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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成为写作,自由是一个动词——为“影像写作”工作坊开启而写笔记 笔记3:道路

2021年2月


“影像写作”工作坊之“热身谈”,谈了“立意”、“指向”,意识到有一个话题不能绕过去,此时此地展开的“影像写作”实践与探讨是有所指的,或者说是有具体背景的。意思是,这里挑起并展开的影像创作实践案例与探讨话题,不是发生在——南美一个影像训练工作坊,或美国一个大学纪录片课堂,或这个国某影像爱好圈。

一句话,不是泛指不是概括不是普遍真理,是落在实处双脚踩住的民间记忆计划。

此为“道路”。再具体落实下去,即回村,采访,记忆,拍摄创作贯穿其中。就我个人来说,被认作应当放在创作首位的“方法论”。

谈“道路”不可避免又会掉入说过N次车轱辘话中。这大概是没法避开的事吧。只希望这是一个“正在时”发生,碰上再谈可以谈出些新意。

民间记忆计划十年实践里,我无数次碰到疑问/质疑:为什么非得回村?艺术创作不是多元多种方式的吗?继续质疑就是诘问:一个人持续回村创作或若干人一样方式回村创作会不会导致作品“趋同/同质”?

回答第一疑问我先说一个作者例子,一个典型草场地例子。王洪军,邮件组“老人”应该都知道他,江苏金湖县人,80版,当过兵读过中国戏曲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说王洪军是“典型草场地例子”,即2005-2010草场地头五年间到草场地参加纪录片工作坊并拍出片子之人,王洪军是其中之一。

2008年草场地五月艺术节期间的纪录片工作坊,是历来参加者最多一次,当时用“开门”方式,即不问出身和来处也不挑选,报名即入,80余个报名者全部在场。王洪军也在其中。

工作坊主持是我和荷兰纪录片导演弗兰克(我和他在年初孟买纪录片电影节做评委认识,我和他一说草场地工作坊,他就说愿来,自费也要来)。布置给工作坊参与者的一个创作练习是五分钟短片“公共空间”(工作坊前完成)。王洪军带来的“公共空间”短片是“贾医生诊所”,镜头支在诊所看病墙上,正对坐医生面前患者,五分钟短片是一个个患者轮流进入画面,陈述病情,大概有五六个患者。弗兰克慧眼识珠,王洪军短片在工作坊放完即大叫:我想看四个小时!

弗兰克的这声大叫也叫出我的心声,接着引出王洪军夏天回老家县城继续拍摄两个多月,这期间我和王保持联系,保证两个多月拍摄都是“同一个镜头位置及景别构图”,之后王到草场地,吃住并用剪辑室两个多月,完成《贾医生的100个病人》,105分钟。片子在当年十月草场地交叉艺术节放映,之后在我策划的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从乡村到都市纪录片论坛”和广东美术馆摄影三年展纪录片专题“针孔”放映。接着又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

王洪军那期间算是草场地“模范生”,满面春风,前途广阔(看似)。接下来该拍什么?又是纪录片导演的常规问题摆在王洪军面前。如果选题正确并答题正确,等待着王洪军就会是一个电影节接一个电影节,可能获奖,再可能是提着钱包奔过来的人。王洪军的难题是,《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片子,可称“观念影像”,非常刺激,但也挑战王洪军接下去怎么弄。

和王洪军商量接下去拍摄是“县城婚礼”,他有一个哥们开影楼,婚礼拍摄不断,影楼有一个背景是西湖玄武湖紫金山等等风景留影处,对对新人或西服或长袍马褂(复古风)或军服依次进入画面,手法与“病人”一模一样。谈到再往后的题材选择,王洪军说,他还认识妇幼保健院、法院、殡仪馆,我们兴奋讨论,找到定点位置继续不断拍摄。我当时兴奋想到,王洪军的未来影像创作之路,就是独树一帜成为一个县城记录兼观察者,将一个县城的生老病死一网打尽。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县城纪录片人”。

王洪军的故事后来走向是,回到金湖县城开始还有些消息,后来渐稀。某天发来封邮件,说头天晚上和一帮朋友吃饭喝醉吐了一夜,醒来恼怒自己拍片懈怠轻易向现实低头。再隔一久,又收到邮件说去朋友公司做副总经理,说等生活落定就专心拍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消息,但人还在邮件组中。

2010夏,民间记忆计划开始。我想起王洪军和我说过,他父母是从村子里挪到县城的,民间记忆计划会不会有可能把王洪军“捞回来”,我和王洪军写了封邮件说这个事,他回复说愿意的。但之后没有进一步具体信息传来。

这样就到了2012年底,南京独立影展把民间记忆计划片子作为专题放映,我和四个作者去了南京。王洪军知道消息,从金湖到南京,见到,脸圆了一圈肚子大了一圈,真的是一个“王总”。王洪军在南京和我们待了两天,沉默,寡欢,心事。说起他的生活,结婚,生了一个女儿。

南京一别再没见到王洪军,也音信全无。这是王洪军的道路,不管是他选择还是“被逼”,总是他自己的生活,旁人没必要评价。只是因为王洪军和草场地和我2008有过这么一段交集,并有过《贾医生的100个病人》这么一部曾经让我觉得觉得脑洞大开的“观念+实验”影像(以后在国外影展还碰到人问“那个拍Dr. Jia的人怎么样啦?”)。有时会假设地想,王洪军影像创作被阻,问题出在:王本人?我?草场地?

问题是,“王洪军”不是孤例。类似王洪军(参与草场地工作坊并完成片子然后消失)者,数下来还有:

宋田,《天里》(2006,获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处女作奖”),《花朵》(2008)

谢丽娜,《妈妈》(2007)

刘衡,《回到达县》(2008)

刘洋,《光头》(2008)

……

以上是2010之前,不包括之后,也不包括草场地之外和我有过交集的其他拍过片子的人,这个群数量更大,拍过一部片子即消失,或两部或三部后消失,总之“消失”就是跟下来的结局/命运。

九十年代初至今30年,多少曾经相当活跃勇猛影像创作者尔后消失者(各种原因或不详),我熟知部分并交往过密,才华超常,自信满满,目光炯炯,感觉未来的中国塔可夫斯基戈达尔大卫林奇正在冉冉上升……后来是,石落深堑寂静无声。

学者朱学勤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大意是,万马齐喑文革年代,民间底层暗藏一些思想者,虽人数极寡但真实存在过,思想传递一律在私底进行,比如谈论,信件,传单。这些思想者的存在是顶着坐牢甚至杀头风险(如“出身论”作者遇罗锦),可见那个年月的冰封雪冻,但“思想者”并没有被赶尽杀绝。九十年代至2000年左右思想界相当活跃并有影响力(自由知识分子类)的朱学勤说,当年他被启蒙就源于那些“民间思想者”。

朱学勤写这篇文章起因是八十年代过后进入九十年代,那些曾经的“思想者”几乎是集体失踪。朱感慨,文革那种严苛到风声鹤唳时代这些思想者都扛过来了,怎么冰消雪化(当然不是彻底)时反而消失了呢?朱在文中说他有一个冲动是“寻找思想失踪者”。

读朱文我也被唤起冲动去“寻找影像创作失踪者”。我还想过,我可以端起摄像机边找边拍边写,完成一部“寻找”片,可能还有一本书。

这事后来没有变成动作。原因是,我觉得费力伤神去找那些“失踪者”不如往前去“发现新生代”。“发现”不是荒野沙漠乱石滩中去“找”,是铺出一条路,道路逐渐延伸(建立)中,踏上路者一个跟一个,“发现”即在这个过程中。这就是民间记忆计划发端。

补充一句。我曾经也差不多跌入“失踪者”之列。前几天为《南方周末》写稿来采访的余雅琴说到2000年后我的影像创作跌入谷底,对之前的“纪录片”方式厌倦远离尚未找到新路,这个半沉半浮(实际是濒于沉没淹死状)持续差不多快10年,除一部告别从前纪录片路数的《操他妈电影》,就没拿出说得出口的片子。

所以我也几乎靠近另外一个“王洪军”。最终我逃避王洪军结局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民间记忆计划,我也成为“回村者”之一,回到云南我18岁(1974)当知青四年的村子,并完成《治疗》一片。我十年沉落后创作苏醒,唤醒者就是民间记忆计划。

这是我的影像创作沉落挣扎史。

2010是一个关键年头,我,水面挣扎,不甘心“沉没失踪”;他/她们,新一拨想踏上影像创作路的年轻人(80版居多)。

聚在草场地,比我年轻20多30岁人问我:应该怎么选题?

我问自己:我该如何跨过“继续影像”这道坎?

相同创作问题,落到新人和我这个濒于沉没“老人”头上。

2010之前,草场地与瑞士电影协会合作,每年两次瑞士纪录片导演带片子并做纪录片工作坊,巨大优点是,专业提升并带来开阔视野,定居日内瓦的以色列裔导演恩娜的“历史观”与“记忆点燃创作”是一个典型例子。草场地常发生的有开始但无终止时间的马拉松工作坊,有一天竟然持续到凌晨三点,焦点问题来自恩娜对面前中国年轻人的质疑:你们对中国最近60年(1949后)历史知道多少?

土改?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革?父母出生村子在哪里现在变成什么样?爷爷叫什么名字生于哪一年?奶奶呢?外公外婆呢?……大片空白,大面积沉默。

那天持续到下半夜的工作坊显露出“饥饿感”,对历史的饥饿,对记忆的饥饿,对寻找从前寻找前辈的饥饿,这种“饥饿”超过了对创作的饥饿,继而铺垫出当年夏天的“回村”之路,并命名“饥饿计划”。说法是,因为饥饿,所以我们上路。

以上是说了N遍的故事。是的,创作路无数条指向罗马。民间记忆计划明确的是脚下踩的这一条。所以每当碰上欲上车者都会被告知:这是一辆驶向“村子”的车,不会直奔戛纳威尼斯。就是告诫:别上错车,彼此不要浪费时间。

备有最大自由度的个人影像实现手段,身置历史悠久人生事态丰富广阔深不可测之村子,一个影像作者可以走多远并多深?

现暂无答案。不过路在走着。

我们这个创作群有在村子生于斯长于斯(最长70年)并拍了10多年的老村民作者(比如70高龄邵玉珍),有跟随民间记忆计划回村采访并创作10年(比如章梦奇)、8年(比如胡涛)、2年(比如郝永博)、1年(比如俞爽、高昂)……作者。每个人都可能是提供答案的人。

挑出若干个案说下——

邵玉珍,今年70,土生土长北京顺义沙子营村人,2005年参加草场地工作站村民影像计划,拍出自己的第一个短片《我拍我的村子》,以后持续拍下来,至今15年,以“我的村子”为题完成7部长片。她刚刚完成的新片《我的村子2020》,又是一部鲜明“邵氏影像”标识。“恐怖疫情”以它最日常方式潜入“沙子营2020”,邵玉珍以她惯有方式“打开镜头”记录,一种最日常人生和最普遍人性露出本来该有的样子。这是典型的“我拍故我在”之“邵氏影像”,片子看下去,在貌似“超自然”影像中,我感悟出一种“邵氏表现主义”

章梦奇,持续回村10个冬天,她正在自己回村第十部“47公里系列”影片剪辑中。或许十年是一个注定“转折期”,或许2020疫情“逼迫四季在村”并产生一种催化剂,2020的10月,在47公里有天晚走路,梦奇说她想到她未来的村子拍摄会是一种“编年史”方式。听到这种思路我脑子有爆炸感。

回村两个冬天并拿出处女作《告别19岁》的21岁美院毕业生郝永博,意欲挣脱“美院怀抱”走上回村创作“道路”,接下去“104岁太姥姥”是他的第二个创作攀爬台阶。让人乐观想象的还有,小博有想法在村子建立“郝赵庄博物馆”,利用自家闲置房子做场地,看得见摸得着的动作实现。“以行动带动创作,让自己的创作与村子现实改变卷入一起”,这是民间记忆计划的“在村实践与创作并行”方式。

还有一个创作案例特别值得提到,身处四川米易县城的洛洛,人过中年,退休,和影像和创作无关,照顾90岁父亲,疫情期间对病毒攻击担心害怕并至恐惧,表现为:父亲出外回来消毒鞋底,和外地女儿电话叮嘱;不敢去市场,不敢出门,不敢打开窗户,夜里睡不踏实,被各种恶念缠绕;恐惧发展到神经紧张,担心自己,担心父亲,担心家人,担心一切要担心的东西,并没完没了……洛洛是2020病毒攻击处境下普通人之一,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和洛洛有类似处境与心境。身处病毒攻击下的洛洛,与民间记忆计划相遇并学习用影像创作来帮助自己“跨越非常时期”,之后完成人生58年第一部影片《洛洛的恐惧》,一种“洛洛式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