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ds are in love Light the candles in the shadow Come into the darkness of discrimination Illuminate the obscuration of […]

“The form of love is just like the way we use our hands: most people prefer their right hands －as […]

Wen Hai studied at the Beijing Film Academy and has since 2001 been active as an independent film director. Among […]

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e Paper in 2018. It was written in memory of Zhang Yi. 一 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张一导演去世，发文纪念者不多。张一先生有两部值得纪念的“文革”题材影片：《十月的风云》（1978）和《枫》（1980）。“《十月的风云》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第一部正面反映与‘四人帮’做斗争的影片，从题材到人物都给人新鲜感。”（王晓玉《中国电影史纲》）。电影史学者往往如此讲述。这样的讲述让我们仿佛看到了电影人的主见，看到他们的可选择性和个人主体性，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

15 SEP 2020 Queer University founder Xiaogang Wei in Accra, April 2019 (photo credit: Xiaogang Wei) The following interview about […]

8 SEP 2020   Lao Zhu’s Notes 四五月份的时候因为现象网一个关于汶川5.12大地震的专题，我想起了、十年没联系过的潘剑林。潘剑林曾经在地震发生后很快就去汶川拍摄，很快完成了一个叫做《谁杀死我们的孩子》纪录片。这是当年最早完成的关于地震的影片之一。我在同年的第三届北京独立影展上放映了这个影片。影片直接对导致当年四川地震的众多学生死亡的原因发出了追问，很有批判的意识。为了避免刺激当局，老潘让我在影展上把片名修改《孩子孩子》。最开始老潘对在中国放映这个影片还是有疑虑的，我还跟他谈了许多，最后他同意了。 大概是因为主题的敏感，这个纪录片在中国被放映的很少，即使是谈及的也不多。潘剑林的其他影片的经历也类似。他在2010年之前拍摄过好几个影片，不少都在重要的电影节上放映或者参加竞赛，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洛迦诺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反而在中国的独立影展或者放映活动很少有他的影片露面。以前他也跟我提过他为了拍片把在北京昌平的房子卖了的事。他说的这个房子我还去他那几次。他经常会谈一些耸人听闻的经历，我常有一种少见多怪的惊奇。 老潘谈到的最有意思的经历，是跟当年在中国流传的一批欧美经典电影的关系。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从一个卖打口音乐的人那买到几百张包括伯格曼、基士洛夫斯基等导演的复制VCD的时候的惊喜。我一直好奇这一批电影是如何传到中国的。那时我还整理了一个名单，以这批影片为基础，加上当时的地下电影和纪录片，我把这个名单一直更新持续了好些年。认识老潘之后，他说起这批电影是他通过特殊渠道从台湾买回来的。我大为惊讶，对他另眼相看。老潘很有江湖气，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搞定这么多的环节买到这批影片。他也曾经说过跟以前的北京电影学院的社团实践社的关系和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这次重新联系老潘，背后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当我跟他说起5.12地震电影专题时，他的反应是对我比较有质疑，大概怀疑我是西方敌对势力阵营来的，想找点机会抹黑中国的党和政府。他教育我要更多正面的看待中国的事情，当然他还没有否定自己的作品，虽然他可能调整了部分看法。我能感觉他的想法的变化。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不变的只有变”嘛。 老潘再次找我谈起一些事情，大概跟他看到某篇文章有关。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个文章的链接，是王小鲁写的关于实践社的一篇文章。可能是2010年左右的旧文，但是作者或者其他微信电影媒体编辑后以“电影民主化的开始”的标题重新发布。文章比较简单的提起了老潘，都是在很配角的角色，比如说起实践社“遇到一个叫潘剑林的人，他有一套从台湾搞来的艺术电影”，以及实践社从老潘那里“高价买来了两百部电影”之类。对于老潘的介绍是“甘肃临洮人，学经济法的，后来搞过运输和房地产”，并没有介绍到老潘在电影方面的相关经历。老潘对这样的介绍有些不满，大概因为这些描述听起来老潘在电影这个江湖里是投机商人。至于老潘跟电影的关系在里面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关联。据老潘描述，他看到文章后对小鲁表示了不满，小鲁表示文章再发表时将会把“高价”两字删除。 大概因为这几次的关系，最后老潘就同意我最早说谈谈他的电影经历。也算留一个资料，以供以后有考据癖的人考据使用。这就是这个文章和采访的由来。我有些不太喜欢“采访”这个词，究其本质我做的还是一个聊天记录吧。郑重其事的采访我一向是很不屑做的，感觉水分太多，常有为了外宣而装腔作势的成分。聊天，固然不一定聊得合适，好歹是真实性情的体现，即使其中也不一定都是百分百的真实，但是读者或者观众都还是可以自己去辨识的。 内容方面，我相信总是争议难免，但这不是我关心的目的。我感谢潘剑林先生的信任和慷慨而跟我畅谈，他强调不要让人误解他的本意，包括误解他对体制的信心，我当然也尽量予尊重，并希望字里行间努力贴近他的表达，不做歪曲。 余琼跟我谈起一些电影和人的事。我就随手发了这个聊天的录音整理给她。她认为挺有意思，建议我在她们资料馆的网站上做一个专栏发表类似的文字。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反对的理由，就请我的同事们帮我整理，我简单校对，并加一个小说明。因为需给这个所谓的“专栏”起了一个名字，我想就叫“废话”。我本一废人，故言之为废，而也因人而废，并无任何贬低我的谈话对象的意思。废话是我的，而他人的依然是沧海遗珠，这点希望明辨。 2020年6月29日 被采访者：潘剑林 采访者：朱日坤 朱：我们先把那批录像带的历史聊一下，然后谈你拍电影什么的。这是挺重要的一段历史。你当年那一批录像带是怎么样来的？你为什么会去买那一批影片？以及后面是怎么使用的？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你开始拍片。 潘：说来这话就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