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我自己的“创作停滞”，想说这个群体里的其他人。我脑子里跳出无数个具体的脸，一些是差不多话说到死胡同无须多言，一些是新人我充满期待先按捺住暂时不说，一些是说了N遍成疲劳症现在不想再说，一些是虽然说了N遍但还是忍不住想继续说，王海安是一例。 这个邮件组的人应该清楚，我写海安创作的文字，10年前开始至今，不敢说绕地球也可以说绕王海安的张高村有几圈。我肯定他这辈子不会再碰上我这样对他创作话痨的人。现在为什么还保持对该人创作的说话愿望，一他是草场地“老人”，2010年民间记忆计划开始时就是其中一员，二是他至少最近这几年还保持回村保持采访保持写来回村笔记。后者是我和海安可以继续说下去的基本条件。所以如果海安哪天不想我再对他的创作得逼得逼的话，省去“二”就成了。 海安10年前参加民间记忆计划时还是天美数字媒体系刚结束大二学生，据他说，听来北京草场地上我课同学讲草场地工作站有一个“回村采访老人‘三年饥荒’计划”，就“误打误撞加入了”（海安本人语）。海安回村采访拍摄时有点类似10年后如今的魏轩，当时我们彼此都没见过面，只是在一个月后（8月）草场地工作坊，他带着采访素材过来，直接跳入“回忆饥饿”的排练。 插一段——现在回想，“饥饿”排练绝对是当时所有回村者（15、6人左右）强心剂，确认参与这个事的有趣有劲。当时除了梦奇一人是所谓专业表演者，其余都是第一次上排练场。“饥饿”剧场的这种原初发生，对我是再一次验证“身体”与“剧场”的现实功用性（而非曾经的那种“拿出一个牛逼作品”证明什么的“表演性”）。若干年后的现在，有“阅读饥饿”“阅读父亲”，应该属于如此功用的继续。 再说回到海安，参与民间记忆计划两年后（2012），海安终于完成《进攻张高村》，次年又有续篇《信仰张高村》，再过一年（2014），海安进入《诗歌张高村》——试图在垃圾与平庸包围的近乎废墟的村子中唱出一首浪漫与理想之歌：燃烧或毁灭……这时的海安卡壳了，我期待的一部有力作品最终没有完成。原因种种，草场地空间没有了，去公司挣生活费了，结婚了要见丈母娘了，各种杂事等等，反正至今五年过去，片子没拿出来。 不过海安没有放弃回村拍摄，包括继续采访老人，至少这五年的冬天都在邮件组看到海安这方面的动静。还有，秦家屯这几年的创作工作坊海安也保持参与。有这两个基本动作，我觉得我们之间就有沟通交流基础。 按我经验，如果海安能把“诗歌张高村”完成，意义是五年后跨过创作“停滞”冰河，接下去的创作路就有可能顺流而下。而且按我知道的海安初剪时的素材到这五年中增加的素材，不仅量大丰富且精彩，需要的只是找到一个“有力的构成”。从前草场地帮助过海安完成处女作及第二部片子，如今实战经验日趋丰富的秦家屯时代，我觉得力挺海安完成他渡过创作冰河的第三部片子也不应该是问题。 问题只是，海安必须先拿出他的“一剪”。 今年8月暑期工作坊，对象主要是“第一部片子创作者”，海安来了，而且全程三天四夜都在。我和他交底：不管怎么样，先拿出一个剪辑版本，有了这个模板就可以保持在邮件组讨论。最好争取尽快完成这部片子，而且我觉得就是柴都堆好了只欠一把火的事。这部片子拿出来后，以后的路就好办走了，不然真的成了导致长久的创作肠梗阻。海安和我说，今年下半年打算不接什么活了，专心把片子剪出来。我清楚记得，海安和我说这些话时，眼睛在暗夜中闪闪发光。 事实是——8月以后，到现在，近年底了，海安那边没有任何动静（我唯一获得他的动静是看他在朋友圈给一些人点赞）。 我当然完全理解海安“草场地空间解散”后的几年“停滞”，也可以理解今年8月他信誓旦旦要拿出剪辑但无果，各人现实人生，各有剪不断理还乱之麻烦事，我无法帮海安剪他的乱麻，但完全能够理解他可能陷入的泥坑，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在邮件组——这个存在于我们这些创作者之间、有可能消融停滞冰冻的河流——没有任何动静？ 海安应该熟知邮件组存在意义作用。8月以后小博也完全是失联状，没有任何消息，小博是否属于创作“停滞”只有他自己明白，但从邮件组“消失”是事实。还在读美院的20岁小博如此玩消失可以归为年轻就是任性的本钱，但海安不一样啊！草场地“老人”一个！10年时间可是生命流淌过来的啊！ 这篇说创作“停滞”笔记写够长了，该结束了。有心人知道我为什么写这篇。“停滞”不是问题，创作伴随者而已，创作也包含与之对抗搏斗过程，更遑论如果创作持续一生的话，“停滞”就是你甩不脱的“伙伴”，或说最终把你干掉的冷酷杀手。 回溯创作历史长河，那些最终成为伟大杰出创作者们，他们都是单枪匹马与“停滞”作战，最终没有被对手击倒崩溃，靠的是强大心脏和意志力（我坚信这一点，创作持续下去，更多才气才情真的不起多大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并非那种为数极少大心脏坚强意志力者之一，况且今天环境对个人（独立）创作远超秋风扫落叶近于冻死一切自由生灵不足奇严寒酷冬，可能真的需要“超人”才可以脱身飞翔。我们承认不是超人，甚至不具有大心脏坚强意志，平凡肉身一个，那好，我们就聚合一起看看——当然不是通常那种扎堆取暖圈子山头一类，是无数创造个体聚合而成群体力量尝试去建立/创造——建立或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暂且难以去期待展望规划，一步步走下去再看吧。 只说如此聚合是有方式/道路的，所谓方法论，即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秦家屯。多种实验实践方式中，交流分享沟通探讨是基本，日常渠道为——邮件组。 所以我对拿出一剪后高昂转述她导师的话“可以在影片中看到草场地的影响”倍感鼓舞。“草场地”三字不再代表五年前北京东北五环外沿草场地村那个院子，而是演变成无数人参与其中并添柴加火的一种精神力量。 我是参与者之一，也当然是创作受益者，这篇谈跨越“停滞”冰河让创作持续下去文字，就是来自真切心得感受。还有目前“恐惧”片剪辑状态正在恢复中，我有海阔天空狂喜。实话说，我“影像自传”走到第三部“恐惧”（或说不得不面对此题），是钻头打到岩石了，手心被震得麻疼却难以钻进去零点1毫米。10月剪辑时我有过一周剪辑出1分30秒历史成绩，几乎就是望不见天日的隧道里爬啊爬啊。 美国回来一周煎熬“停滞”期，抵抗方法唯一，就是每天不停写啊写啊（让“写”这个动作带动起思考转动），写自己也写别人，还暗中呼唤着其他伙伴一起煽风点火。现在“停滞”期熬过去了，柳暗花明感觉，天窗打开，气流通了，把一段最艰难的段落趟过来了（实则是坚定了对一种从来不敢用的片子构成方式的信心）。 兴奋的还有，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标题来贯穿“影像自传”，我想过“吴文光自述”，不理想，当然也不想用“影像自传”（事实就是“自传”，就没必要强调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叫“吴文光一生动词若干”，这些动词中，“穿过”是其中一个，还有“挣扎”，还有“恐惧”，以后做下去，还有其它动词。一个人的一生故事，用动词串起来，感觉不错。 […]

12 Oct 2022 翻过2016年，民间记忆计划的冬天回村拍摄开始。2010年夏天民间记忆计划起步，每个冬天是参与者返回自己村子的拍摄时间，2017年是第七个冬天。             冬天回村者，有的是从七年前的冬天持续走过来，如草场地原驻站作者；有的是第一个冬天走在回村路上，如美院大四学生，选择毕业创作与民间记忆计划同行，也在返回“老家村子”路上；还有如村民作者，他们本来就人在村子，不需要“回”这个动作。这些回村者身份、背景或心理各异，相似的一点是，返回与自己有关系的村子，持续或尝试纪录片创作。             这个“返回”动作，1月开始，持续至3月。2017年回村者10多人，各人回村时间长短不一，因人而异，或一头扎进村子直到离开，或若干次出进。返回者所去村子，散布湖南、湖北、陕西、山东、安徽、北京、河北各省区。这些村子，或是回村者的出生地，或是父母、爷爷、姥姥的村子，与自己有关。 冬天在村拍摄期间，回村拍摄笔记从各个村子现场陆续发来，汇聚草场地工作站邮件组，初次回村的陌生和距离，再次回村依然有迷雾摸索的迷茫，相似或不同遭遇与体会碰撞交流，如何深入，如何发现，如何让镜头探进现实深处…… 关键词是，如何阅读村子？ 西安美院六个毕业创作学生，与村子有相当的距离，甚至遥远，他们属于“农村城镇化一代”，从小随父母移居城镇，村子变为爷爷奶奶祖辈留守，成了“老家”。现在这些90版年轻人各自一个人回村，巨大陌生感横亘面前。 采访老人，是民间记忆计划回村者推开的第一道门。对现实体温的感知，历史记忆或许可以成为温度计。 张会洋，回到的村子在安徽阜阳，叫东刘庄，她回村第一步从采访开始，她的姥姥是第一个被访人，然后她姥姥又成了她认识其他老人的向导。10多天过去，有12个老人坐在镜头前，讲述自己从前往事，话题从50多年前的“三年饥饿”开始。 张会洋说一个老人对她说的第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老人说：“我说了你可能都不相信。”这句话的意思里面，可能包含：曾经的饥饿往事很悲惨，现在的人无法理解。可以猜想这位老人，她要说的那段往事，一定是埋藏心里很久的，渴望对人倾诉。 张会洋说她的拍摄计划是以姥姥为主角，记录姥姥及周围老人的记忆和现实交织。我想，张会洋应该是头次认真坐在村里老人面前倾听他们往事讲述，这些村里老人过去经历的故事，也会是张会洋初次知道。至于老人记忆如何与创作发生关系，可以先不急着得出路数，先把“倾听”这个动作做好。 从陕西咸阳一个叫阳峪的村子发来的拍摄笔记，王佳萌写她端着摄像机跟随奶奶在村里走，遇到人便因此认识，她写到：奶奶就是我一张移动名片。 王佳萌和她同学张会洋的拍摄类似，打算以“奶奶和她的老姐妹”为题创作。想和王佳萌讨论的是，同为老人故事，不会有所谓“题材撞车”问题，关键拍出了“这一个”或“这一群”了吗？ 所以我对王佳萌的提问是，她会被奶奶这张“名片”带去哪里？奶奶曾经的人生？奶奶相处一辈子的村里人？探测下去，奶奶可能不只是一张“名片”作用，或许有着某种横跨历史与现实的向导角色。 跟着王佳萌继续下去的采访，她笔记中写到，采访奶奶得知，奶奶的老家是甘肃陇西，“出生于1941年”，“19岁从甘肃出嫁到陕西”。 身在陕西村子的张焕财，对这个年月很敏感，在邮件组向王佳萌提出：奶奶从甘肃嫁到陕西这个村子是“1960”，是“三年饥饿”时期，基于当年有大批“逃荒嫁人”发生，张焕财建议王佳萌应该抓住这一点追究下去。 […]

13 Oct 2022 这两年的写作减少了很多，而且所写的文章，多关于事实考证的，可以说偏向于客观性的写作。当然即使这方面的文章，写的也少。但对于专栏文章来说，似乎可以更为主观地输出自己的观念，而这背后需要一种对于自己的信心。但是我对于自己的写作产生了质疑，甚至厌倦，这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曾经背后支撑它的一套价值信念慢慢失去了。 我相信这是很多写作者普遍的感受，发表空间的日趋严厉的约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确，那种对于独立电影尤其是纪录片的评论和梳理，往往还是会有很直接的立场显示，不如其他文体可以曲折晦涩的埋藏。 但这种普遍的感受的更大来源，在于对写作的信念的丧失。曾经我们以为通过写作，打开一个个的封闭空间，我们的社会空间由此将日渐明朗，这曾经是驱动写作的重要动力，虽然这也是一种功利心，但自己感觉是一种善的倾向。 所以，曾经，当有人将拍摄者和围绕影片撰写文章的人加以对立，认为端起摄像机的人是战士的时候，我内心是不认同的。写作并非冥想，写作也是行动。 但这几年的事实给了我们重击，给了我们相反的感觉。这不仅仅让人对于当下的写作失去了热情，甚至对于既往的乐观主义深表惭愧。这也就是此专栏迟迟不更新的原因之一。我所说的乐观主义的对象，不仅仅是我的写作，是指无数人类似的写作。 另外，对于个人来说，环境的变化，使得个人的存在方式和理念很多地方不再能够自洽。这是另外一个失语的原因。 当然，也许我过于受到当下或者某个特定时间段的影响了。这也时常让我反思。我看过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其中能记起的细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男主角受到无数困扰，精神陷入迷茫，它走在一座桥上，似乎有魂飞魄散的感觉，他对自己说，现在我要过这座桥，这就是全部，因此把心思专注在脚下每一步即可。对于写作来说，这个细节给了我启发。这也许是当下唯一可以做的。    

13 Oct 2022 其实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表达：那些独立影像尤其是纪录片，在国内完成其生产和循环传播最为重要。 当然，这话是开放的，并非狭隘的认为它不能被别人看到。它作为经验，属于全人类。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共同体的问题。因为当年很多人拍纪录片，不是为了国际纪录片节去拍摄的，而是看到某个现实的片段，激发了拍摄的欲望。就像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某事，碰到某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们经常会说，这真适合拍成电影！ 于是就去拍摄。在当年，很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共同体没有这么大，或者也不太会在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去经营叙事和语法。但它内心有一个想象的观众群。当它说到某事的时候，这个本土观众肯定会立马心知肚明，当它使用某个物象进行隐喻的时候，对方也能很快领悟到。 这样的片子很多，所以他在国内更容易被理解。而且，从社会效益上来说，纪录片所收录的那些人的生存状况，若被更多国内观众看到，会激发良性的社会互动，会让我们对于自己的现实具有更好的自觉性。历史自觉，当下自觉。 可惜这个方面多付之阙如。 我想起有一次为海外影展邀片，蒋樾、段锦川的《暴风骤雨》。蒋樾说，这个片子没有英文字幕。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没有做呢？他说，一个是没法做，片子中出现了大量的名词，比如“浮财”，“纠偏”，“砍挖”运动，这些概念人家怎么能懂？如果后面必须加上一长串的注释，片子就没法看了。 至于砍挖运动，笔者尚且弄不明白。上网查阅才知，是砍大树，挖财宝，也有的地方叫挖穷根。打倒富裕地主，没收他们的财富。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知识共同体的问题。中国的这部分知识，远没有被世界化，没有获得普遍的理解。我觉得有一些事件和知识是强势的，比如奥斯维辛，其中一些小暗语或者小动作，我们作为异邦人是可能理解的。也许是通过电影、小说等方式，它们成为了一种更能被普遍接触到的知识。我们在这个方面，做的不够。 导演告诉我，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也不想翻成英文。他说，我也不愿意那给别人看。一次日本的影展说要放这部片子，认为肯定可以拿奖。蒋认为，中国人的苦难自己消化，这个奖不算什么，我做这个片子是不得不做，不是成就自己。 综上，一方面，知识共同体有大有小，更大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的确是沟通的必要。另外导演也的确有自己更为隐秘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