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草场地邮件组接收人中没有了罗兵。草场地邮件组是自愿加入，每年末有一个惯例是，参与者需要有一个“续订邮件组”动作，意图是让那些觉得不再需要邮件组的人“悄悄自动离开”。2022年罗兵不在“草场地邮件组接收人”名单里，就是说，从2008年算起，待在草场地邮件组14年的罗兵“自动离开”了。 罗兵2013年离开草场地，不过还留在草场地邮件组，变化是，由以前在邮件组汹涌发言成了“声音稀少”，偶尔冒泡，再往后（2015以后）基本是保持石沉大海状。不过依旧还是在年末发来“续订邮件组”邮件，我至少觉得罗兵还是需要和草场地“挂着”。到2021走完最后一天都没有罗兵持续了14年的“续订邮件组”动作，我基本认定，罗兵在我的“创作字典”里可以列入“失踪”名单（2022年“自动离开”草场地邮件组不止罗兵一个，还有和罗兵同属“草场地时期”的王海安，还有“后草场地时期”秦家屯的阿荣、刘晓雷、张苹。） 写罗兵就是为了写草场地的2010年。这一年民间记忆计划开始，对我对草场地都是一种重要转折的开始。罗兵是这个转折开始卷入的其中一人。我想写罗兵和我之间发生的故事，是我觉得其中有某种意味——一个出生和长大背景是一个村子的年轻人，在美院“学艺术”四年始终找不到北，出校门“晃荡一年”（罗兵语），然后到了草场地，与民间记忆计划一起上路回村，在采访老人“三年饥荒”记忆中找到自己的拍片通道，以后三年里做出三部片子……当我觉得罗兵踏实站在自己创作路上时，他却抽身而退，理由是“需要生活”。 所谓罗兵需要的“生活”，后来看到的实现是：和他高中恋爱并等他到28岁的女友结婚，一起开了家水果店，生了儿子，买了车再买了房，然后转手水果店回到湖南老家县城……这是直至2019年我从罗兵那里得知他动态信息要点。 这当然是罗兵自己的生活选择，我没有任何指三道四资格，只是因为罗兵2010年自己来到草场地，想要创作想拍片子，之后就有了跟随民间记忆计划的动作，以后三年里因为回村因为拍片因为剪辑因为继续下去该如何他和我之间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交往，差不多可以算作一条泥泞路上连滚带爬趟过来，然后三年后他抽身离开。即使这属于他的“生活需要”我也没法做到笃定淡定“无话可说”。 我在想，如果我“有话想说”的话应该从哪个角度去说。 2010年和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上路的十多个年轻人，和罗兵一样有一个出生并长大的村子，还有邹雪平、王海安、舒桥等人，相比下来，罗兵的故事可能更意味着“曾心怀创作热情却最终抗不过现实席卷”。我是不是从这方面来讲我和罗兵的故事更有意思？ 罗兵是我在杭州中国美院新媒体第三年开课的学生，2008年，他大三，课上闷声，课程作业拍他和在温州打工父亲过年，片子一般，属于课程结束即抛在脑后学生。变化出现在罗兵2008年来草场地参加“五月”活动，其中有我和荷兰导演弗兰克一起主持的纪录片工作坊。这期间的罗兵，显出对纪录片创作的跃跃欲试状。 罗兵这种心情最初出现在“草场地五月工作坊”后回学校他写到草场地邮件组邮件： （6月26日） 不断的收到草场地的邮件，前段时间一直想回，但是我憋着，因为草场地回来之后回想自己，发现自己思考的一些问题非常的幼稚或是非常的不成熟，而且跟老师辈的交流就不要用嘴说话——大而空，直接拿作品说话省事的多，于是忍忍！ 吴老师说“纪录片成为一种职业或者行业、或者手艺或者吃饭的家伙领奖获益的技能之后，就是这个被称作纪录片陈旧腐烂的开始”，我对此套用一个俗气的观点就是，“纪录片开始腐烂了，纪录片的这块土壤也就开始肥沃了，也就能生长出更大更壮的作品。” 从草场地回来，一个大的收获就是弗兰克提醒了我们一直忽略了的对作品的一个态度——诚实。除此之外我还一直思索吴老师给我的一个问题——位置。从草场地回来之后，我对“位置”这两个字非常的敏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词，就我现在理解，“位置”就等同于“存在”，而不是拍摄者的地理位置或拍摄意图。 这是罗兵头次给草场地邮件组写来邮件。第二年，2009年，罗兵继续来草场地参加“五月”活动的纪录片工作坊。之后又是大变，说起纪录片是侃侃而谈模样，他说他的一部纪录片构思把我吓一跳，他谋划着以安东尼奥尼《中国》片子为基点，顺着安东尼奥尼七十年代初曾经拍摄过的中国之地再拍一遍。罗兵这个拍片想法是我六月到中国美院上课时听他说的。罗兵是大四生，不在我的课程中，不过他还是来旁听。 和我说了自己拍片计划的罗兵，他的下一步是毕业离校走向社会。有天他问我，他毕业后想到草场地待上一阵怎么样。这之前已经有比罗兵早两年毕业的谢莉娜在草场地，罗兵的同班同学邹雪平把她拍母亲的课程作业发展成毕业创作，她打算毕业后到草场地想法已经被确认。谢莉娜、邹雪平都是毕业时有纪录片创作，罗兵没有。我当时回答罗兵，最好还是先有片子拍着，然后带着创作到草场地比两手空空更有效果。我这么说有“婉拒”罗兵的意思，表示过“想来草场地待一阵”的人不止罗兵，草场地没办法都满足，当然关键是美院四年的罗兵没有让我看到他在影像创作上的主动出击。 2010年四月，我去杭州中国美院新媒体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上课，已经毕业离校近一年的罗兵有天来课堂，默默坐学生中，课完了他陪我走回我住的宾馆，我和他在宾馆大堂坐聊了一阵。罗兵和我说他毕业后这一年干过“美术考前班”代课、帮开水果店准岳父进货水果等等，非常无聊，折磨人，他说他想拍片创作。 我在24岁罗兵脸上看到明显的疲惫憔悴。我和他说，今年草场地“五月”艺术节，会有新的瑞士纪录片导演来做工作坊，争取来参加吧。 草场地“五月”艺术节，罗兵出现了，背着个双肩包，他是进出草场地“老人”，马上给自己找到了睡觉的铺位。 2010年十天草场地“五月”，瑞士导演瓦丁姆的片子放映以及他主持的工作坊，把之前已经触及的“记忆与记录”创作话题带入更深讨论：我们有那么多记忆被深藏掩埋，我们如何落实到创作实际动作？“民间记忆计划”准备动作在这期间酝酿着。 我注意到这次来到草场地的罗兵是非常投入样子，以之前美院学生身份相比，“进入社会”的罗兵好像有了一种“时不再来”的珍惜感。工作坊最后一天，我走到帮着搬桌椅收拾打扫的罗兵跟前，和他说，你就留下来别走了。罗兵说，真的？那太好了！ […]

稍后，八月初，我也去到“我的村子”，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下乡当知青的云南富民一个村子。草场地邮件组是回村者保持交流渠道。以下邮件摘录自我和罗兵所写： 吴（7月9日） 罗兵今天离开草场地回村了。罗兵，去年中国美院毕业，当时他和我说，想来草场地待上一阵。我没有答应，是觉得让他社会上跑跑，看翅膀被折断成什么样，看是否还真有心想继续。今年五月他又来草场地，然后就待在这里，干了两个多月的“垃圾活”：抄录“五月”草场地活动期间讨论录音，给老贾刚剪辑出来的片子整理提供英文翻译的中文字幕，还要给9月要做的比利时影展片子上字幕……罗兵，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现在他真的毕业了，不是从什么美院毕业，是从内心坚强走向自己要奔的目标反省中毕业。今天他带着自己的DV机，还有100盘磁带回自己的湖南农村老家。那个农村老家，他说他自从出外读书就没认真在家待过，父母在外地打工，兄弟和妹妹也在外地工作或读书。现在他要回到村子，回到那间空无一人的老房子，一个人住下，拍自己的村子，也要拍“饥饿”记忆。 现在我这里写着，罗兵正在黑暗中前行的火车上，又是一个走在“返回”路上的年轻人。不管这条路并不平坦和顺利，但至少现在脚在路上。这个世界，如果多有如此的年轻人，我们一定少了很多失望和沮丧。 罗兵（7月17日） 9号晚上离开草场地，现在17号，一个礼拜多点。 我出生的村子叫湖南省茶陵县高陇镇长兴村，以前这个村子属于湘东乡，2003年被高陇镇合并。从学前班到4年级，我都是在这个村中心的小学度过，4年级之后到乡中心的完全小学读5年级，之后转学去了我爸爸的子弟学校……至此，我就长时间的离开了村子，读的是寄宿，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或者半年回家一次。打初中开始学画画，寒暑假都在培训班，在家呆的时间超过一个月的似乎很少也很遥远。这次在家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犹如上次鸟屎不偏不齐砸我头上，非常的罕见和稀奇…… 我们这个行政村总共十一个组，我家是二组，叫罗家屋，18户，谭姓最多，还有彭姓，陈姓，许姓，石姓，任姓，罗家屋姓罗的只有两户，除我家之外还有一户。 我从前小学上学路上，要经过的村子有三组落江、四组周家屋，还有五组和六组，除了这几组其它村子我都是陌生的，采访老人时有些村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去。吴老师多次说到“返回”，这个村子对我的感觉犹如分手的恋人，即“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奶奶和我父亲是在这个村子长大，这也是我唯一的家。说到回家，肯定就是回这个地方，除了罗家屋，回家之后自己是基本不会去村其它的地方走走看看，关于这个村里是怎么一回事，我一无所知。 吃完午饭，去一老人家，姓任，76岁，跟我爷爷同岁，也跟我爷爷一样从外地流迁至此，以前家在汨罗，60年到我们这里，正好是饥荒的时候，五七年左右开始在洞庭湖修湖的堤坝，而且祖上也差不多，也是和国民党有关，应该受过很多的迫害，他把他从有记忆开始，也就是4岁一直到70岁整个的人生都写了下来，用手跟我比划，估计有一寸来厚的东西。估计他以前家里不错，算读了不少书的人，写一手好字，在我们这是远近闻名的秀才，过年都帮别人写对联。 我跟他约好明早接着聊，他跟我说现在书上写的关于文革的历史都是假的，他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都经历过，并不是书上写的那么一回事，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很忐忑，不断问我这东西能不能说，能不能拍，我说文革的如果你不能说就算了，但是五八年上下的时间你可以说。我说不仅仅你在说，全国各地都有人跟我在做同样的事情，到时候还要剪辑出来，在北京的一个地方放，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说，一个接一个。 吴（7月18日） 罗兵已经在老家待着了。我喜欢罗兵现在这种状态，从“饥饿”记录开始，慢慢看，自己现在或以后的纪录片道路该怎么延伸下去。 我吃惊在农村依然有人对从前历史记录的害怕，可见曾经的恐怖多么强大，几十年后阴影犹在。但那个姓任的老人，自己还是用写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人生。像贾叔说过的，他老家一个县城老人也这么做。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完全来自民间的记录，发自个人的本能：人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活下来，要记住点什么东西。这些就是历史老人，他们在什么什么计划之前就自己开始做了，没有什么号召鼓励响应之类。像罗兵这样年轻人现在这样开始，我以为就是一种伟大的会师，相距两代的人，在“记住历史”的本能中会合。 逐步地，罗兵会看到曾经发生的历史，在影像记录中，一个个人的叙述慢慢展开。说到一些老人会谈起别的历史时期的事，在他们记忆中，那些历史都是互相连通的，说到“这一段”，必须要联系到“另一段”，就像贾叔的采访中，很多人都会提到“饥饿”时期前的“大跃进”历史，就是“大食堂”开始的原因。我想，如果对方愿意谈，当然应该记录下来，包括文革。我们之前说了，这个“饥饿计划”是这个民间影像档案计划的发端，肯定应该涉及、包括延伸到其它应该记住的历史。现在有机会记录到，应该是时不我待。这些历史老人，真的日子不多了。能够由此提前展开另外一段历史的记录，为什么不呢？这种环境中，有时我们没法那么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做。 罗兵（7月23日） 刚刚来到镇上网吧，9封邮件。 我现在在家采访了11位老人，有的说的具体些，有些说的含糊些。昨天，也就是22号，任老人带我去采访当时六零年当书记的老人，姓贺，现在70多岁，得了冠心病。当我跟他说要拍他，让他讲述六零年“饥饿”的事情的时候他回答说，他那时候出去了，不知道当时的事情。他弟弟走过来说，他们那时候当干部，没饿着，没什么说的。 看他们两兄弟不愿说，老任一转身就跟我说，那时候他没有出去，他离开村子时是六零年以后的事情了，就算他出去了，怎么着也没有去台湾没有去香港吧，只要在中国，饥饿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 他们不愿接受采访，老任又帮我找其他老人，其中有一个以前是地主，不愿说；另外一个老人是从邵东过来的，今年71，过来的原因就是邵东那边没有吃，也是流浪出来的，她父亲、外婆、舅舅、舅母、舅母的孩子都是饿死的，但是她也不记得饿死的亲人的名字是什么，只记得姓。采访老人中，我初恋的外婆都被我给用上了，72岁，她很热情的给我介绍其他老人。 […]

  以上是2010年7月至8月我和罗兵发生在草场地邮件组的对话。这一个月里，罗兵一直在他湖南茶陵罗家屋村子，我也从北京草场地回到云南我以前下乡当知青的村子。下面这篇邮件是我在云南村子里写的，时间是8月21日。当时待在云南村子，心里想着那些待在东南西北不同村子、做着同样事的年轻伙伴们，心里涌动，邮件写得较长： 现在是夜里快三点，村子安静，只有各种虫子和蛙声，凉爽，空气更不用说了。我住的人家早就睡了，房东王开俊（我从前在村子小学当老师的学生）睡前和我说：你在后啊。这句本地招呼话意思是“我先睡了”。我毫无睡意，思维异常活跃，也许我想的这些一钱不值，或者只是我一相情愿的胡说八道，我不管了，顺势漂下去。 我现在正待在云南这个叫高家村的村子，我想象着其它和我类似一样的人待着的村子。现在，我们都待在没有网络的村子里，除了有限的电话和短信知道一点点对方的动静外，其它一无所知。我们彼此隔绝，但互相遥望。我想念着那些年轻的脸，他们也正待在散布各地的村子，山东、湖南、湖北、河北、福建、河南、安徽……辽阔中国土地上的密密麻麻的村子像此刻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些年轻的脸就藏在其中。他们子弹一样射向那些村子，蚯蚓一样爬行在那些村子……他们的样子、表情和心理让我想象。他们也是一样在各自返回的路途中。每个人在各自的返回路途中，背景、性格、成长经验和走向的村子、以及那些人都各不一样，他们的反应和思考也应该各不一样。究竟是些什么不一样呢？在这夜晚，很安静的山村夜晚，让我从容想想。 邹雪平，今年25岁，她回到的是山东阳信县一个叫邹家村的村子。这个邹家村就是小平出生和长大的村子。自从上高中上美院，家里人和自己都完成了终于“送出村子”的愿望，谢天谢地，以后除了假期春节回来探亲外，千万别再和这个村子有什么关系了。2008年，她大学三年级因为纪录片作业的一次返回村子拍自己母亲，20分钟作业完成，以后继续返回，若干次，跟随原来的素材继续拍摄，2009年毕业时完成了长片《娘》。现在，再返回，进入“饥饿历史”和那些村子里老人的寻找。她的正在剪辑的新片，由临终前最后两年的奶奶生活和村子里一些老人的饥饿回忆讲述构成，一部可能内容和样式都意味深长的片子即将完成。说到小平，我真的想多说几句。我认识她就在我美院上课的班上，最初交来的“公共空间”短片，平庸无趣；本人话少，害羞，没有自信，看不到什么特点，模糊在一大群学生中，属于经常被老师忘掉名字的学生。25岁了，除了遥远的一次单相思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是啊，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在美院这种时髦玩观念玩感觉的地方，注定不是被同化成一个说着莫名其妙、谁也听不懂的话的人，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这种被大学牺牲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感谢纪录片，更应该感谢有一个自己的村子让小平可以返回，当然也得感谢小平这个人本性朴实沉稳踏实，厚积薄发，终于一发不可收地大踏步在属于自己身体位置的路上往前走。 章梦奇，即将23岁的女孩，舞蹈中专到舞蹈大学，一个按常规只和舞蹈发生关系的人，也开始进入影像创作中。这一切从就从她自己的舞蹈剧场作品“自画像”开始，两个“自画像”剧场作品都属于“返回”，是自我寻找的开始。之后她自然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纪录片创作，从自我寻找延伸到母亲和外婆、以及三代女人的存在和关系的寻找。上两代女人都是婚姻的不幸福者或失败者，她们传给下一代的经验、教训和对未来的希望是“一定要找一个好男人”，青春的困惑和有关爱的疑问交织其中，“什么是好男人呢？”“好男人就是女人的全部未来吗？”“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呢？”这些疑问或困惑、包括寻找动作纠缠在梦奇正在剪辑中的片子中。梦奇身上混杂着敏感聪明想象力、也包括浮躁缺乏耐心，以及敏感过度带来的胆怯，但我得说，梦奇是坦率勇敢之人，能面对内心隐秘和挑战。由此，一个由自我内心挖掘并深入探索到三代女人因袭相传的命运的影像作品正在形成中，由她的“自画像”剧场创作进程中的“现在时”与她的家庭现实及记忆交织构成。梦奇的舞蹈出身，所特有的身体表达语言，混合在现实影像记录中，一种奇怪的两种语言混杂而成的影像纪录片可能由此而生。这个作品尚未完成，“饥饿”这个事情开始，梦奇也奔到村子，一个和她既密切又遥远的村子，她的父亲出生的村子。这个父亲在她三岁因家庭破裂就从她生活中消失，这个村子自然只是非常模糊的记忆。因为“饥饿计划”，梦奇也开始她的返回，返回到湖北随州爷爷、大伯居住的钓鱼台村子，然后在那个村子开始她的寻找。她能寻找到什么呢？我在想象。这个村子是梦奇血液的一部分，想扔都扔不掉，因为“饥饿”，她正在走进这个村子，靠近那些老人和已经久远的往事，也靠近迷幻并且残酷的乡村现实，这些都是和她生命曾经有关，现在注定继续延续下去。她肯定会为这个“饥饿计划”或正在生长中的民间影像档案贡献点什么东西，同时也可能会为自己下一步、包括未来的作品汲取到更丰富的资源。 23岁的唐志和24岁的罗兵，我也在想这两个年轻人。唐志中国传媒大学今年毕业，罗兵是小平美院的同班同学。唐志正在河北父亲和母亲的老家农村，罗兵去了湖南的老家农村。两个人都已经远离村子很多年了，偶尔回去都如过客一样，看看亲戚和老房子，聊几句闲话，私下感叹几声，时间差不多了，离心似箭，准备着飞奔回熟悉的城里和人群中。我们都曾经是这样的，如今的很多人也都是这样。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未来只会发生在五光十色的城里，和村子没有关系。但现在，两个人都去了，带着DV机、磁带和三脚架返回到早应该返回的村子。罗兵已经一个多月时间待在村里，已经拍摄采访了35个老人。唐志暂时还没有确切消息，只是短信中得知她辗转几个村子，兴奋之情洋溢其中。 罗兵和唐志两人都还没有完成过自己的纪录片。我知道他们正在准备中。罗兵，以前我说过，这个前美院学生，浸淫现代艺术热爱观念和大词，这次返回村子，应该是对过去的一个极大反动，脚踏实地站在村子地上，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动力和启示。唐志，学的专业就是影视。但我的经验，这种专业除了学会谋饭碗之外，难得有什么独立创作的能力。现在好了，两个人都在真正独立创作学习和训练的路上，从现实中，从历史的寻找中去学。他们两个，我估计都会在自己的返回中，在完全自己的身体位置上，开始自己第一个独立片子的创作。23岁和24岁，多么年轻！我在同样年纪时，脑袋发蒙，眼前一片苍白，说傻逼一点不过。他们的以后应该会比我走得远得多。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高兴又羡慕又嫉妒。 上面说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待在草场地的，朝夕相处，卷入共同的事，彼此很了解。这个“饥饿计划”和“民间记忆”的影像档案开始说起时，和他们自然是说的比较多的。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起始于兴趣、自觉和自发，所发生的话题、讨论和现场动作，最多也都局限在这个有二百来人的邮件组中。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组织动作，也没有什么大声号召呼吁之类（我本人比较害怕这种方式），介入其中的人应该也都是自愿。坦白说，我自己是越来越看重这个事情，在邮件组中说得多些。待在草场地的年轻人，平时难免会纠缠这个话题，或说到具体该怎么做，该如何计划。没办法，谁让他们和我靠得这么近，我话喷出去，射向的只是靠得最近者，受不了，只有躲开，离开。我心里真是唯愿草场地所有人都去尝试这种动作可能。草场地被叫作工作站，待在这里的年轻人，无论长期的或短期的，进入的状况是，学习、训练、做自己的作品，彼此帮助、发生交流、同时也帮助这里发生的项目计划。发生这个“饥饿计划”，自然草场地的人首当其冲。但我肯定没有强迫每个人必须去做，因为我愿意和期待的是心领神会，接下去才会有志同道合感。靠得近免不了有压力或被督促，心有所趋自然就不会被压得变形和扭曲。 还有一个草场地的年轻人，贾晓楠，90版，1991年出生，老家河北深州一个村子，初中完了就到草场地，16岁，开始是看门搬东西之类杂活，如今三年过去，贾晓楠现在能力水平是草场地剧场“第一技术”，主管舞台、灯光、音响，还兼做道具。我是巴望他别想着混个“剧场技术一把手”就歇气了，他人那么聪明机灵反应快，没有什么文凭也依然有无限空间可伸展，前提是只要不断努力，舞台就在脚下。我和他说过拍“饥饿”，他说，好啊，我爷爷动不动就爱和我说这些事。然后立马带着DV机回去他的河北村子老家。他拍到的“饥饿”会是些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多重要（我不是说不指望小楠拍出什么生动有细节的“饥饿”记忆，前两天我还和他通电话说拍摄的情况），重要的是，19岁的贾晓楠，人生轨道之前是惯性滑向“进城打工者”，回老家村子只是父母面前露个脸，上网，和伙伴喝酒瞎聊，现在一反常态，带着DV机坐到老人面前，听他们讲从前的事，和他村子年龄相仿的人比起来，真的是特立独行。由这种特立独行，也许是这个贾晓楠未来人生的特立独行开始的第一步。贾晓楠那么年轻，19岁啊！我的19岁在干什么？是在农村里，除了干活就是犯傻发呆。是的，那是35年前，时代不一样。那如今的众多19岁在干什么呢？猜都不用猜就知道了 希望我说贾晓楠的这些话不会被误读成，好像不干这个“记录饥饿记忆”就怎么怎么了。我是用这个例子在说，在寻找和记录历史中，一种返回的方式过程中会发生可能影响我们现在或以后的东西。这种返回到根部、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地带，能更实在地站在生活的硬地上，更切实深刻地感受和理解我们的现状，于所谓艺术行为的开始或继续价值无限，于未来的人生阅读或经历蕴藏生机。 我是在鼓吹参与“饥饿计划”的好处吗？就算是吧，我也不回避了。但我心里清楚，这真是我一个和所谓艺术有关系30多年（从早期文学青年算起）的过来人的切身感受，和我这些年对艺术和社会和现实的关系不断疑惑，到解惑，再疑惑，再解惑，然后又疑惑……有关系。我明白所谓艺术形式或方法的更新，根子上是内心真正怀疑、甚至反感曾经做过的什么作品，才导致骨子里的反动，引发出某种自然变化，然后才不是穷尽心机谈语言玩手段玩方法。其实，这种返回，还不应该只是和什么艺术有关，我还觉得是和做人和勇敢踏实面对未来自己的人生一样有用。这个话题扯起来就太长，而且是“未来时”的，我现在不用承诺许愿地说那么多了。

In this conversation, Hongwei Bao from Queer Lens interviews C/LENS founder and curator Echo Tang about the C/LENS screening program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