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像创作,自由是一个动词。 30年影像创作,一路鲜花一路陷阱,若干次掉进再爬出。 “一个人影像”创作实现,是至少最近十几年我实践并竭力鼓吹之。 这些年写下的影像笔记,有我自己的创作,也有我非写不可的其他创作者片子。前者是我看自己挖地的样子,后者是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注视。

吴文光影像笔记61: 阅读素材:直观→一顿午饭及怀斯曼
阅读素材工作坊中被刺激的另一个例子是高昂拍的素材有加上旁白的小外公一家吃饭,我当时说我被打扰了,实际打扰得“很严重”,影响到我无法集中焦点去看吃饭过程中我感兴趣的任何一个细节。


吴文光影像笔记59:阅读“47公里2018”——章梦奇《自画像:47公里的窗》
说说片子的基本内容和构成,一个86岁李姓老人,坐在屋子火塘边,烤火,整部影片中他始终保持这一姿势(偶尔动一下身子,或火钳拨弄下火炭),室内陈设除一方桌(上面很显眼搁一排空掉的酒瓶)、堆墙边几袋粮食之类,差不多别无他物,一个典型孤老头的日常生活场景。对,屋内正面墙上有一张伟人像。

吴文光影像笔记58: 47公里的凝视 ——章梦奇《自画像:47公里斯芬克斯》
这是梦奇在“47公里”村子的第七部作品,是她自2010年初次踏入同一个村子,并连续7个冬天返回后讲述的第七个“47公里故事”。一个作者持续7年返回同一个村子不易,更不易的当然应该是每一年讲述的故事有什么变化深入递进展开。

吴文光影像笔记57:生生不息——章梦奇影片《自画像:生于47公里》
章梦奇今年回村,一个叫方媛的女孩正式进入她的叙述。说“正式”是之前几年梦奇的文字和镜头触及过她,但一扫而过,到今年,这个五年前还是一个15岁小女孩的人已经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20岁,两个孩子,所谓一个村子女孩的人生残酷,是不是也落实在某种“稀里糊涂日子”?

吴文光影像笔记56: 现实与残酷诗意——张焕财《我的村子2006》
张焕财,男,1960年出生,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史家寨乡史家寨村村民,2005年作为10个村民作者之一参加草场地工作站的村民影像计划。当时他45岁,中年了,转眼奔五张了。45岁以前的张焕财,一个典型的农村文艺青年+文艺中年的人生努力方式。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务农,也出外打工,煤矿、棉花地、货场搬运、建筑工地、装修……都是下苦力的活计。直到现在,已经拍了两部纪录长片的张焕财,作为作者和自己的片子一道去过北京那些高雅艺术场合放映,还有中大、北大、云大、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之类地方,但农闲季节,西安某劳务市场还是他常必须去蹲守之地,因为孩子:一个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和一个在读高中的女儿嗷嗷待哺等着他挣钱。

吴文光影像笔记55:DV如枪——村民影像作者贾之坦
贾之坦,男,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园艺场村村民,生于1951年,三个现在依然还在继续拍摄的男性村民作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今年58岁。常自称“年近60”,从进入村民影像计划被称作老贾。

吴文光影像笔记54“非正常死亡”背后——章梦奇《自画像:47公里之死》
《自画像:47公里之死》是章梦奇进入民间记忆计划的第六部片子,也是她回到父亲出生村子拍摄的第五部片子。对于一个保持每年返回同一个村子的创作者,一个巨大的挑战一般会在第三个年头出现,就是——
继续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动力何在?

吴文光影像笔记53: 愤怒的村子和愤怒的王伟
山东村民作者王伟的第二部纪录片《我的村子2007》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片秋后变黄的玉米地,玉米地旁是一条土路。镜头是王伟站在自己养鸡住地(位于村边)的门口小坡上往远处拍出去的。这类镜头在王伟片子里经常出现,只是因季节、天气或早晚不同画面内容有异。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生活常态之一:喂完鸡或吃完饭溜达几步到这里。某些时候,会端起DV机拍一下。

吴文光影像笔记52:大地影像——张焕财《我的村子2006》
村民作者张焕财的新片子《我的村子2008》完成了,在2010年的第一天看,4小时长度。2009年5月焕财就做完初剪后我就看过一遍,当时还有老贾,我们三人看。焕财在旁边“翻译”着片中人的方言。现在看有字幕的版本,明显更容易理解片子了。两次4小时观看,总共8小时,中间间隔7个月。我人生中的2009年,两次跨过焕财2008年的生活和他的村子。

吴文光影像笔记51:沙子营,记住!——邵玉珍《我的村子2011-2016》
10月1日,秦家屯,邵玉珍新片定稿放映。家在北京顺义沙子营村的邵玉珍,自2005年参与村民影像计划,拿起DV完成第一部短片《我拍我的村子》,当年55岁。之后继续在村里拍摄, 至2012年,以“我的村子XX年”为名,完成五部纪录长片。

吴文光影像笔记50“老湖南”贾之坦——看《“一打三反”在白云》
贾之坦最初参与村民影像计划,他的焦点问题是:是不是要拍电视上那种“焦点访谈”片子?要不要把拍的片子给CCTV?在老贾完成他人生的第一个纪录短片《采石场》后,诸如此类的“主流问题”被他跨过去了,之后三年连着完成了他的三部纪录长片《我的村子2006》、《我的村子2007》和《我的村子2008》,在这三部片子拍摄过程中,老贾从“主流”跳到另一个极端,变得“非主流”了,甚至可以说比“非主流”还“非主流”。

吴文光影像笔记48:时间 ——《度过》剪辑笔记2
先说一个我比较钦佩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谢德庆和“一年”说起。谢德庆,台湾人,和邵大姐同年出生于1950。70年代他以特殊方式到美国纽约(做远洋轮船船员停靠美国,跳海偷渡入美)。谢德庆的行为艺术作品“一年”,如把自己囚禁在一个铁笼一年,如与一个女性(也是艺术家)用一条铁链拴在一起一年,如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一年。

吴文光影像笔记47 : 围困 ——《度过》剪辑笔记1
《度过》出自我2020开始的“影像日记”。第一部做出来的片子叫《度过1章:围困》,素材来自记录于2020年1月下旬至2月末因疫情我独自困于昆明家中的影像记录。这部片子可以看作是我对即将过去的“2020”的一个交代,它也是我影像创作30年中的一个意外。我最近10年(2010年后)差不多每部片子出来都属“意外”,《度过》是意外中的意外,即在“最无创作之心”状态下完成。


吴文光影像笔记45:创作与持续(之3):修改·动机位
昨天(7月6日)晚上,胡涛片子《宠》二剪放映讨论工作坊。胡涛这部片子是去年的创作,做过初剪,自觉没有过关,今年拿出二剪。“二剪”是对初剪(初稿)的修改,不管是大改中改小改,都是一部片子创作的持续。我就把谈胡涛这部片子的修改放在这个笔记系列里,题目就叫“修改”。估计会写成若干篇,“修改”毕竟涉及创作诸多议题,属“创作与持续”的敏感点。

吴文光影像笔记44:创作与持续(之2):度过·位置·定位
创作上路与持续永远都是“创作路上”的伴随问题。第一部作品完成不代表以后顺风顺水走下去,可能相反的是,第二部包括第三部会是巨大的挣扎(创作经验谈有“第二部第三部比处女作更难”,尤其是第一部作品很响亮出彩的话)。经验谈,一般来说头三部作品会是一个作者立住脚稳住的第一阶段(五年左右)。有了这一步,接下去就是朝“成熟作者”迈进,大概又需要三到五部作品(五年到八年)。


吴文光影像笔记42: 《自传》影像剪辑笔记(续1)
《自传:挣扎》片子初稿拿出,如地洞钻出来。过程中的挣扎煎熬只有自己体味。这种创作真的就是一个打洞的过程。终于从一个自认为的洞口探出头来,一番感慨是有的。


吴文光影像笔记40: 阅读记忆
我的三天剪辑时间,做了新片的开头(三分钟左右),使用素材是我对我母亲的采访。我母亲在世时我总共采访过她两次,第一次是1994年,录音采访,当时采访是为了写有关我父亲的那本书,第二次是1999年,录像采访,也是同样目的。两次采访我母亲都说到我的出生,让我吃惊的是,第一次采访时我母亲讲到一个“秘密”,我吃惊是因为这属于难以启齿的往事,我母亲居然就讲出来了。

吴文光影像笔记39:谈话即道路为——《大地行走对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的跟踪访谈与调查报告》书写序
“谈话即道路”,我把我喜欢的这句话比喻黎小锋、贾恺的书《大地行走:对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的跟踪访谈与调查报告》。该书由“跟踪访谈”和“调查报告”两部分构成,按我的理解,前者是“铺路”,以谈话铺就一条路,把读者引入到纪录片作者面前,倾听他们来自现实与创作现场的的讲述;后者类似“实验室”,存在于这个环境下纪录片人当下生存状况、创作轨迹、可能性的道路延伸或终止、以及伴随其间的情绪和希冀,被分门别类安放在设置提问中。就后者而言,依个人经验,我是头次读到这么一个把体制外(独立制作)和体制内纪录片人“溶于一炉”的“调查报告”。

吴文光影像笔记38:影片七部,现实七种
2018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TIDF)有七部大陆纪录片入选,分别是:《独自存在》(导演:沙青)、《表现主义》(导演:徐若涛)、《神经2》(导演:李红旗)、《生活而已3》(导演:魏晓波)、《团鱼岩》(导演:萧潇)、《上阿甲》(导演:晋江)、《偷羞子》(导演:胡涛)。

吴文光影像笔记37:局部与放大——朱声仄 《又一年》
介绍《又一年》一片,可以一句话就说完:一个武汉打工家庭一年里13个吃饭时间。从影像构成方面说,是13个固定镜头,顺序是1月到12月,最后一个是轮回到次年开端。



吴文光影像笔记34:创作与持续(之1):选择·定住·剧场
“创作与持续”笔记,去年开始写,既在乎新作者第一部处女作片子创作,也涉及作者“创作力强度与精度”(不只是“创作持续”)的“创作生命力”。这个笔记不是天马行空谈理论谈概念,也不追着大师分析名片(不是我专项也非兴趣),只专注“一起行走者”创作动态和轨迹走向(不是“视野狭隘”,只是时间精力有限)。

吴文光影像笔记33:沙子营,记住!——邵玉珍《我的村子2011-2016》
10月1日,秦家屯,邵玉珍新片定稿放映。家在北京顺义沙子营村的邵玉珍,自2005年参与村民影像计划,拿起DV完成第一部短片《我拍我的村子》,当年55岁。之后继续在村里拍摄, 至2012年,以“我的村子XX年”为名,完成五部纪录长片。

映后——写在2021.9.24草场地周末线上B站直播后
9月24号周五晚上草场地周末B站线上直播轮到我的片子《调查父亲》,直播放映最高观众量为2150(B站记录)。映后交流聚集到我们的老地盘腾讯会议室(参与人数最多为68)。主持梦奇说了开场白后给我出场铺路,我说的第一句是,“创作是幸福的”

吴文光影像笔记31:生生不息——章梦奇影片《自画像:生于47公里》
章梦奇今年回村,一个叫方媛的女孩正式进入她的叙述。说“正式”是之前几年梦奇的文字和镜头触及过她,但一扫而过,到今年,这个五年前还是一个15岁小女孩的人已经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20岁,两个孩子,所谓一个村子女孩的人生残酷,是不是也落实在某种“稀里糊涂日子”?


吴文光影像笔记29:与其朝粪坑扔石头,不如转身去种一棵树
用这个做小标题,有点长,借以表明我的心境。今年冬天开始的回村期间,由梦奇从47公里发来的老人回忆与现状描述,谈论到“废墟”,姑且算作一种“现实认识论”吧。作用之一是,对之前和现在、包括以后可能发生的现实有足够认知和理解,肯定不会就此心平静气,但至少不会惊悚、出一身冷汗、灰心丧气觉得是世界末日等等。

吴文光影像笔记28:阅读村子:记忆→恐惧,废墟,遗迹,生长,飞翔
章梦奇的村子笔记“江家湾,重读记忆”,开头写到抄录6年前(2012年)的一个采访,引用被访人王老人谈及“土改”时自己境况:当时7、8岁,爹妈离世,孤儿,与奶奶及叔叔过日子。

吴文光影像笔记27:张焕财
我人生路上有幸认识一些人,张焕财是其中一个。焕财对我的“有幸”是,一个读中学就胸怀汹涌文学野心的陕西史家寨青年,身居乡野一旦摄像机落在自己手中,立马死死握住,屏住呼吸,镜头盯住周围乡党包括自己老婆,8年时间里成就出6部长片构成的“我的村子”系列。我的创作在2010年前后转向,刺激因素种种,包括焕财在内的“村民影像”是其中之一。

吴文光影像笔记26:宋庄放映《调查父亲》
2016年我做完的片子《调查父亲》,第二年4月中旬在北京宋庄放映,放映是个周六下午。在独立影像放映变得稀少的现在,宋庄依然是一个根据地。我是把这次放映“当作一个事”的,这么说的原因首先是,我有了个新片,终于难得地在身处这个环境里找到和观众见面的地方。


吴文光影像笔记24:影像作为一种写作①→“小说”,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回到笔记开头的“小说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或“影像写作”,或“影像散文”,或“影像小说”——没有答案。
“小说”,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摘抄一句有关小说的说法(我喜欢的一种):小说是把不可言传之事推到极致。

吴文光影像笔记23:影像作为一种写作①→从小说说起
我是越来越觉得(至少最近15年),高谈“独立影像”不如追求“个人影像”。所谓独立影像(曾经被称“地下电影”,我经历的90年代)说白了就是某种意识形态商标(外衣),一些人愿意使用(论述言说习惯,我看作是学术偷懒,习惯沿用“地下”“被封锁”“反抗的权力”等等情景假定。我给一个“中国独立影像XX周年”研讨会拟的发言题目是,“独立是一个动词”)

吴文光影像笔记22:一只猫及日常,谈话即道路
章梦奇的“素材阅读:何老人的若干场景”,写了47公里村子一个大病初愈后老人的三个场景,读后,有感觉,跟着写,算是对一个作者的素材阅读的“再阅读”。

吴文光影像笔记21:记忆,探寻,细节
翻过2016年,民间记忆计划的冬天回村拍摄开始。2010年夏天民间记忆计划起步,每个冬天是参与者返回自己村子的拍摄时间,2017年是第七个冬天。

吴文光影像笔记20:飞了
我所历经的“纪录片制作”,起步首先是“题材寻找”——故事?人物?政治?涵盖?意味?新奇?抢眼?“中国式”?一枪十环?可以这么说吧,我的整个九十年代的纪录片走过,都是这类故事串起来,概而言之,“纪录片泥塘或困局”。我不敢代表其他纪录片人,只说我自己。

吴文光影像笔记19:俞爽的黄婆滩
“草场地周末放映第10场”是俞爽新片《黄婆滩的老妹妹》,映后讨论气氛之热烈投入,关键议题切入角度别致到位,按我个人观感,是“周末放映讨论”以来难得遇到。是不是“草场地周末B站放映”轮至10场(1月末至今十个周末)累积而有成效?

吴文光影像笔记18:跨越恐惧并飞翔——看洛洛《洛洛的恐惧》初剪
看完洛洛第一部片子《洛洛的恐惧》初剪,在想一个问题:“洛洛”这个词,是不是有可能从一个单纯的人名转换为某种特殊指代,比如“洛洛的恐惧”(危机中无法逃避之情绪),“洛洛的飞翔”(跨过超越阻碍屏障),以及“洛洛的……”由此延伸下去,“洛洛”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创作专属之词。

吴文光影像笔记16:一种传奇——看俞爽新片《黄婆滩的老妹妹》初剪
我在一篇笔记中写到小爽片子有一句,“如果‘黄婆滩”片子给我们看到江南绍兴一个料想不到的叫黄婆滩村子的人间秘密与传奇”,这句中的“传奇”二字让我觉得写笔记冲动。明天晚上,就是我们亲爱的小爽亮相她的“黄婆滩的老妹妹”(我爱死这个片名啦)时刻,我有冲动写文迎接这个美丽时刻。

吴文光影像笔记15:剪辑小分队——2020民间记忆计划创作总结之二
上篇笔记“阅读素材工作坊”实际写的是“2020民间记忆计划创作总结”,这篇写“剪辑小分队”算作是去年创作总结之二。我迫不及待要总结“剪辑小分队”这个今年我们的“重大发明”!在我们这个各自独立作者聚集一起的创作群,如何实际体现出更有效互助互进帮助(比如剪辑),“剪辑小分队”这个东东出现真是太奇妙啦!

吴文光影像笔记14:阅读素材工作坊
总结民间记忆计划创作群“2020度过”的主要动作之一,是“阅读素材”工作坊。之前说过,“阅读素材”作为工作坊来做,是我们头一遭。我甚至还想过,也许是世上头一遭。倒不是我热衷“开创”追求“第一”,事实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人会这么做:一群人,一个跟一个,琐碎并海量影像素材拿出来,一段段,逐个看,分析并讨论,每周一次,持续五个月。

吴文光影像笔记13:高昂和她的焦邢庄(之二)
笔记写到“3”,高昂去年六月“焦邢庄”三剪观看后工作坊讨论。“三剪”版和头一年秦家屯看的那版最大差别是,上一个版本主题是有关“土地轮转”,即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与变迁,一个巨大并复杂的当下农村问题。依我理解,这是一种典型“主题先行”或“题材捕获”纪录片操作手段,有一个想法(或找到一个题材)并切合(或靠近)自己对社会认知与判断,于是开干(田野调查采访收集资料素材拍摄等等)。

吴文光影像笔记12:高昂和她的焦邢庄(之一)回望
今天是2021第11天,我新一年笔记写到“第八”。11天写三篇,符合我心意以及自我要求。“我心意”是指,我活在一个有内容有得写并想通过写彼此互动撞击的伙伴群中,一年写360篇也不嫌多;“自我要求”是,思想是把常磨常新的刀,不然就钝就生锈,落满灰尘还不自知其实什么都切不动。我的经验是,思想最佳之磨就一个动作——写作。

吴文光影像笔记11:登陆
这篇笔记写我们这个周五以小博的《告别19岁》开始的“周末放映”,值得笔记(记录)下来的属于我们2021的新动作。

影像成为写作,自由是一个动词——为“影像写作”工作坊开启而写笔记 笔记5:初演
有一个剪辑软件叫premiere,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它并用它。我是premiere标准老用户,1998年开始,用的是1.0版本。那应该是premiere的最早版本,我现在回忆起我最初用它时的心情,可以用“狂喜”形容,就是那种沙漠上终于碰到一眼泉水。

影像成为写作,自由是一个动词——为“影像写作”工作坊开启而写笔记 笔记4:构成
影像写作”在工作坊中落到实处,用什么内容构成?
我一直以来的看法是,创作是不可教的。不过可以切磋交流然后催生,工作坊即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所以我一直把我在大学或电影节或艺术机构相关影像创作交流叫“工作坊”而非“开课”。

影像成为写作,自由是一个动词 ——为“影像写作”工作坊开启而写笔记
笔记3:道路
“影像写作”工作坊之“热身谈”,谈了“立意”、“指向”,意识到有一个话题不能绕过去,此时此地展开的“影像写作”实践与探讨是有所指的,或者说是有具体背景的。
一句话,不是泛指不是概括不是普遍真理,是落在实处双脚踩住的民间记忆计划。
此为“道路”。

影像成为写作,自由是一个动词 ——为“影像写作”工作坊开启而写笔记
笔记2:指向
顺着上篇笔记,由“立意”谈“指向”,即“影像写作”可能会导致什么样“意想之外”的作品出现。

影像成为写作,自由是一个动词——为“影像写作”工作坊开启而写笔记
“影像创作”工作坊,草场地工作站之民间记忆计划创作群常年保持创作训练方式之一。
2021年1月将开始的新一轮工作坊,主题为“影像写作”。

邵氏影像及邵氏“表现主义”
“邵氏影像”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拍摄方式决定影片构成”,所谓“剪辑”就是把来自邵大姐镜头所拍素材搁到剪辑工程文件上就行了。

一个舞者自画像及三代女人故事忆
《自画像和三个女人》影片开始,一个手持电筒的舞者走进排练场,下一个画面,镜头透过舞动中的双腿,看到舞者的脸,她在自述:“我要做一个作品,这是我的第一个舞蹈作品,和我自己有关系的一个作品,作品的名字叫《自画像》。”

沙青《独自存在》:思考激活记忆
沙青以前的片子我都没看过,《独自存在》是我第一次看他的片子,属于那种不管不顾的任意妄为之作,和常规纪录片常见的“人物”“事件”“冲突”“故事”完全不搭界,一种近乎于自言自语的影像方式

邵玉珍,一个把手里DV当作武器的农村妇女
2005年,一个叫作“村民影像计划”在草场地工作站开始,有来自9个省市的10个村民作者从寄来的申请报名中挑出来参与其中,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一部拍自村里的短片。这个计划继续下去,到2010年时,还有邵玉珍、贾之坦、张焕财、王伟四人一直拍摄,并各自完成三部纪录片长片。

我和《治疗》
2000年前后,我回昆明,在城外买了房子,接我母亲过去住。以后这个城里的老房子就一直空着。2007年夏天,我88岁的母亲去世。料理完我母亲后事,我回到尚义街6号老家。回老房子是要找我18年前去世的父亲的墓穴证,去墓地给我父母安排合葬墓要用。