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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Wenguang’s Film Notes 48: Time – Editing Notes for “Getting Through” 2

先说一个我比较钦佩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谢德庆和“一年”。谢德庆,台湾人,和邵大姐同年出生,1950,70年代以特殊方式到美国纽约(做远洋轮船船员停靠美国,跳海偷渡入美)。谢德庆的行为艺术作品“一年”,如把自己囚禁在一个铁笼一年,如与一个女性(也是艺术家)用一条铁链拴在一起一年,如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一年。   谢德庆“一年”行为作品我是从杂志书籍中读到(只有一次是几年前在一个文献类展览中看过展示,谢已经不再做这类作品,展览的是他当时作品图片和资料),但这个基本是靠阅读获得信息的艺术,却比任何一个艺术作品更长久持续刺激着我。   纯属我个人经验,艺术(含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视觉及戏剧电影音乐)中最启发刺激我的是视觉艺术,再推进的“最”就是行为艺术,原因→现场及观念。“现场”是当场发生呈现,“观念”是挑战刺激神经(匪夷所思近乎疯狂等等)的那个“核”。此类作品对我作用大到直接影响我的创作方式道路,比如德国艺术家博伊斯的“7千棵橡树”(80年代作品,持续5年)可以说是民间记忆计划的催化剂。   谢德庆的“一年”作品呢,对我的影响形象比喻是,一颗钉子钉进脑子。从最初知道这个作品(大概是在90年代中后期吧,可能是1997年我住纽约那三个月时间),最初看到印象很深,但也只是“一个作品”理解,以后不断读到(听和看)谢德庆的“一年”作品,每一次(读听看)感觉就像那个钉子在脑子里又被钉进去一点,到现在,20多年过去,这颗钉子已经深深钉在我脑子里。   最刺激我的是那个“一年打卡”,工厂单位上班报到计时的那种打卡,打卡机钉在墙上,谢每隔一小时准时打卡,一天24小时打卡24次,一周168小时打卡168次,一月(30天)720小时打卡720次,一年365天8760小时打卡8760次。这个事做下来,打卡人谢每隔一小时就得去打卡机那里操作一次,正常的觉没法睡了,出门超过一小时的地方不能去了,等等,总之一小时必须准时出现在钉在墙上的打卡机前,整整一年。当我在知道有人这么做,心里体会到的滋味是:枯燥,重复,无聊,乏味,呆板,机器,生不如死。   现在我理解谢德庆的那些用“一年”完成的创作,就不仅仅只是“艺术作品”,是属于“人的作品”,或者“用生命塑造的作品”。我在其中感悟到最“意味深长”的是“时间”。时间,形成一个事实;时间,构成一种存在;时间,通向一个未来彼岸。   “时间”在这里,是颗粒是细节是一件事跟着一件事是一个脚印跟一个脚印,和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掌声瞩目无关。   1987年我去敦煌莫高窟,30余年后回头,那个地方留在我心里最深烙印是,黄沙铺天盖地包裹,千年壁画坚硬存在于洞窟中。风沙漫卷,岁月流逝,尘埃落定,石窟犹在。一边是风吹沙飞面目全非,一边是持续伫立铭刻成为永恒,这是不是“时间”的另一层命题?   民间记忆计划持续10年,梦奇在一个村子持续10年,这是一件事和这件事中的一个人所为。和这件事同行10年,我在一点点感受着“时间”的度过、构成和通向。   这篇“读素材”笔记谈素材中的“时间”,开头用谢德庆的行为/观念作品“一年”引路,“帽子”戴得有点偏大。我的正题是想说我的“每日自言自语”日记拍摄,我原来提交到工作坊的“素材案例”有我在“隔离日子”的不同种状态内容,“自言自语”是其中之一。   […]

Wu Wenguang’s Film Notes 46: In Memory of Wong Ain-ling or an Era

28 January 2022 翻进2018年才几天,突闻黄爱玲去世。黄爱玲是香港的一个朋友,认识20多快30年,她应该和我岁数差不多,60出头,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元旦那天我写了篇“2017,冷暖问题”,提到1990年底我待在西藏,为生计在一个电视片剧组工作。一天我在住的拉萨人民招待所接到消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人在找我,要放映《流浪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流浪北京》这个片子做完,我当时只是想把一件该完成的事做完,不好意思主动给人看,而且我从来没听说过“香港国际电影节”,即使知道也不敢动心思,再即使动了心,也不知如何报名如何把片子弄过去。 香港国际电影节“要找我的人”就是黄爱玲,她当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做亚洲及纪录片单元策划。《流浪北京》是一条曲里拐弯方式到香港的,我后来听说的经过是,这个片子被一个被拍摄者给了一个住在柏林的人,此人回柏林路过香港,把片子给了舒琪,舒琪是影评人,他看了后就推荐给黄爱玲。北京——香港,“地下通道”由此而成。 1990年末,“89”后第一年,混沌困顿并心冷,看不到前面是什么。待在冷冽高地西藏,一个做完但只是冷藏在心底的片子,突然有了下文,心里一阵温暖,冲动,似乎明白以后值得做的事是什么了。 就此开始和黄爱玲接通联络,那时没有网络,主要是电话和传真。以为“电影节策展人”是那种说话斩钉截铁随时拍板的人,但听电话那头的声音,细声细语并悠悠,有点困惑“黄爱玲”长得什么模样。 人没有见过,“黄爱玲”这个名字记得更牢了,而且还成了“接头暗号”。黄爱玲最初看的《流浪北京》是VHS磁带,即家用录像带,电影节放映需要专业录像磁带,黄爱玲找了一个从香港来北京的人帮忙带过去。被托的人到北京,电话打来:“我是黄爱玲托的人……”马上回应:“哦知道了。” 以后一些年,在香港再见到当时托取磁带的那人,对方说当时跟黄爱玲并不直接认识,是彼此间的一个共同朋友搭的桥。对方说,因为这事和黄爱玲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 1991年3月下旬,《流浪北京》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当时去香港手续不是一般的复杂难办,我试图申请,未果。和《流浪北京》的“世界首映”隔着一道高墙,原以为片子放了就放了,没什么事了,接着陆续收到电影节邀请,福冈,山形,柏林,新加坡,巴黎……发邀请的人都说,是在香港看了这部片子。 《流浪北京》,一种“偷渡”方式到香港,黄爱玲是“摆渡者”。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不少大陆“地下”影像作品都以此方式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登陆,我印象中记得,有温普林、段锦川的《青朴》、时间的《天安门》、时间、王光利的《我毕业了》、蒋越的《天主在西藏》、陈真的《盆窑村》、郝志强的《大树乡》,还有张元最初的片子《妈妈》、《北京杂种》……这个名单列下去应该是长长一串。 《流浪北京》之后,黄爱玲关心我接下去的片子拍摄,不时发来询问。我和黄爱玲的关系类似一个作者和一个杂志编辑那样,我之后的两部片子《我的1966》和《四海为家》,没有投稿,不用申请,完成后自然就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 因为这两部片子,1993年和1996年我终于去到香港参加电影节,也终于见到之前“只闻其声”的黄爱玲,其本人和“细声细语”非常相配,面相安静笃定,永远与世无争状。我心里有些惊讶,这个看似弱女子如何与冒险勇敢“摆渡”行为相关? 到香港,知道“摆渡者”不仅黄爱玲一个,是一群人,有前面提到的影评人舒琪,有电影节负责国际单元的李焯桃,和黄爱玲岁数差不多,当时30几岁,面相看似安分书生,实则内心熊熊。 九十年代那两次在香港参加电影节感觉非常棒!放映影院位于尖沙咀一带文化中心剧院及附近太空馆、科学馆影院,宽大银幕,舒服座椅,近百部影片随意选择,而且还有中文字幕。那时我正是一个“电影饥饿者”,疯狂想把所有能看的片子都一网打尽。电影节只提供三天酒店,为了多看片,酒店时间住满就借宿阿桃(李焯桃)在九龙的家,每天早出晚归看片。我当时在电影节的看片选择:首选纪录片,其次“奇怪影片”。看片指南就是电影节出版的场刊上的影片简介和评述,几百字的影片评述是看片钥匙,“纪录片单元”中的影片评述是黄爱玲写的,几百字评述点到影片穴位,其观影真是火眼金睛。 纪录片看得差不多,征询黄爱玲推荐“奇怪影片”,她说,那个伊朗的阿巴斯,有他的影片单元专题。看了第一部《何处是我朋友家》,立马喜欢,接着又看《家庭作业》、《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疯狂爱上。以此方式还认识了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前苏联的塔尔可夫斯基、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等等。 那时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不设任何评奖,所有影片都是参展放映,真正一个电影橱窗,没有谁得奖谁落选烦扰,可以毫无负担牵挂心平气和观片。这样的电影节,如今世界难觅。 大概“香港97”后不久,黄爱玲离开电影节,好像去了大学开课。她离开电影节,对我就是一个熟悉的杂志编辑离开,人走屋空。我对以后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了解不多,只是在2006年重回去过一次,那年电影节放映“村民影像”片子,再让我做“纪录片人道奖”评委(那年是周浩的《高三》得奖)。 去香港不多了,和黄爱玲也很少再见到。最后一次联络好像是2013年还是2014年,黄爱玲打来电话,说她到北京,想见面聊聊。我刚巧不在北京,就此错过,也成了永久错过。 […]

Wu Wenguang’s Film Notes: Under Siege – Editing Notes for “Getting Through” 1

3 February 2022 《度过》出自我2020开始的“影像日记”。第一部做出来的片子叫《度过1章:围困》,素材来自记录于2020年1月下旬至2月末因疫情我独自困于昆明家中的影像记录。这部片子可以看作是我对即将过去的“2020”的一个交代,它也是我影像创作30年中的一个意外。我最近10年(2010年后)差不多每部片子出来都属“意外”,《度过》是意外中的意外,即在“最无创作之心”状态下完成。 回顾下这个片子出现之初。今年1月下旬,疫情爆发并被公布,整个国家进入“躲疫情”封闭隔离状,我们所有人无人幸免。1月27日,草场地邮件组倡议“保持日常记录,度过并尝试突围”。 我次日(28号)在朝向窗外摄像机旁开始“自言自语”(独白),所谓影像日记开始。我这么做好像与我建议洛洛如何抗拒“恐惧”有关,洛洛来邮件说她感觉心里恐惧发慌,我建议她对着摄像机把“恐惧”说出来。我说了我的建议后想,我自己“一样也可以这么做”。 一开始我做得很勉强。如果不是有这个疫情,或者如果我有一个自己村子待着的话,一定有很多值得拍的东西,我完全用不着这么干。但现在这样一个风声鹤唳人人自闭处境,我必须找一个办法解决我一个人独处的“度过”。 我开始做得很勉强,是因为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和“价值”,虽然这些年我拿着摄像机做过很多“无意义无目的瞎拍”,但现在,一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要在摄像机面前记录下“想说的话”,我觉得说话困难,不知道说什么,说给谁听,说了有什么意思。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做下去,如果感觉这是世界末日,那就把眼前这件事做下去,不管留下的声音是不是废话或无聊。不知道说什么,就从今天几号开始说起,还有天气或者现在心情,反正想到什么就即兴说,有则说,无则闭嘴关机。 这么继续下去,10天,15天,20天……慢慢地,意想不到的变化出来了。首先我习惯了,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摄像机后面(那个机器从1月28号那天支在那里拍摄就没有收起来过),开机,调光圈,开口说第一句:今天X月X号…… 我人在云南,习惯说的是云南话,不是普通话。顺着说下去,习惯了就自然了,自然了就怎么样都可以了,以后说什么都顺其自然。 关键的一个变化是,那些说出来的话,是发自我内心(情绪思想感受反应等等),但并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话怎么解释呢?我肯定说的是我当时的真实心里话,是当时我的所思所想。是的,我是一个人待在云南昆明一个房间里,近5个月约140天时间里,但我不只是“一个人活着”,我内心里和一些人待在一起,这些人是民间记忆计划方式下的一个创作群。我们共同在一条路上走着,我是他们之一。 邮件组里的人知道我说的“这些人”是谁。不夸张地形容,我至今64年人生结交认识人N多个(随便可以过千),现在我现在最爱最珍惜的就是创作群里的“这些人”,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如何抵抗“病毒疫情”如何度过(当然怎么都可以过去这段时间,只是有没有创造和建立就另说了)。近5个月约140天时间里,说实话我心里并没有怎么想我的家人(我有一个三姐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他们各有自己家庭,用不着我费心),我也没怎么想那些从前认识交往过的人,彼此早就遥远了。现在,一起“度过”的就是这10多个通过邮件组和线上瑜伽读书会工作坊交流讨论的创作群伙伴。 这些素材可以成片,很重要的一个推助力还有,草场地创作群4月初开始的每周一次“阅读素材”工作坊,每次工作坊我拿出分享讨论的素材都是“独白”,工作坊走到第十四轮,6月17号,那天工作坊完了之后我就想,这个片子可以动手剪辑了。第二天我就在剪辑电脑上建立“时间线”,素材在做场记时都码好了,要做的只是把需要的内容拖进去。 强调一句,没有今年我们创作群第一次开始做的“阅读素材”工作坊推助加油,我无法想象我可以做剪辑。所以这个片子和我有关,和我一起相随相伴的创作人有关,和今年开始的“阅读素材”工作坊有关。 6月17号“阅读素材”工作坊第十四轮,我的第十四个“独白”素材在工作坊播放,播放时我有一种情绪奔涌冲动,我突然顿悟:我拍了100多天的“独白”素材,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没有这个群里人的一起度过,这些素材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意义。我的“独白”从自己内心出发,最终走出内心,因为有同行伙伴,然后和同伴完成了我希望的“度过”。 片中有一段记录于2月24日我的“早晨独白”。头一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创作群开始2020第一次线上瑜伽读书会(这么做的动机是:虽然被“病毒”阻隔在万水千山之外,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飞翔)。次日早上,站在摄像机旁,我对昨日“礼拜天集体度过”依然心潮起伏,即兴说了一段话,其中有: 晓雷读了阿巴斯的诗,在这种时候,读诗歌的声音,通过网络传过来,感觉特别珍稀,难得。 在一个病毒攻击,胆战心惊躲在房子里面的时间里,有一个诗歌的声音,在穿过这个墙壁,进入到心里面,而且是7个人在一个时空里面,共同的享受,这个确实非常细微也非常美好。 我想昨天,这7个人都会有特殊的感受。在傍晚的时候,7个人的笔记写来了,然后就发到邮件组,今天公号再发去。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可以做并适合做,而不是等待依赖盼着起,然后变成了一个肉体无限制的在瘫下去掉,最后精神也没得东西了。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做这些事的时候,莫给它想多大,跟轰轰烈烈,跟振臂一呼,跟风起云涌,没得关系,就是日常的,点滴的,不是一个人做,是一个人做,然后串出无数个人来。这个就是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