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我比较钦佩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谢德庆和“一年”。谢德庆，台湾人，和邵大姐同年出生，1950，70年代以特殊方式到美国纽约（做远洋轮船船员停靠美国，跳海偷渡入美）。谢德庆的行为艺术作品“一年”，如把自己囚禁在一个铁笼一年，如与一个女性（也是艺术家）用一条铁链拴在一起一年，如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一年。   谢德庆“一年”行为作品我是从杂志书籍中读到（只有一次是几年前在一个文献类展览中看过展示，谢已经不再做这类作品，展览的是他当时作品图片和资料），但这个基本是靠阅读获得信息的艺术，却比任何一个艺术作品更长久持续刺激着我。   纯属我个人经验，艺术（含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视觉及戏剧电影音乐）中最启发刺激我的是视觉艺术，再推进的“最”就是行为艺术，原因→现场及观念。“现场”是当场发生呈现，“观念”是挑战刺激神经（匪夷所思近乎疯狂等等）的那个“核”。此类作品对我作用大到直接影响我的创作方式道路，比如德国艺术家博伊斯的“7千棵橡树”（80年代作品，持续5年）可以说是民间记忆计划的催化剂。   谢德庆的“一年”作品呢，对我的影响形象比喻是，一颗钉子钉进脑子。从最初知道这个作品（大概是在90年代中后期吧，可能是1997年我住纽约那三个月时间），最初看到印象很深，但也只是“一个作品”理解，以后不断读到（听和看）谢德庆的“一年”作品，每一次（读听看）感觉就像那个钉子在脑子里又被钉进去一点，到现在，20多年过去，这颗钉子已经深深钉在我脑子里。   最刺激我的是那个“一年打卡”，工厂单位上班报到计时的那种打卡，打卡机钉在墙上，谢每隔一小时准时打卡，一天24小时打卡24次，一周168小时打卡168次，一月（30天）720小时打卡720次，一年365天8760小时打卡8760次。这个事做下来，打卡人谢每隔一小时就得去打卡机那里操作一次，正常的觉没法睡了，出门超过一小时的地方不能去了，等等，总之一小时必须准时出现在钉在墙上的打卡机前，整整一年。当我在知道有人这么做，心里体会到的滋味是：枯燥，重复，无聊，乏味，呆板，机器，生不如死。   现在我理解谢德庆的那些用“一年”完成的创作，就不仅仅只是“艺术作品”，是属于“人的作品”，或者“用生命塑造的作品”。我在其中感悟到最“意味深长”的是“时间”。时间，形成一个事实；时间，构成一种存在；时间，通向一个未来彼岸。   “时间”在这里，是颗粒是细节是一件事跟着一件事是一个脚印跟一个脚印，和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掌声瞩目无关。   1987年我去敦煌莫高窟，30余年后回头，那个地方留在我心里最深烙印是，黄沙铺天盖地包裹，千年壁画坚硬存在于洞窟中。风沙漫卷，岁月流逝，尘埃落定，石窟犹在。一边是风吹沙飞面目全非，一边是持续伫立铭刻成为永恒，这是不是“时间”的另一层命题？   民间记忆计划持续10年，梦奇在一个村子持续10年，这是一件事和这件事中的一个人所为。和这件事同行10年，我在一点点感受着“时间”的度过、构成和通向。   这篇“读素材”笔记谈素材中的“时间”，开头用谢德庆的行为/观念作品“一年”引路，“帽子”戴得有点偏大。我的正题是想说我的“每日自言自语”日记拍摄，我原来提交到工作坊的“素材案例”有我在“隔离日子”的不同种状态内容，“自言自语”是其中之一。   […]

28 January 2022 翻进2018年才几天，突闻黄爱玲去世。黄爱玲是香港的一个朋友，认识20多快30年，她应该和我岁数差不多，60出头，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元旦那天我写了篇“2017，冷暖问题”，提到1990年底我待在西藏，为生计在一个电视片剧组工作。一天我在住的拉萨人民招待所接到消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人在找我，要放映《流浪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流浪北京》这个片子做完，我当时只是想把一件该完成的事做完，不好意思主动给人看，而且我从来没听说过“香港国际电影节”，即使知道也不敢动心思，再即使动了心，也不知如何报名如何把片子弄过去。 香港国际电影节“要找我的人”就是黄爱玲，她当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做亚洲及纪录片单元策划。《流浪北京》是一条曲里拐弯方式到香港的，我后来听说的经过是，这个片子被一个被拍摄者给了一个住在柏林的人，此人回柏林路过香港，把片子给了舒琪，舒琪是影评人，他看了后就推荐给黄爱玲。北京——香港，“地下通道”由此而成。 1990年末，“89”后第一年，混沌困顿并心冷，看不到前面是什么。待在冷冽高地西藏，一个做完但只是冷藏在心底的片子，突然有了下文，心里一阵温暖，冲动，似乎明白以后值得做的事是什么了。 就此开始和黄爱玲接通联络，那时没有网络，主要是电话和传真。以为“电影节策展人”是那种说话斩钉截铁随时拍板的人，但听电话那头的声音，细声细语并悠悠，有点困惑“黄爱玲”长得什么模样。 人没有见过，“黄爱玲”这个名字记得更牢了，而且还成了“接头暗号”。黄爱玲最初看的《流浪北京》是VHS磁带，即家用录像带，电影节放映需要专业录像磁带，黄爱玲找了一个从香港来北京的人帮忙带过去。被托的人到北京，电话打来：“我是黄爱玲托的人……”马上回应：“哦知道了。” 以后一些年，在香港再见到当时托取磁带的那人，对方说当时跟黄爱玲并不直接认识，是彼此间的一个共同朋友搭的桥。对方说，因为这事和黄爱玲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 1991年3月下旬，《流浪北京》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当时去香港手续不是一般的复杂难办，我试图申请，未果。和《流浪北京》的“世界首映”隔着一道高墙，原以为片子放了就放了，没什么事了，接着陆续收到电影节邀请，福冈，山形，柏林，新加坡，巴黎……发邀请的人都说，是在香港看了这部片子。 《流浪北京》，一种“偷渡”方式到香港，黄爱玲是“摆渡者”。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不少大陆“地下”影像作品都以此方式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登陆，我印象中记得，有温普林、段锦川的《青朴》、时间的《天安门》、时间、王光利的《我毕业了》、蒋越的《天主在西藏》、陈真的《盆窑村》、郝志强的《大树乡》，还有张元最初的片子《妈妈》、《北京杂种》……这个名单列下去应该是长长一串。 《流浪北京》之后，黄爱玲关心我接下去的片子拍摄，不时发来询问。我和黄爱玲的关系类似一个作者和一个杂志编辑那样，我之后的两部片子《我的1966》和《四海为家》，没有投稿，不用申请，完成后自然就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 因为这两部片子，1993年和1996年我终于去到香港参加电影节，也终于见到之前“只闻其声”的黄爱玲，其本人和“细声细语”非常相配，面相安静笃定，永远与世无争状。我心里有些惊讶，这个看似弱女子如何与冒险勇敢“摆渡”行为相关？ 到香港，知道“摆渡者”不仅黄爱玲一个，是一群人，有前面提到的影评人舒琪，有电影节负责国际单元的李焯桃，和黄爱玲岁数差不多，当时30几岁，面相看似安分书生，实则内心熊熊。 九十年代那两次在香港参加电影节感觉非常棒！放映影院位于尖沙咀一带文化中心剧院及附近太空馆、科学馆影院，宽大银幕，舒服座椅，近百部影片随意选择，而且还有中文字幕。那时我正是一个“电影饥饿者”，疯狂想把所有能看的片子都一网打尽。电影节只提供三天酒店，为了多看片，酒店时间住满就借宿阿桃（李焯桃）在九龙的家，每天早出晚归看片。我当时在电影节的看片选择：首选纪录片，其次“奇怪影片”。看片指南就是电影节出版的场刊上的影片简介和评述，几百字的影片评述是看片钥匙，“纪录片单元”中的影片评述是黄爱玲写的，几百字评述点到影片穴位，其观影真是火眼金睛。 纪录片看得差不多，征询黄爱玲推荐“奇怪影片”，她说，那个伊朗的阿巴斯，有他的影片单元专题。看了第一部《何处是我朋友家》，立马喜欢，接着又看《家庭作业》、《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疯狂爱上。以此方式还认识了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前苏联的塔尔可夫斯基、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等等。 那时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不设任何评奖，所有影片都是参展放映，真正一个电影橱窗，没有谁得奖谁落选烦扰，可以毫无负担牵挂心平气和观片。这样的电影节，如今世界难觅。 大概“香港97”后不久，黄爱玲离开电影节，好像去了大学开课。她离开电影节，对我就是一个熟悉的杂志编辑离开，人走屋空。我对以后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了解不多，只是在2006年重回去过一次，那年电影节放映“村民影像”片子，再让我做“纪录片人道奖”评委（那年是周浩的《高三》得奖）。 去香港不多了，和黄爱玲也很少再见到。最后一次联络好像是2013年还是2014年，黄爱玲打来电话，说她到北京，想见面聊聊。我刚巧不在北京，就此错过，也成了永久错过。 […]

3 February 2022 《度过》出自我2020开始的“影像日记”。第一部做出来的片子叫《度过1章：围困》，素材来自记录于2020年1月下旬至2月末因疫情我独自困于昆明家中的影像记录。这部片子可以看作是我对即将过去的“2020”的一个交代，它也是我影像创作30年中的一个意外。我最近10年（2010年后）差不多每部片子出来都属“意外”，《度过》是意外中的意外，即在“最无创作之心”状态下完成。 回顾下这个片子出现之初。今年1月下旬，疫情爆发并被公布，整个国家进入“躲疫情”封闭隔离状，我们所有人无人幸免。1月27日，草场地邮件组倡议“保持日常记录，度过并尝试突围”。 我次日（28号）在朝向窗外摄像机旁开始“自言自语”（独白），所谓影像日记开始。我这么做好像与我建议洛洛如何抗拒“恐惧”有关，洛洛来邮件说她感觉心里恐惧发慌，我建议她对着摄像机把“恐惧”说出来。我说了我的建议后想，我自己“一样也可以这么做”。 一开始我做得很勉强。如果不是有这个疫情，或者如果我有一个自己村子待着的话，一定有很多值得拍的东西，我完全用不着这么干。但现在这样一个风声鹤唳人人自闭处境，我必须找一个办法解决我一个人独处的“度过”。 我开始做得很勉强，是因为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和“价值”，虽然这些年我拿着摄像机做过很多“无意义无目的瞎拍”，但现在，一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要在摄像机面前记录下“想说的话”，我觉得说话困难，不知道说什么，说给谁听，说了有什么意思。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做下去，如果感觉这是世界末日，那就把眼前这件事做下去，不管留下的声音是不是废话或无聊。不知道说什么，就从今天几号开始说起，还有天气或者现在心情，反正想到什么就即兴说，有则说，无则闭嘴关机。 这么继续下去，10天，15天，20天……慢慢地，意想不到的变化出来了。首先我习惯了，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摄像机后面（那个机器从1月28号那天支在那里拍摄就没有收起来过），开机，调光圈，开口说第一句：今天X月X号…… 我人在云南，习惯说的是云南话，不是普通话。顺着说下去，习惯了就自然了，自然了就怎么样都可以了，以后说什么都顺其自然。 关键的一个变化是，那些说出来的话，是发自我内心（情绪思想感受反应等等），但并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话怎么解释呢？我肯定说的是我当时的真实心里话，是当时我的所思所想。是的，我是一个人待在云南昆明一个房间里，近5个月约140天时间里，但我不只是“一个人活着”，我内心里和一些人待在一起，这些人是民间记忆计划方式下的一个创作群。我们共同在一条路上走着，我是他们之一。 邮件组里的人知道我说的“这些人”是谁。不夸张地形容，我至今64年人生结交认识人N多个（随便可以过千），现在我现在最爱最珍惜的就是创作群里的“这些人”，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如何抵抗“病毒疫情”如何度过（当然怎么都可以过去这段时间，只是有没有创造和建立就另说了）。近5个月约140天时间里，说实话我心里并没有怎么想我的家人（我有一个三姐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他们各有自己家庭，用不着我费心），我也没怎么想那些从前认识交往过的人，彼此早就遥远了。现在，一起“度过”的就是这10多个通过邮件组和线上瑜伽读书会工作坊交流讨论的创作群伙伴。 这些素材可以成片，很重要的一个推助力还有，草场地创作群4月初开始的每周一次“阅读素材”工作坊，每次工作坊我拿出分享讨论的素材都是“独白”，工作坊走到第十四轮，6月17号，那天工作坊完了之后我就想，这个片子可以动手剪辑了。第二天我就在剪辑电脑上建立“时间线”，素材在做场记时都码好了，要做的只是把需要的内容拖进去。 强调一句，没有今年我们创作群第一次开始做的“阅读素材”工作坊推助加油，我无法想象我可以做剪辑。所以这个片子和我有关，和我一起相随相伴的创作人有关，和今年开始的“阅读素材”工作坊有关。 6月17号“阅读素材”工作坊第十四轮，我的第十四个“独白”素材在工作坊播放，播放时我有一种情绪奔涌冲动，我突然顿悟：我拍了100多天的“独白”素材，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没有这个群里人的一起度过，这些素材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意义。我的“独白”从自己内心出发，最终走出内心，因为有同行伙伴，然后和同伴完成了我希望的“度过”。 片中有一段记录于2月24日我的“早晨独白”。头一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创作群开始2020第一次线上瑜伽读书会（这么做的动机是：虽然被“病毒”阻隔在万水千山之外，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飞翔）。次日早上，站在摄像机旁，我对昨日“礼拜天集体度过”依然心潮起伏，即兴说了一段话，其中有： 晓雷读了阿巴斯的诗，在这种时候，读诗歌的声音，通过网络传过来，感觉特别珍稀，难得。 在一个病毒攻击，胆战心惊躲在房子里面的时间里，有一个诗歌的声音，在穿过这个墙壁，进入到心里面，而且是7个人在一个时空里面，共同的享受，这个确实非常细微也非常美好。 我想昨天，这7个人都会有特殊的感受。在傍晚的时候，7个人的笔记写来了，然后就发到邮件组，今天公号再发去。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可以做并适合做，而不是等待依赖盼着起，然后变成了一个肉体无限制的在瘫下去掉，最后精神也没得东西了。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做这些事的时候，莫给它想多大，跟轰轰烈烈，跟振臂一呼，跟风起云涌，没得关系，就是日常的，点滴的，不是一个人做，是一个人做，然后串出无数个人来。这个就是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