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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uly 2020 讨论中国酷儿影像的本土性、全球性和后殖民性等问题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独立电影当前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话语环境和权力关系。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把它们刻板化和公式化，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分析。在这里我想思考和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于中国酷儿影像来说，到底什么是本土性？我们可以结合当前中国大陆的酷儿影像的发展来思考：中国同志社群由于主观或者客观原因自己的影像作品生产得比较有限；同志亦凡人QAF或悸花字幕组致力于译介国外酷儿影像，并以电影译介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方式来推动酷儿影像和同志文化发展；绝大多数中国同志观众观看的都是从网上下载的西方或亚洲同志电影；北京和上海的酷儿影展不得不在外国领事馆和文化中心举行以保证安全；《同志亦凡人》网络播客制作团队本身就比较国际化,《炫目上海滩》的导演是一个居住在上海的并且融入上海同志社群的英国人…… 在这些语境下我们如何谈论本土性？也许中国酷儿影像的国际性本身就是一种本土性，或者说本土性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区域性、大都市性和后殖民性的产物。也许我们谈论酷儿影像和文化的时候（这不能代表其它类型的独立影像）， 我们的出发点也许可以不是本土性，而是国际性和杂交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性和杂交性就成为了中国酷儿影像的突出特点和其本土性的重要内涵。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本土文化的能动性。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的背景之下，中国本土酷儿影像文化有没有能动性？北京爱酷电影周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行，上海骄傲电影节在上海各个领事馆举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组织者没有自己的能动性。在选片、布展、宣传和观众交流的时候，策展人是有一定的能动性的。他们可以选择或者建议某一部影片，或通过背景介绍和映后讨论环节，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当然每个影展或者每一个策展人的做法以及把握的尺度都不太一样，但ta们肯定是有能动性的。同样，很多影像作品也许是由国际基金会资助拍摄的，但这些作品的内容、风格和观点最终还是由导演自己来决定的。 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在特定社会权力结构下的行动策略问题。我们生活在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权力关系可能是一天两天没有办法改变的。从策略的角度，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怎样能够更好地利用这样一个关系，同时在不让自己这个关系中失利和失语。也就是说，要借助这些权力关系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策略性地使用这些关系是比较重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区别，在具体语境下，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和后殖民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可以是政府和国家层面的合作，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大局；也可以是个人或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为了某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目标（比如性/别平等）。合作方的目的和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有的想借此赢取外交筹码，有的也许只是想要提高性少数的权益和可见度，或者仅仅是出于对酷儿影像的热爱。合作的目的 和效果可以是加深这种不平等关系，也可以是减弱或消解这种不平等关系。比如说，酷儿大学在非洲举行的影像工作坊，是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中非双方都是抱着很好的意愿来组织和参与这个工作坊的，所以这个活动带有很强的民间交流对话和南南合作的性质。因此我们对全球性语境下的权力关系和后殖民性不能够一概而论。 （备注： 本文在作者2020年7月18日“独立影像的性/别视野”网上论坛讨论发言的基础上改写。感谢论坛组织者曾金燕、、朱日坤以及论坛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