。当我问他们“怕不怕”时,一个妇人指着身边的四岁外孙女跟我说:连她这么小的人都害怕,只要一听到发射卫星,她就问“爸爸,朝哪儿躲啊,我好害怕”……但要打死也是命中注定的,反正只能这么想,你躲也躲不过,年年这么多次,你能躲到哪去?没有躲的地方,只能听天由命……还有一个正在田野里劳作的赤脚农夫说:怕也没办法,我们生在这里,又能逃到哪里去?我们生在这里,只能待在这里……回答完我的提问后,他继续迈开赤脚,弯腰在稻田里除草,约一米高的杂交水稻禾苗很快没过了他的瘦小身姿。

随着拍摄的延续和深入,我捕捉着绥宁民众对“天降残骸”的鲜活而丰富的记忆和反应,也纪录着他们在家园大地上的日常生活。在“中星九号”降落四个多月之后,一颗叫“委内瑞拉一号”的通讯卫星再次降临此地。我深入落区现场,完整纪录了当地政府如何通告和“疏散”民众、农人们怎样各显神通“躲卫星”、搜寻和捡拾残骸,以及降落之后前来落区的军人们如何进行回收、谈判、赔偿等过程。相比于我之前对“落卫星”的民间记忆的热衷打捞,以及对农民生存的重点关注,这一次,我对国家意志和个体命运之间的冲突有了更直观的观察,更深刻的体验和思考。

拍摄降落于农田的火箭残骸

拍摄农人秋收

访问农人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魔幻性和现实性彼此交织,典型性和普遍性如影相随,偶然性和必然性互为经纬,呈现出生活本身的特质和面貌:立体、复杂、微妙和丰富,而非平面、浅显、直白和单调。尤其是中国民众身上的那种逆来顺受的生死观和朴素的土地情怀,不断地感染和冲击着我。然而,在他们的“朴素”观念和艰难的生存处境之间,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也同样存在于田园牧歌与尖端科技、国家意志与个体命运之间。慢慢地,这种反差所造成的张力,成为了我这个片子所要重点呈现的内容和风格。为此,我对自己的拍摄思路进行了调整,放弃了一些有可能更线型、更凝练、更有戏剧冲突、也更能引起震惊的内容和表现手法,而最终选择了群像描摹加散点透视的结构,通过火箭残骸下落这个“点”,来勾勒出一个“面”——笼罩在强大国家意志下的家园图景和生活面貌,并试图引起观众对我们的生存家园和现实处境的忧思。最后,我将片子取名为《天降》。“天降”一词在这里不单指那些从天而降的火箭残骸,也指人之命运,一种不仅囿于此处斯民、而很可能延伸至其他人头上的普遍性“天命”。“普遍性”也不光指在有着三大卫星发射中心的中国,类似于绥宁的火箭残骸落区还有很多,而且还意味着:哪怕你压根儿不是一位绥宁农民或者其他落区的民众,你只是约两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的一名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你也同样难逃“天降”之命。显然,“天”在这里不单指物理意义上的天空,它也是国家意志的代称。

因为我个人能力和条件所限,这样的呈现可能难免仓促和浅薄,但我希望大家能从中看到我对大地本身的热爱和敬意,而不单只是看到那个悬于天空的硬邦邦的国家意志。我认为,在粗砺然而真实而丰富的生活面前,坚硬的国家意志也面临着被软化、被消解的可能。总之,我希望这个片子,能看起来稍微柔软一些,轻盈一些。尽管从某些层面来说,这原本是一个很坚硬、很沉重的话题。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日的那一天,我从落区镇上去了之前多次去过的一座残骸常降的小山村。在路上,我碰到了一桩简朴而热烈的乡村婚礼,迎亲的队伍蜿蜒地走过稻香弥漫的田埂。经过几户散落在山谷里的贫寒农家(全都有着古老而破旧的木制房屋),我爬上村后的一座高山,在一座空寂而简陋的庙宇里,碰到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妇人。她目不识丁,受村里所雇,每天走上几公里上山给村民们集资修建的庙宇上香和点油灯,一天的报酬是一块五。她身后的大雄宝殿,曾经也被火箭残骸砸出三个大洞。她一边指给我看那已经被修好的屋顶,一边跟我谈起她身上的疾病和家中短缺的粮食……我先静静地聆听着她,后来忍不住问,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吗?她掐了掐指头回答说七月初八——显然,她的日历还是阴历的,脱离于那场“举国关注”的宏大叙事。我又问她,你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发生吗?她想了想说,听人家说好像有什么奥运会。当时,“奥运会”这三个字被她说得非常生涩,就像村民们说起那些卫星奇奇怪怪的名字:中卫一号,中星六B,中星九号,委内瑞拉——他们中有人甚至不知道,委内瑞拉是一个国家。当我接下来再追问她知不知道奥运会在哪里召开时,她先是一片茫然地摇了摇头,过了片刻却冷不丁补充一句:只听说蛮豪华,蛮闹热。说完这句,她不再言语,陷入长久的沉思中。此刻,远方天空隐隐地响起了雷声,山脚下的竹林和大地很快笼罩在一片倏起的雨雾中。苍茫之中,似乎有种朴素的美、道德和力量在不言自明。

2009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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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天降》于2008—2009年拍摄,于2009年6月剪辑成片,当时我以片尾字幕方式呈现了我自己根据多方信源统计出的两份和火箭残骸落区相关的信息,一份是“火箭残骸降落绥宁的相关卫星”,另一份是“曾经降落过由中国三大卫星发射中心(西昌、酒泉、太原)发射出的火箭残骸的地方”。2016年,我对片子进行“加长版”修订时,部分补充了片尾相关信息。

今天,距离纪录片开机拍摄已经快十四年了,距离剪辑成片也已经十三年,我又对片尾信息重新进行修订补充,并列出了卫星发射的具体时间。现在,仍然以片尾字幕的形式把这些最新数据和信息附录在后,以供对此有兴趣者参考。我注意到,陆续有人看了《天降》后在网上追问绥宁现在的情况:“落卫星”的状态怎么样了?有无改善?……也许,这份附录就是答案。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官方信息的不透明,这些信息均是不完全统计信息。以后如有新的信息,我将进一步统计修订。

《天降》2009年剪辑成片时片尾字幕

《天降》2016年修订加长版 片尾字幕

 

附录:最新修订的《天降》片尾字幕火箭残骸落区信息

自1990年至今,火箭残骸下落绥宁三十余次,

涉及瓦屋塘、黄土矿、红岩、金屋、唐家坊、水口等11个乡镇,

影响700多平方公里内的16万余居民。

损毁房屋300多间,损毁田地近百亩。

 

火箭残骸降落绥宁的相关卫星有:

中星1D(2021年11月27日0时40分发射)

通信技术实验卫星七号(2021年8月24日23时41分发射 )

亚太6D(2020年7月9日20时11分发射)

中星18号(2019年11月18日 20时03分发射)

嫦娥四号 (2018年12月8日 02时23分发射)

白俄罗斯一号通信卫星 (2016年1月16日0时57分发射)

老挝一号通信卫星(2015年11月21日0时7分发射)

中星2C通信卫星(2015年11月4日0时25分发射)

亚太九号通信卫星(2015年10月17日0时16分发射)

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2013年12月2日1时30分发射)

中星2A通信卫星(2012年5月26日23时56分发射 )

亚太七号通信卫星(2012年3月31日 18时37分发射)

法国W3C通信卫星(2011年10月7日 16时21发射)

中星1A (2011年9月19日0时33分发射)

鑫诺五号通信卫星(又名中星10号,2011年6月21日 0时13分发射)

鑫诺六号通信卫星(又名中星6A,2010年9月5日0时14分发射)

印度尼西亚一号通信卫星(2009年8月31日 17时58分发射 )

委内瑞拉一号通信卫星(2008年10月30日 0时53分发射)

中星九号广播电视直播卫星 (2008年6月9日20时15分发射)

中星六B通信卫星 (2007年7月5日 20时08分发射)

尼日利亚一号通信卫星(2007年5月14日 0时01分发射)

鑫诺二号通信卫星(2006年10月29日0时20分发射)

亚太六号通信卫星(2005年4月12日 20时0分发射)

鑫诺一号通信卫星(1998年7月18日17时20分发射)

中卫一号通信卫星(1998年5月30日 18时0分发射)

亚太2R通信卫星(1997年10月17日  03时13分发射)

菲律宾马步海一号通信卫星(1997年8月20日 01时50分发射)

亚太1A通信卫星(1996年7月 18时47分发射)

亚太一号通信卫星(1994年7月21日 18时31分发射)

亚洲一号通信卫星(1990年4月7日 21时30分发射)

其中,多数为价值过亿的国际商业卫星。

在中国,被西昌、酒泉、太原等三大卫星发射中心定为残骸落区的地方,远不止绥宁一地。据媒体报道,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火箭残骸落区范围,就覆盖贵州、湖南、四川、江西等9省59个县(市),约30000平方公里,750余万人口。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多次或曾经降落过火箭残骸的地方有:

湖南:绥宁县、洞口县、武冈市、桂东县,资兴市、涟源市

贵州:镇远县、仁怀市、福泉市、施秉县、岑巩县、余庆县,石阡县

湖北:恩施市、竹山县、竹溪县、利川市、五峰县、郧西县、咸丰县

江西:全南县、遂川县、赣州市

四川:古蔺县

重庆:奉节县、酉阳县、巫山县

广东:始兴县

广西:田林县、隆林县、天等县、德保县

云南:勐海县

陕西:商南县、白河县、丹凤县、山阳县、洛南县、神木县、府谷县、旬阳县

河南:灵宝县

甘肃:白银市、通渭县

青海:玛多县、天峻县、共和县

内蒙:鄂托克旗、乌审旗、额济纳旗

宁夏:具体地点不明

新疆:具体地点不明

…… 

 2022年7月1日

纪录片《天降》(144分钟版)观看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3AlHlom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