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是2007年5月，受欧宁之邀，为他策划的“大声展”电影部分所作的导言。
独立电影的价值和意义，从来都是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获得。它对应着整个国家的电影体制和文化体制，以及这个体制生产出来的一切主流产品。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温和圆滑以及形式上的铺张，今天这些产品有多少是不空洞，不贫乏，不矫饰的？
独立电影正是要为电检时代的电影精神提供一个出口。它未必有更广阔的格局，但至少保留了更多个人的诚实和面对现实的勇气。它追求自由和强度，因此形成它的尖锐。
但创作的现实有时让人觉得软弱，尤其是近几年来的剧情片实践。独立电影当中，剧情片与体制存在着更微妙的关系，而体制意味着政治，商业，甚至是传统（那个传统存在，但没有盗版碟，创作就谈不上与它对话，而对于剧情片，这个传统是强大的）。即便这一次不在体制当中，审查制度也仍然在那里；若我们多年来关于电影的所有认识和经验都以它为前提，那真要摆脱它的影响是困难的。
何况多数作者，终究要走到那一步，所谓独立的方式，只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在现在的电影环境中，这种体制化的过程已成为一种制度，一条似乎是唯一的道路。尤其进入二十世纪，它的运转在加速，一个作者进行空间的过渡，常常只需要一部电影来完成。
并非要独立成为一种姿态，而在于那是否是一种真精神。真的具备了这种精神，在哪里其实都无所谓。问题是，那些强大和自信的自我，往往低估了那一套规训制度的效力。而对于尚未进入这套系统里的，也许已经在使用类似的话语了——以独立之名，所做不过是仿制；而它的有效，在于仿的越象，被收编的就越快。此外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遵循的其实也是一种常规尺度——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尺度其实是来自于主流经验的。
所以独立剧情片的想像空间，其实是逼仄的。它更需要以强悍和无所顾忌的精神，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去对抗一种明确的暗示或无形的标准：在当下的时代，那是市场，是一个虚妄的产业，是意识形态的限度和要求，是生硬的影像美学。07大声展将要放映的独立电影作品，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这样的勇气和自觉，自然是见仁见智。我看来的两端，是《马乌甲》和《北海怪兽》，前者最精致规整，后者最恣意。中间如《好多大米》，《下午狗叫》都自行其事，而《举自尘土》《草芥》，应亮的作品都在追求一种各自方向上的强度。
无论如何，这些作品作为个人话语的完整性表明了一种集体进步。它们还另外给人一种正在回归文学传统的印象，也许是偶然的。赵晔的作品改编自小说，张跃东和李红旗都与诗人保持紧密联系，而欧宁这样评论《草芥》“第一次在电影中恢复了八十年代的诗歌记忆”。中国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由来已久，也曾经获益良多，但文学中的骄傲和有时过分的自恋（两者可能是一回事）却是要小心的。
在这些大陆的作品之外，07大声展电影部分还容纳了马来西亚和香港新近的创作。马来西亚的电影新浪潮，大部分是华人导演和华语片，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却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陈翠梅和吴明金，其中两位年轻而最具作者性的导演，分别有一部长片（都是第一部），两部短片在大声展放映，其中既可见出他们自己作为作者的成长，又作为亚洲导演与在场的其他作者对话。陈翠梅作为其中唯一女性，尤其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