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Oct 2022
其实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表达：那些独立影像尤其是纪录片，在国内完成其生产和循环传播最为重要。
当然，这话是开放的，并非狭隘的认为它不能被别人看到。它作为经验，属于全人类。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共同体的问题。因为当年很多人拍纪录片，不是为了国际纪录片节去拍摄的，而是看到某个现实的片段，激发了拍摄的欲望。就像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某事，碰到某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们经常会说，这真适合拍成电影！
于是就去拍摄。在当年，很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共同体没有这么大，或者也不太会在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去经营叙事和语法。但它内心有一个想象的观众群。当它说到某事的时候，这个本土观众肯定会立马心知肚明，当它使用某个物象进行隐喻的时候，对方也能很快领悟到。
这样的片子很多，所以他在国内更容易被理解。而且，从社会效益上来说，纪录片所收录的那些人的生存状况，若被更多国内观众看到，会激发良性的社会互动，会让我们对于自己的现实具有更好的自觉性。历史自觉，当下自觉。
可惜这个方面多付之阙如。
我想起有一次为海外影展邀片，蒋樾、段锦川的《暴风骤雨》。蒋樾说，这个片子没有英文字幕。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没有做呢？他说，一个是没法做，片子中出现了大量的名词，比如“浮财”，“纠偏”，“砍挖”运动，这些概念人家怎么能懂？如果后面必须加上一长串的注释，片子就没法看了。
至于砍挖运动，笔者尚且弄不明白。上网查阅才知，是砍大树，挖财宝，也有的地方叫挖穷根。打倒富裕地主，没收他们的财富。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知识共同体的问题。中国的这部分知识，远没有被世界化，没有获得普遍的理解。我觉得有一些事件和知识是强势的，比如奥斯维辛，其中一些小暗语或者小动作，我们作为异邦人是可能理解的。也许是通过电影、小说等方式，它们成为了一种更能被普遍接触到的知识。我们在这个方面，做的不够。
导演告诉我，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也不想翻成英文。他说，我也不愿意那给别人看。一次日本的影展说要放这部片子，认为肯定可以拿奖。蒋认为，中国人的苦难自己消化，这个奖不算什么，我做这个片子是不得不做，不是成就自己。
综上，一方面，知识共同体有大有小，更大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的确是沟通的必要。另外导演也的确有自己更为隐秘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