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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语言的镜头

Norman A. Spencer

首先,我很荣幸我的摄影展受邀成为华语独立影像资料馆网站上线活动的一部分。我的展览使我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摄影作品,这也是我重新与英格兰联结的一种方式。在1960和70年代,在伦敦的短暂居住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在因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而被美国南部一所种族隔离的大学开除后,我与我之前的教授Lucas Myers和他的密友诗人Ted Hughes在伦敦度过了一个周末。Hughes的前妻,美国诗人Sylvia Plath几个月前刚刚自杀离世。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在Hampstead Heath一起喝酒,直到清晨,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年轻。Hughes谈到英国乡村,Thomas Hardy和D.H. Lawrence的忧郁风格,而我坚定地谈到美国的种族压迫和暴力恐怖。三个月后,我回到了美国南方,加入了激进的民权运动组织SNCC。在1970年代中期,我在加纳的开普敦大学任教时几次回到伦敦。这是在越南战争之后,我作为一名海军在美国海军舰艇上巡逻越南北部沿海水域时,看到海军舰艇对平民村庄进行了无差别轰炸。我一退伍就加入旧金山的SDS毛派。

在加纳,我与尼日利亚作家Wole Soyinka一起活跃起来,开展了一场运动,目的是将共同的诗人朋友Kofi Awoonor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让我在穿越伦敦时很容易遇见非洲和西印度作家还有英国左派。这些经验,加上我之前的政治参与,让我能够顺利完成博士学位,并与激进的非洲裔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Amiri Baraka / LeRoi Jones成为朋友。这也使我与中国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和电影导演的对话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经历了政治冲突和暴力,这为对话和相互接受提供了桥梁。

中美两国的朋友经常问我,作为外国人,我是怎么遇到这么多从事艺术的中国人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名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是通过不同的渠道遇到的他们。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教授李迅做研究员期间在我布鲁克林的房子里度过了两个周末,他安排我去见了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电影导演。我回到中国后,他以前的学生小于(《中国周刊》的记者)安排我去见了第六代独立电影和纪录片导演。他们在纽约放映电影时,我遇到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生活在纽约,北京和巴黎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我在中国大理度假和休假时,遇到了很多从事艺术的中国人,他们在那里有房子。这让我和我的妻子筱剑有机会与他们的朋友一起相处。

这个陈述其实并不能解释我为什么会被他们其中一些人接受并成为朋友。我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在我遇到他们之前,我已经与中国地下文化产生了联系。从1997年到2003年,我的生活与中国独立电影和纪录片中所描绘的生活有些相似。我和中国摇滚乐手喝得烂醉,非法居住在北京胡同里过了两个夏天,并因此被捕。然后我旅行并结识远离中国主流社会的年轻女性。在中国传媒大学任教的那一年(2001-2002年),我是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首届独立映像展,北京大学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以及程裕苏的《我们害怕》在上海的非官方放映的少数外国人之一。在此期间,中国人参加了同样的地下电影活动。他们在互联网上或通过口耳相传听到了有关的消息。有些人长途跋涉去参加。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社群意识,有时甚至是人们对拥抱一种新文化的集体欣喜,这种新文化公开挑战了压抑的社会边界。我与中国电影导演,艺术家和作家成为朋友,无论何时我和他们在一起,我都会感到轻松自在。因此,当我参加电影活动并在北京和上海结识新朋友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完全的局外人。实际上,与几十年来在美国的生活相比,我在中国开始有家的感觉,更加自由。

我是经历过1968年的那一代人。我的个性受到种族平等斗争,反战运动,左翼政治的对抗精神以及1960年代中后期在旧金山居住的影响。因此,2001年和2002年我在中国所经历的重要文化事件,实则是自我根源的回归。在纽约大屏幕上观看娄烨的《颐和园》后,我大为震惊。我觉得我已经看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眼前展开。角色的情感和经历太贴近我自己了。我不得不在曼哈顿的街道上走几个小时才能平静下来。

至于我的摄影作品?在中国的中国人喜欢我的照片,因为它们是黑白的,类似于人们在手提箱和行李箱中发现的一些照片,让人回想起过去。我的摄影让我与被拍摄者更加亲近,并记录我的生活。

Norman A. Spencer

诺曼·斯班塞博士曾在非洲,中国和美国的大学任教,包括1982-1983年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和2001-2002年在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他撰写有关非洲,西印度和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和政治的文章,与Shirley Geok-Lin Lim共同编辑One World of Literature(Houghton Mifflin,1993),编辑并撰写了严力的著作《事物是它们自己的象征》(Things Are Symbols of Themselves)(德黑兰Ostoore出版社,2005)的导言。他本人关于在中国的文化活动记录在他的采访当中,并于2007年在北岛香港的期刊《今天》上发表。他在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立场:东亚文化评论》)(第20版)出版二十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独立和地下电影的摄影回忆录(杜克大学出版社,2012年)。他的影集I Experience the World through the Lens of My Camera(《穿过语言的镜头》)由Artron艺术集团出版。(北京雅昌,2014)。他的精选摄影作品于2017年在北京举行杨炼策划的《幸存者》(Survivor) 中展出。斯班塞教授于2017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了摄影展。他的摄影作品集于2020年10月在中国版Variety上发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将在2020年在线出版他二十年来有关中国和越南摄影作品集。

斯班塞教授在1960年代早期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中十分活跃。他曾多次参加Highlander Folk学校政治性集会,那是著名歌曲“We Shall Overcome” 的诞生地。他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SNCC)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一员,是Sewanee的学生,那时南方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种族隔离情况严重,他多次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他作为美国海军水手参加了越战,但很快就回国参与了反战运动。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读硕士时,那里是黑人艺术运动的中心,这也导致了他之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布鲁克斯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他的博士论文是在激进非裔美国作家、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Amiri Baraka / LeRoi Jones指导下完成的。后来斯班塞教授和Amiri Baraka / LeRoi Jones成为私人朋友。

斯班塞教授目前生活在纽约,在纽约州奈索大学全职教授英语。他与中国太太彭筱剑于2004年在上海结婚。他们在中国云南省大理古城附近的白族村有一处房屋,作为他们寒暑假的度假之地。

Norman Spencer的妻子:彭筱剑
Norman Spencer的妻子:彭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