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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r Chinese Art and Performance in a Time of Viral Contagion: Review of Queering Now, Chinese Arts Now, Lond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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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n editorial on the Cuntemporary website in April 2020: https://cuntemporary.org/queer-chinese-art-and-performance/ With the outbreak and […]

‘Wildebeests Crossing the Mara River’: Locat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Global Sout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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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I arrived in Kenya, I had heard fascinating stories about the Gnu, also known as the wildebeest, crossing the […]

Queer Fil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ongzhi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Research Notes on the First China Queer Film Festival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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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404000100dmf7.html (首发于2009年2月6日) 去年11月底到12月初我在广州参加了第一届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巡回展,深有感触。总想要写一些东西,又因为各种原因一直迟迟没有动笔。早先答应过阿强兄要把当时见面时谈到的很不成熟的所谓的“三大主义”写下来,时间一长这句承诺便在心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负担。近日翻看以前笔记,过去的回忆涌上心头,还是把自己能想到的写下来吧。 什么是酷儿? 提起酷儿,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同性恋。这没有错。因为同性恋始终是酷儿社群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英文中的酷儿一词(queer)从污名化到去污名化都与同性恋社群紧密相连。但是酷儿不仅仅专指同性恋。同性恋有时是反酷儿的,酷儿有时也是反同性恋的。酷儿理论中所谈的酷儿包括所有的性少数者,所有受异性恋霸权压迫的人群,如双性恋、跨性别(包括异装和变性)、一夜情(419)、多性伴侣、性交易(如MB)、虐恋(SM)、恋物等各种性的少数派。酷儿又不仅仅专指性的少数派,它还包括一切主流之外的、体制之外的人或事物。也许,还是影展的广告词最能说明问题: “过去三十年间,从来没有一个词带给我们如此多的困惑和矛盾。“酷儿”,它挑战男女两分的性别传统,却也漠视同性恋理论的陈词滥调;它试图建立崭新的性别身份,却坚持颠覆自我的身份政治;它拒绝迎合主流,却也混迹主流之中…… 酷儿基于性和情感: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跨性别等非主流性话题都被酷儿涵盖,却又远远不止这些;无政府、杀手、浪人、SM、瘟疫、外星人……甚至是那些在半夜游荡的黑车司机,所有个体的、边缘的、非主流的生活形态在这里不加区别地被包容、被沟通、被交流。酷儿影像是关于酷儿题材的类别,却在打破自我的分类;它是不迎合的、独立的,却从不拒绝主流。” 理解了酷儿的“非主流”特征,我们就容易理解影展中播放的很多作品中涉及的异装、性交易等所谓“非同性恋”题材。如《唐唐》中主人公唐唐的性别身份。作为反串演员的唐唐,即会爱上男人、又会爱上女人。这本身没错。在性别研究中,性本身就是流动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需要质疑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性别观念,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们分成要么是同性恋、要么是异性恋、要么是男性气质、要么是女性气质(如1、0、T、 P、夫、妻等),像中药柜里的中药一样分类命名,分装在不同的盒子里、贴上不同的标签。因此唐唐的自杀给我们的思考不是他应该把自己的性身份、性取向和性别气质区分得更清楚,而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文化无意识”造成了对含混的、流动的性的不宽容。“酷儿”一词直指那些试图将一切整齐划一、分类明确、不允许越界的“异性恋霸权”,质疑这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性,提供性别多元化和性别越界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唐唐》引发的同性恋、异性恋之争、还是《伤花》引发的T/P角色之争,放在酷儿的视角下,都会有对社会和对我们自身更深的思考。 与其说酷儿是一个名称,不如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将酷儿作为动词使用,亦即“使酷儿化”(to queer),意思是非主流化、挑战主流和常态。如影展嘉宾介绍中对范坡坡的叙述“在校曾获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学风标兵、图书馆优秀读者”。从酷儿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段话解读成“好同志”一语双关,也可以解读成是对“主流”教育模式和社会角色的反讽:不管学校、老师、家长多么煞费苦心,我们还是没有按照你们期待的模式成长。社会主流培养异性恋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的力量可谓强大,我们还是变成了同性恋。这句话既充满幽默感,又有对主流教育制度和异性恋霸权的嘲讽,是一种典型的酷儿姿态。这个例子说明了同志社群如何利用主流话语构建自己的亚文化,并同时使主流话语“酷儿化”的。(“同志”一词的使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酷儿影像”一词中的技术因素。很多观众反映酷儿影像“不好看”,或者至少不如好莱坞大片或国内主流商业电影那样“具有可观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影像叙事上,许多影片没有“动人的故事”,有些作品甚至没有“完整的情节”;一方面体现在拍摄技法上,许多作品没有很吸引人的特技或镜头,有些作品甚至制作非常“粗糙”。当然,这些与拍摄的技术条件、导演的专业训练有一定关系。但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酷儿影像”可以被看作是对体制内的主流电影(包括商业电影和学院派电影)的一种反叛。这种反叛不仅仅体现在影片题材上,而且体现在拍摄技法上。北京电影学院崔子恩教授在谈到自己影像风格时将其称之为“零修辞”,其实就是对主流电影过分强调叙事技巧和拍摄技巧的“修辞”的一种反叛。我的理解是,“零修辞”本身就是一种修辞,这种修辞是对传统修辞的一种“酷儿化”处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酷儿影像中摇摆的镜头、背景噪音、不完整甚至是碎片化的叙事、甚至于拍摄人员介入镜头等都会有全新的认识。使用这样全新的影像语言和艺术形式,有助于打破笼罩在传统电影艺术上的“光晕”(aura),给观众以全新的“震惊”感受,进而提供另类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性。 举一个例子,在《唐唐》结尾,唐唐“自杀"后,编导及工作人员进入镜头,把唐唐搀扶起来并清理拍摄现场。这在传统电影中是不可想像的。布莱希特“间离”的戏剧观为认识这样的拍摄技法提供了解释方法:如果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得戏剧观致力于建立竖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给观众提供“真实”的幻觉;布莱希特则着意打破这堵墙,打破“真实”的神话,让演员和观众都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演出,进而思考戏剧与社会的关联。《唐唐》这部影片结尾中工作人员的介入就起到了“震惊”的效果,它在提醒观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但同时对“真实”又提出了哲学的思考和质疑: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有什么是真实的呢?是不是真实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对“真实”这样迷信这样执著、以至于为了它牺牲了自己对生活和自我多样性的体验。也许,还是影片介绍说得更清楚:“唐唐自杀了,他为什么死?或者,他真的死了吗?这都不重要。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这个,也不是同性恋的生活,而是生活中不断发生的转化过程。生与死,男人与女人,喜爱与憎恶。今天你认为是这样,明天却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有什么是能够真正被确定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越想接近真实,你就越被一个更大的假像包围。” 从这样的拍摄技巧和编导思路来看,编导人员在试图突破传统电影的技法和思路,挑战主流、挑战常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唐唐》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很“酷儿”的。 酷儿影像与后现代主义 从事酷儿影像的导演,大多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观看酷儿影像,有必要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审美观念,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生活和影像艺术。 再次以《唐唐》为例。影片对“现实”或“真实”进行了解构。首先,唐唐的台上生活和台下生活哪一个更真实导演没有给定论;其次,导演又在质疑摄像机镜头内的现实和摄像机镜头外的现实。尤其是在唐唐“自杀”后编导人员进入镜头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现实,那种生活更真实,编导把这个问题留给了观众。其实了解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知识型(如“真实”这个范畴)的质疑,这种处理方法就很容易理解了。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将对现实的怀疑推向了极致,他的理论很好的诠释是华丘斯基兄弟导演的《黑客帝国》。其实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要到国外找根源,《庄子》里庄生梦蝶的故事就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真实和非真实其实是纠缠不清。与其刻意地去追逐真实(或是所谓的“真实的自我”),还不如抓住现在,实实在在地过好每一天。 《唐唐》这部影片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对身份操演性(或表演性,即performativity)的思考。根据酷儿理论著名学者朱迪斯·巴特勒的说法,性别身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次又一次无意识的操演过程中形成的。不管是莎士比亚的名句“整个世界是一个大舞台”还是中国古代“人生如戏”的感慨,不管是高夫曼的“剧场理论”还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都共同指向了身份的表演性。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有现在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我们后天在社会生活中习得、在日常行动中操演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想要表演什么社会角色就能扮演什么角色,就好像早晨起床后从衣柜里选择衣服以确定当天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一样。这里面有一个社会规范和角色“脚本”在里面。然而,认识到了这些规范的社会建构性和随意性,我们至少可以怀疑这些规范、在一些情况下不拘泥于我们的社会角色,在别人对这些社会规范进行逾越和挑战时我们会给予更多的理解。以“跨性别”为例,从跨性别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性别的表演性(或非真实性),看到了性别规范的随意性和脆弱性。看到了新的性别表现形式和性别身份的可能性。巴特勒将之称之为“性别操演”。她看到跨性别这一现象对于我们认识性别和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将夸张的反串表演称之为“拙劣的模仿”(parody)。然而这种“拙劣的模仿”并非都是坏事,至少它动摇了性别规范的神圣性和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性别操演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巴特勒来讲,性别政治不一定非要去上街游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微观政治。而这些微观政治都与我们性别和身份的“操演性”、与为谁表演和怎样表演、与是严格按社会脚本表演还是按自己方式表演有关。 在以上一段分析中,我以《唐唐》中的身份表演性为起点,简单介绍了一下巴特勒的“操演”理论。也许这种解读超乎了编导人员的创作意图。但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本应该是开放的、允许有多种方式解读的。而且没有一种解读方式是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任何声称“唯一正确”或“真理”的陈述之后都有错综复杂的知识/权力问题相交织。我要说的中心意思是,如果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或“现代性”的知识型),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有关现实、身份、主体性等问题,酷儿影像带给我们的启示会更多。 同性恋身份与社群:想象的共同体 […]

In Memory of Eve Sedgwick: In Defence of ‘Sissy 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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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转载):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547406/ 酷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纽约市立大学英语系教授伊芙·赛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一译伊夫•赛治维克)于2009年4月12日逝世,享年58岁。赛菊寇在生前被称为“酷儿理论教母”或“酷儿理论女皇”,她的逝世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她的思想深受福柯、巴特勒、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作品涉及主题涵盖酷儿操演性与表演、实验性写作、普鲁斯特作品研究、非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佛教与教育、汤姆金斯和克莱恩的情感理论、以及物质文化(尤其是纺织品文化)等。她的代表作包括《男性之间:语文学与男性社交同欲》(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1985)、《暗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1990)、《倾向》(Tendencies) (1993)、诗集《胖的艺术与瘦的艺术》(Fat Art, Thin Art) (1994)、《关于爱的对话》(A […]

Judith Butler and Gender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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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转载):https://www.douban.com/note/180704471/ 上次关于第一届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巡回展的观后感在阿强“夫夫生活”博客上发表后,有一些读者提出对其中一些关键词(如gender“性别”)中文翻译的质疑和建议;另一些读者表示出对酷儿理论和酷儿理论家(如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的兴趣。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在此我结合酷儿影展中的一些作品,把原来没有阐述清楚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补充说明。 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今西方首屈一指的酷儿理论学者。她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她是一位女同性恋、富有正义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以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巴特勒本人一定非常反对这些标签时的身份。)她的作品以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国后结构主义为基础,以性别、身份(或认同,identity)、身体、权力、主体、普遍性、民族主义、战争、暴力等问题为核心,重点阐述一些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主体性?主体性是如何产生的?主体性与社会结构和人的心理结构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如何才能在社会结构中体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个人改变社会结构是否有可能?她的作品包括《欲望主体:二十世纪法国的黑格尔哲学反思潮流》(1987,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认同的颠覆》(1990年)、《至关重要的身体:论“性”的话语界限》(1993年)、《权力的心理生命》(1997年)、《令人冲动的言辞》(1997年)、《安提戈涅的要求:生命与死亡的血亲关系》(2000年)、《霸权、偶然性、普遍性》(2000年,与拉克劳、齐泽克合著。有中文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危在旦夕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2004年)、《废除性别》(2004年)和《讲述自我》(2005年)、《谁为民族国家歌唱:语言、政治、归属感》(2007年,与斯皮瓦克合著)和《战争的框架:不值得悲悼的生命政治学》(2009年)。巴特勒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研究、心理分析、女权、性政治和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推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和认同政治领域的“巴特勒”现象。当然她最著名的理论是关于性别(gender)是如何形成和被认知的研究,也就是大家平时经常说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该理论主要是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认同的颠覆》(1990年)。《至关重要的身体:论“性”的话语界限》(1993年)、和《废除性别》(2004年)三本书中阐述和展开的。其中《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认同的颠覆》一书的中文版刚由上海三联出版,由中山大学性别研究室的宋素凤老师翻译。巴特勒的文章之难在英语世界是大家公认的(1998年曾因一个超长句子荣获《哲学与文学》所颁发的“最差写作奖”第一名)。中文译者的工作态度很认真,译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在此先打免费广告并向宋老师所做的重要的翻译工作表示感谢。 由于巴特勒的理论体系很复杂以及《性别麻烦》一书涵盖内容很多,在这里主要选择三方面的内容进行介绍:(1)巴特勒对“妇女”的解构;(2)巴特勒对“性”(sex,或大家所熟悉的“生理性别”)和“性别”(gender,或“社会性别”)两分法的解构:(3)对“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批判。 “女人不是天生的” ‘One is not born a woman, but rather becomes one.’ (Simon de […]

‘Gay Asians Have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and Loudly.’ An Interview with Wayne Yu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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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wei Bao (HB): You have lived in and travelled to different cities including Edmonton, Vancouver, Hamburg, Cologne and Berlin. How […]

Film Screening and Discussion: Ten Years (2015) Dec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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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A hosts regular screenings and discussions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The first session focused on Hong Kong independent film Ten […]

Earth in Crisis: Chinese Eco-documentary UK Tour Nov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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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ing o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ressing issues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hinese Film Independent Film Network UK curated Earth […]

Workshop at Visible Evidence XXVI Los Angeles: The Future of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in China 24-28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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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Memory Project and Post-socialist Documentary Practice 24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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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s the first project event, co-funded by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Film at Newcastle University. This campus-based event inv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