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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large is the community?

13 Oct 2022


其实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表达:那些独立影像尤其是纪录片,在国内完成其生产和循环传播最为重要。

当然,这话是开放的,并非狭隘的认为它不能被别人看到。它作为经验,属于全人类。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共同体的问题。因为当年很多人拍纪录片,不是为了国际纪录片节去拍摄的,而是看到某个现实的片段,激发了拍摄的欲望。就像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某事,碰到某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们经常会说,这真适合拍成电影!

于是就去拍摄。在当年,很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共同体没有这么大,或者也不太会在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去经营叙事和语法。但它内心有一个想象的观众群。当它说到某事的时候,这个本土观众肯定会立马心知肚明,当它使用某个物象进行隐喻的时候,对方也能很快领悟到。

这样的片子很多,所以他在国内更容易被理解。而且,从社会效益上来说,纪录片所收录的那些人的生存状况,若被更多国内观众看到,会激发良性的社会互动,会让我们对于自己的现实具有更好的自觉性。历史自觉,当下自觉。

可惜这个方面多付之阙如。

我想起有一次为海外影展邀片,蒋樾、段锦川的《暴风骤雨》。蒋樾说,这个片子没有英文字幕。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没有做呢?他说,一个是没法做,片子中出现了大量的名词,比如“浮财”,“纠偏”,“砍挖”运动,这些概念人家怎么能懂?如果后面必须加上一长串的注释,片子就没法看了。

至于砍挖运动,笔者尚且弄不明白。上网查阅才知,是砍大树,挖财宝,也有的地方叫挖穷根。打倒富裕地主,没收他们的财富。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知识共同体的问题。中国的这部分知识,远没有被世界化,没有获得普遍的理解。我觉得有一些事件和知识是强势的,比如奥斯维辛,其中一些小暗语或者小动作,我们作为异邦人是可能理解的。也许是通过电影、小说等方式,它们成为了一种更能被普遍接触到的知识。我们在这个方面,做的不够。

导演告诉我,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也不想翻成英文。他说,我也不愿意那给别人看。一次日本的影展说要放这部片子,认为肯定可以拿奖。蒋认为,中国人的苦难自己消化,这个奖不算什么,我做这个片子是不得不做,不是成就自己。

综上,一方面,知识共同体有大有小,更大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的确是沟通的必要。另外导演也的确有自己更为隐秘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