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March 2022 贾之坦，男，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园艺场村村民，生于1951年，三个现在依然还在继续拍摄的男性村民作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今年58岁。常自称“年近60”，从进入村民影像计划被称作老贾。其人也一如这个时代常被称作的“和共和国共同出生和成长之人”，由所在地乡村开始，历经这个国家几十年的风雨变故，如其所说的：懂事起，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十年文革、包产到户、改革开发等，无一不在经历中。老贾正式学历小学毕业，初中读过一学期，因家境原因缀学。在本地乡村，老贾腿快手勤也动脑，能言善辩，属于村子里常说的那种“能人”。人民公社时期曾做大队会计，熟知农村者应该知道，这非等闲之辈，大队党支书之外，实权者就是会计，掌握整个大队经济命脉，位居“二把手”。改革开发之后，时代变了，“一些头脑灵活的人走在前面”，老贾在本地率先引进柑橘，一部分自家稻田种上了橘苗。三年的柑橘培育成长也是周围村民观望的三年。柑橘长成了，卖成现钱，众人纷纷仿效改部分稻田种柑橘，老贾这时开始把剩余的田地全都改种柑橘。等大家跟在他后面彻底由田农转为橘农时，老贾又押运着本地柑橘开始了贩运之途。 这是2005年底，我在老贾的柑橘地里，吃着硕大甘甜的橘子听老贾说他的故事。放眼望去，满眼都是柑橘。故事已经是20多年前的，此时的老贾，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工作在北京，成家立业。老贾和勤快持家的老伴守着几亩柑橘，在本地乡村过着中上生活水准，念叨着在北京的儿女，计划着一年中的什么时候去首都等着被喊爷爷外公。悠闲进入晚年生活安度的通常轨道被闯入的DV改变了。在北京的儿子告知他，有个叫做“村民影像计划”给村民发DV摄像机，去北京培训，拍“村民自治”的片子。老贾立即报名并成为来自东南西北不同村子的10个村民作者之一。 2005年11月初来到北京草场地工作站的老贾，和半数以上的村民作者一样，对这个“发DV摄像机”的诱惑又可疑的村民影像计划充满怀疑。工作站不在繁华大街，也是一村子，大铁门，却没有招牌，见面的人怪里古董，不像“政府的人”，怀疑被骗，被拉进一个传销团伙或者“地下黑工厂”。等听到代表欧盟项目的老外带翻译说外语、代表民政部项目的官员说普通话、还有DV机端在手里，才踏实觉得“馅饼在自己手上”。如老贾儿子准确描述的：“我父亲带着他们那一辈标记性的疑虑参加了这个项目。” 说老贾的DV行为扯出这些是想说“前因”，这样可以看到老贾端起DV的自然“后果”。一个有曾经50多年乡村底层生活经验的人，对充满灰尘、不公和陷阱的世道无限怀疑是正常的，但抗拒、争取、依然想有所作为之心依然存在。DV在手的老贾，对手中的DV机意义理解充满“现实功能性”，即这个家伙是要用来解决最实际问题的，不是为了拍个什么流芳百世的纪录片，更和搞艺术装深沉无关，完全一个“行动中人”：从领头在本地成立“柑橘经济合作社”，到后来介入当地河水被污染的维权行动这类“大事”，还有若干“小事”：DV拍下一个腿摔坏的老太太躺在床上的状况和希望政府帮助的话，拿到县里放给有关部门领导看，为老太太争取到800元补助。 在老贾的《我的村子2006》和《我的村子2007》片子中，可以看到老贾镜头不断直击现场：村里的县人大代表选举、邻村土地被强行征用、村民控诉河水被污染…… 下面一段是老贾片子里出现的县人民代表在本村选举过程中的镜头记录： （场景：村里选举工作现场。一个村干部坐在小桌旁，统计选民人数。） 贾之坦：你是在统计什么？ 村干部：选县人民代表的选民数。 贾之坦：这个村有好多选民啊？ 村干部：总共是1546人。 贾之坦：今天投票方式是怎么投？ 村干部：分两个选区，一个村一个区。投票方式是带着票箱到户。 贾之坦：那要是家里没人呢？ 村干部：那要去找啊。 贾之坦：如果人去城里打工呢？ 村干部：家里别的人也可以代投，父母代替儿子，或者儿子代替父母，但最多只能代两个人投票。 […]

29 March 2022 《自画像：47公里之死》是章梦奇进入民间记忆计划的第六部片子，也是她回到父亲出生村子拍摄的第五部片子。对于一个保持每年返回同一个村子的创作者，一个巨大的挑战一般会在第三个年头出现，就是—— 继续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动力何在？ 于创作本身究竟有多大实惠？ 如何解决“题材同一化”“表达手法模式或雷同”？ 更挑战的还有，对“同一现实场景”的创作聚焦持续N年的重复，如何走向“现实底部”纵深探进以及“艺术意味”的广阔延伸，这差不多可以说是横亘在所有与此相关的创作者面前一座山峰。 结局无非两种：纵身飞翔或一头栽地。 回头看民间记忆计划头几年的创作，“返回村子返回记忆”作为创作出发点，继续下去，“尝试在村子做力所能及之建设之事”的行动，转换出来的结果是，“在村子的行动激发创作素材”。问题也在这里出现了，作者身份与现实介入者之间是何种关系？在村子做事就一定是与创作成正比关系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干扰？限制？互动？提升？ 答案是什么，目前暂且没有（可能永远也没有一个完美答案），但疑问应该保持。去年底草场地最后一批片子完成工作坊后，我的疑问更加强烈，如此创作方式经过五年完成第一步创作起步台阶后，如何走向“作者的自我成熟和飞跃”是以后若干年的努力方向。 或许可以把梦奇今年这部新片看作是面对山峰的一次艰难回答。这部片子在7月初工作坊第一轮拿出的第一稿，作者把影片基调定在“47公里之死”，直接原因是作者的爷爷（也是之前四年伴随作者在村子的主要人之一）去世，一个“没有了爷爷的村子”，大概就此引出作者试图探究：一个凋零的村子，一个荒凉的村子，一个即将被埋葬的村子。 “爷爷去世”是拉开影片序幕之用，正片开始，若干“非正常死亡故事”贯穿下去，是影片对这个村子正在“行将就木”的注释。这些“非正常死亡”—— 发生在过去历史中（一男一女老人闲聊中回忆60多年前发生在本村的土改地主斗争会，一个“被乱棍打死”，一个“被吓死”）； 发生在去年某个夜晚（一个老太太一边修补锅盖一边讲述本村一个老年妇女不堪子女冷眼，自尽，选择自尽方式残酷：一根绳子，一头套在脖子，一头套住脚，脚蹬绳，气绝而亡）； 发生刚过去不久的一个下午（一个老人描述他哥哥为救掉在泥潭里的牛而死）。 “非正常死亡故事”还有“正在进行时”，雷老人，一个身体与地面成直角走路的弓背老太太，影片进行到后半段，这位老人背挺直，面对镜头（现场是面对作者）倾倒苦水，年轻时被丈夫殴打，逃跑，，后又被父母逼回（抢走儿子胁迫），无奈复合，以后还是被打，“往死里打”……老人发出的“毒誓”是，要死在他后面，看看他是什么下场。这是“人还在，心已死”的老人。 “非正常死亡”背后掩盖着什么？ 影片开头，两位老人围坐火塘回忆发生在六十年余年前土改批斗致死是因为“革命理由”（或简单说是企图从被斗人那里捞到更多可以瓜分的财产），暴力在同喝一条河水的乡里乡亲之间轻而易举发生。 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之后发生的各种非正常死亡就不足为奇。影片“47公里之死”接下去的叙述延伸中，继续让各种非正常死亡故事推进，每一桩死亡案例后面都有残忍阴影，但人们又都是以习以为常口气讲述和谈论，这个事实似乎更加残忍。 […]

27 March 2022 山东村民作者王伟的第二部纪录片《我的村子2007》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片秋后变黄的玉米地，玉米地旁是一条土路。镜头是王伟站在自己养鸡住地（位于村边）的门口小坡上往远处拍出去的。这类镜头在王伟片子里经常出现，只是因季节、天气或早晚不同画面内容有异。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生活常态之一：喂完鸡或吃完饭溜达几步到这里。某些时候，会端起DV机拍一下。 这一次“望出去”的镜头，坡下面的土路一端出现一个人：深蓝色衣服，男人，走得很急。近了，看清，一个中年汉子，卷着裤腿。 持DV的王伟和他打招呼：“干什么去？” 汉子回答：“我到北岭。” 一个最日常不过的村里人见面互相打招呼方式。汉子答完，离开土路，上小坡，走近镜头（实际上是走进王伟）。下面就是他们开头的一段对话： 王伟：你去北岭干什么？ 汉子：连双（说话者兄弟）今天上午被村长招来几个人打了。 王伟：什么时候？ 汉子：就是今天上午。 王伟：在哪里？ 汉子: 在北边的田地里。把连双的衣裳都撕破了！破到这里！（指腋下衣服处） 王伟: 什么时候的事啊？ 汉子：就是今天上午啊！ …… 接下去这个汉子和王伟说他兄弟因为地和村长的地挨着，矛盾和地有关，然后村长约帮人把他兄弟打了。汉子又说到从前的种种积怨，历数村长的种种霸道，还说到当初他们一起（包括王伟在内）把村长支持上台，现在忘恩负义，和历史上的刘邦和朱元璋一模一样。越说越气，汉子脸上越来越多的愤怒委屈伤心，说他要报仇，不惜和村长以命换命。这是一段类似倾诉的说话，一直不停地说，那种江河滔滔、没人能挡得住的说。直到他说要和村长誓死一博：“他们人多今天我非杀死一个！我说谁敢上，我就都捅死谁！我什么都不管了！反正我活着也没法生活，快让他们欺负死了！”一直听着的王伟这时说：应该打110报警，不要做鲁莽事。 […]

“自我隔离”期间我每日在摄像机旁的“自言自语”，现在我当然很有信心说，这就是我的影像日记一种。不过开始这么做时，心里还是一片空荡荡。最早我和洛洛说过，戴口罩说出自己的恐惧；和高昂好像也建议过她，人到英国后可以尝试“自我诉说”拍摄。 说别人可以纵马驰骋，轮到自己呢，依然可能是各种疑惑阻拦。但这次病毒制造了太特殊状况，一个人必须在被动或主动隔离中学会“与自己相处”。我就是在有了这种认识后决定，我也得这么干，确定一个具体实施（有规则）就开始做。不然很可能就是——哦今天没什么值得拍的呀。这个有必要开机吗？拍那么多有什么意思？ 我给自己定的规则是，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到阳台前镜头对着窗外的摄像机前“自言自语”说上一番（第一天拍摄，我直觉把摄像机位置选在客厅落地玻璃窗前，镜头面对的是窗外楼群屋顶以及远处房子及其它，有足够开阔的天空和空白。这个景别从第一天确定后，就再无更改）。第一天拍下“自言自语”是1月28号，第一句话说的是当天日期“X月X号”（这句记录当天日期话最容易说），以后就即兴，有话多，无话少。开头几天很不适应，觉得近乎无事找事，无聊，有必要吗，等等疑惑又跳出来了。 既然定下规则，我就要求自己做下去，几天后慢慢趋向适应，反正开机第一句话知道说什么，剩下的就看当时心情，有时无话就镜头移下看小区，有人走，或无人，为什么这个人在走，为什么中午了小区像凌晨一样，这些“反常”引起的我的心里话，那就说出来，自说自话也不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到哪儿就是哪儿，摄像机好像就是一只耳朵，从前习惯搁在心里的想法现在变成声音流出来了。 这不就是“内心独白”吗？这么自然就从“默默心里想”变成声音飘出来了。 有这种感觉我越来越觉自然并有“说出来”欲望了。随着日子增多，打开镜头的次数一天跟一天越来越多，望着镜头对着的窗外，我脑子开始试着回到当天早上醒来所想（我习惯醒来后躺床上随意想），这些“所想”可能是我想“说出来”的东西；还有刺激我想讲出来的“药引子”是头天发生的什么事，这个成了后来我的“自言自语”影像日记的最多内容，一次线上礼拜天（集体瑜伽读书度过），邮件组讨论的某个话题，一个作者的一篇笔记，某个伙伴和我吐露心思，等等，这些都是让我心里波动浮想联翩的事，有时说起来就刹不住车，忘乎所以自言自语好长一阵。 总之，两个多月（70多天）过去，“自言自语”成了我每天早上起来习惯的第一件事，走到摄像机旁，开机，调焦，开口说第一句话（当天日期），然后就说多说少随便了。说完了，我会把镜头转朝屋内，我离开，打开音乐，然后做咖啡和早餐。 现在我已经录下70多条这样的“影像日记”，我的想法改变是，不只是“疫情期间记录”，会一直做下去，就像我三年前开始至今的瑜伽，只要不是特别原因（早起出门之类）就一直做下去，只要呼吸着，可以走到摄像机旁，就这么做下去。 这样做的时候，没法想“意义”的。换句话说，“想意义”就没法做下去，即使现在70多天过去，回头想那些“每日一录”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精彩动人的素材，但我说了——内心有变化了，一些“意外”的想法出现了，比如谈到的“时间”。 持续下去后，变化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大概在一个星期10天左右，觉得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个动作走到阳台玻璃前打开摄像机调焦然后说出第一句话“X月X号”属于自己每天的身体动作之一了，也就是接受了或者说习惯了，类似早上洗脸刷牙一样。 有了这个心态到身体的变化，开机后的说话，在报完当天日期后就相当的即兴随意，由开初的“说当下”“说眼前”，逐渐转换到“昨天”“最近”“心里翻腾”的即兴谈发挥甚至滔滔不绝。回头看—— 2月26号（由洛洛地图寻找伙伴说起）说4分钟； 3月11号（由感慨活跃魏轩挂念沉默小博）说8分多钟； 3月13号（小博回村梦奇回村）说11分钟； 3月18号（由“封村封城”到“封国”再到“飞越”）说22分钟。 我吃惊我的“自言自语”发展到这么能说，但确实是“内心独白”。如此每日早晨的“内心独白”，记录着我心境及与同行伙伴们的动静变化息息相关，由此逐步地推演着“共同度过/突围”并至“线上礼拜天”“阅读素材线上工作坊”。 我身心体会到的“建立”大概由此而来。 回头想我这种每天早上的“自言自语”式独白，我假定了我不会做的两个前提，一个是没有“病毒”疫情我肯定不会做（就是“被逼”后的本能一种，对围困的冲破，或小时候被逼墙角跟群殴后反扑本能动作）；另一个是如果我有自己的村子待着的话也不会做（那么多丰富变化无穷的事值得做，哪有闲心每天自言自语还拍下来？）当然现在——自从我实际这么做并持续到现在两个多月——我想法变了。为什么不可做呢？有无病毒有无村子不冲突啊，可以做啊，所以现在我待在村子也会做。 进入四月，草场地线上“阅读素材工作坊”开始，每周一次，12个作者参加，每次每人分享自己一段素材并讨论。工作坊做了四轮，我拿出四个“自言自语”独白素材，得到的反应反馈反响都相当一般，差不多可归于冷淡冷场类。我能理解，个中体会感悟在自己，不必立刻一定要传递出去。另外我私心还有点小得意，呵呵看不出什么好玩的吧。等着吧，看时间把这锅老骨头汤熬出味道。 这么说我其实也不是胸有成竹，只是多少排除了“开始”（这么做及工作坊亮出）时的惶惑乏味自我怀疑（我一个老同志也一样有），算得上心情笃定做下去吧。哈哈这么干的话，我的每日自言自语影像日记就肯定不只是“疫情期间”的事了，“之后”还继续，离开昆明还继续，出门在外（比如这些天我想着这次离开昆明是开车出去），路途上某天一个小旅店醒来，把镜头支在路边，对着面前不管什么样的风景（蓝天白云垃圾厕所），录下我的“每日独白”。如此下去，完全可能还会明年继续，后年继续，大后年…… […]

贾之坦最初参与村民影像计划，他的焦点问题是：是不是要拍电视上那种“焦点访谈”片子？要不要把拍的片子给CCTV？在老贾完成他人生的第一个纪录短片《采石场》后，诸如此类的“主流问题”被他跨过去了，之后三年连着完成了他的三部纪录长片《我的村子2006》、《我的村子2007》和《我的村子2008》，在这三部片子拍摄过程中，老贾从“主流”跳到另一个极端，变得“非主流”了，甚至可以说比“非主流”还“非主流”，比如：影像不仅应该触及最坚硬的现实，而且要参与到现实的改变中，比如在他所拍片子中涉及的老人赡养、土地流失、村委会换届选举、人大代表选举、河水被污染等问题中，老贾并非只是一个“俯视的、客观的”记录者，也是这些事件中的参与者、“挑事人”或组织者之一。他就是一个直接跳进现实河里之人，一个本能地把摄像机当作刺刀匕首之人。 如此，老贾就是一个“麻烦的人”，他找麻烦，还制造麻烦，在村民影像计划的头五年，他这方面表现尤甚。我和他也是所有村民作者中吵闹纠缠最深的一个，种种他制造的“小麻烦”也就罢了，但他把摄像机直接当枪使的凶猛方式，开始时让我本能后怕，我以“村民影像计划不是村民民主计划”理由劝过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后来是我被他改变了，他的影像介入现实行为刺破了我伪装和躲藏的“纪录片艺术”外衣，让我看到自己那种“小文人式的假清高”，其实就是虚弱和虚伪。 如果说，2010年在草场地开始的另一个新动作“民间记忆计划”，是被“村民影像计划”启发而产生的话，那最直接的激发因素就和老贾的这些影像直接行动有关。在这个由80后年轻人为主力的民间记忆计划中，老贾也一马当先投入其中，一开始就扮演了一个带头羊角色。他如鱼得水带着摄像机在自己村子里走家串户，采访了100多个老人，采访历史涉及“土改”、“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在采访过程中他从村民回忆中谈到1970年文革“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发生在本村的一桩 “反革命集体案件”，数十人被牵连、被关押审讯，有人被执行假枪毙，有人被判刑。多年之后此案件宣布为是人为制造的，但谈及它只限于部分老人的偶尔口水闲谈，它的内幕如何、原因何在、如何被整的细节，无人追究。老贾开始追究了，他遍访曾经的当事人，包括被整的和整人的，还有众多旁观者，再加入他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旁观者”、现在的“调查者”身份，完成了一部名为《“一打三反”在白云》，成为民间记忆计划中的一部纪录片力作。 《“一打三反”在白云》这部片子，以历史调查为名，焦点在“现在”，祖辈世代为邻的村民为何在文革运动期间彼此变得如此凶残，整人不眨眼，四十年过去，又共同表现得冤冤相报、或冷漠麻木。老贾是从现实处境中看“过去”，寄希望于今天现实的改变。之后他表现得更为凶猛的新动作是，2012年他以一普通村民身份直接参与“人大代表”竞选，如他所说，即使当不了人大代表，也把这一参选过程记录下来。结果正如所言，老贾最终没有参选成功，但一部新的纪录片出来了，这就是今年刚刚剪辑完成的《我要当人大代表》。 老贾这个人真的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湖南人”。本来我是在老贾面前指手划脚教他如何拍纪录片的人，后来变成一个被他启示，被他照亮，和他一起并肩的同伴。多年以后我一样会感激这个比我年长五岁的老农民。 （写于2012）

8 March 2022 10月1日，秦家屯，邵玉珍新片定稿放映。家在北京顺义沙子营村的邵玉珍，自2005年参与村民影像计划，拿起DV完成第一部短片《我拍我的村子》，当年55岁。之后继续在村里拍摄， 至2012年，以“我的村子XX年”为名，完成五部纪录长片。 2017年6月，停顿剪辑四年的邵玉珍驻站秦家屯，剪辑新片，素材来自2011年以后的拍摄。四个月过去，新片最终完成，片名《我的村子2011-2016》，并有一个副标题“沙子营，记住！”，片长70分钟。 作者邵玉珍，在影像这条路上走了12年，今年67岁，有三个孙儿孙女的奶奶。 片子放映当晚，除秦家屯一群作者，还有奥黛、中国农大影视专业的陈刚老师、邵玉珍的铁杆姐妹孙桂芳，还有邵玉珍老伴张大哥，儿子一家四口，女儿一家三口，全家悉数到齐。邵玉珍之家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沙子营，记住！”，斩钉截铁口，立刻，马上，坚决，必须……等等刻不容缓的意思包含其中，当然还有这个做出让人们“记住”动作的作者，她身上那种决绝的气势。按邵大姐昨晚放映后说的话就是，这条道我就这么走到黑了。 邵大姐的新片子依然保持着邵大姐“我拍我的村子”的特有并一贯风格，镜头如河中之鱼一样自由自然游动在村子里，进入一户户家庭，走近一个个人，这些都是邵大姐之前片中的惯有方式，但这次的特殊是，邵大姐带着一种使命是“敲醒记忆”，然后这些村中的“老爷爷”“老大妈”“老书记”“老教师”一个个在邵大姐镜头前开始：土改时“扫房”（分地主房子）是这样的……五八年吃食堂…… 邵大姐的镜头是一如既往的“邵氏风格”，即她的镜头就来自一个村中大婶眼睛所见和完全属于她的身体位置，所以那些颤颤巍巍踯躅于生死线的老人才如此存在于邵大姐影像中，所以他们的记忆出现时也完全是带着“温度”，绝非那种“采访时”所得。 希望“沙子营，记住”，但遭遇到的，还有冷遇误解白眼风凉话等等，这些只有手握镜头的邵大姐才自知滋味，属于“作者内心”的这种感受，我们一样可以在片中看到，和文艺作者的不同表述是，还有三年就迈进七十的邵大姐，她不会叽里呱啦在片子里对着镜头诉说或旁白一番，而是借助影像让这种情绪“潜行于片中”。片中邵大姐和女儿一场有关“活着是为了什么”对话，实际是作者邵大姐的“内心戏”。 还有片子开头，邵大姐镜头扫过田地，现场喃喃自语的声音：这是我家的地，有两年没拿这机器（DV），村子变化很大……还有结尾，邵大姐在村里广播站麦克风前说“放映通知”，一个6分多钟长镜头，从邵大姐站在麦克风前的手足无措（话不知从哪儿说起），到开口说出“村民们，你们好，我是邵玉珍……”说到自己这些年在村里拍摄，为什么拍摄，拍的片子怎么样了，邵大姐话越说越多，刹不住车的样子，直到被广播站的人打断。片子的一头一尾，两种风格方式截然不同的表现，出自邵大姐自己，前者类似“自语”，内心独白，后者是宣言，大声对所有人说出内心。 如此我看邵大姐这部片子，既保持她独有风格，但又有一种超越，超越是来自她的内心和处境被如此方式描述出来。 10月1号晚上，放映后讨论持续到午夜12点。我身置其中，感慨的是，事隔五年，不在草场地，但在另外一个叫秦家屯的村子，邵大姐的片子在继续。只要一个人做，不放弃，她（他）就不是一个人。 （2017.10）

9 March 2022 村民作者张焕财的新片子《我的村子2008》完成了，在2010年的第一天看，4小时长度。2009年5月焕财就做完初剪后我就看过一遍，当时还有老贾，我们三人看。焕财在旁边“翻译”着片中人的方言。现在看有字幕的版本，明显更容易理解片子了。两次4小时观看，总共8小时，中间间隔7个月。我人生中的2009年，两次跨过焕财2008年的生活和他的村子。 影像4小时，首先是一个坚硬的时间。面对屏幕上焕财和他的村子里2008年生活过来的这些人，实打实的生活，坚硬，沉重，和娱乐悠闲消磨时光无关，某些时候看得人窒息。4个小时一直守在这种生活面前，是另外一种苦难和折磨，但是我接受，这并非我的职业和饭碗，是我要进入一个纪录片作者内心的必须，尤其这是一个来自陕西蓝田县史家寨村子的张焕财影像记录。 看完片子，和几个村民作者、还有一起观看的几个年轻人一起聊了3个多小时。开头大家都各自说了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接着话题纠缠在某个段落是否需要那么长，比如秦腔，10分钟左右，爱听或不爱听？有意思吗？表示什么？有必要吗？焕财也说了需要的理由。我觉得应该从这个片子如何结构上来讨论会更有效些，建议大家说出片子中哪些段落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是靠实在而有份量的段落内容构成片子，找出这些段落，片子的合理构成就好说了。这种方法也可以帮助在场其他人，如何分析别人的片子，也帮助以后如何来结构自己的片子。 我自己列出印象深刻的段落有： 一个老人在很暗的屋子里说打官司的事。 一个老汉在家门口解释他自己写的对联。 一个胡子老汉坐在地里，抽着烟斗说种地不容易。 一个老汉边拔草边说刚解放时的事。 一对老俩口在路边采花。 另一对老俩口坐在地里麦秆上说话（说日子不好过）。 一个老年妇女在窑洞前说话（自己怎么被嫁过来的）。 曾当过兵的汉子在地里说他不想留在部队的原因。 女村支书（也是刚被选上的村主任）广播宣布选举结果。 一个老汉（选举过程中）在村委会办公室说自己被批斗的事。 一个男人说汶川地震（画面是焕财的手抓麦粒看）。 从前的大队会计翻检人民公社时期的老账本，说当时的工分收入。 焕财和老婆在家里的所有对话（两口子对话在全片中约有8个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